列文森奖获奖图书，周锡瑞、怀默霆、周黎安重点评介
了解中国经济史和明清以来中国史的经典著作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作者：黄宗智
大学问出品
书号：978-7-5598-5304-2
出版时间：2023年2月
定价：98.00元
本书为黄宗智扛鼎之作，是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当代中国发展和明清以来中国史的经典著作。书中基于满铁资料等大量史料与作者实地调研所得资料，对明清以来江南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特点做了深入考察，探讨了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问题，尤其就中国江南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给出了极具深度的解释。全书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展和完善了“农业内卷化”这一核心观点，揭示了江南小农家庭从明清到改革开放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去内卷化”发展。本书曾获列文森奖。
本书特色
1.“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获奖图书，长销30年的经典之作，周锡瑞、怀默霆、周黎安重点评介，《美国社会学学刊》《开放时代》等发文评论，“实践社会科学”系列008号图书。
2.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得主、“超级教授”黄宗智扛鼎之作，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当代中国发展和明清以来中国史的经典著作。
3.探讨了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与如何认识中国的关键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商品经济远较华北活跃的江南没有实现向资本主义的跨越？为什么江南的小农家庭生产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能够取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基于西方经验的各种社会科学“规范认识”有哪些局限？
4.发展和完善了“农业内卷化”这一核心观点，揭示了江南小农家庭从明清到改革开放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去内卷化”发展，既澄清了之前的历史，也照亮了现代。
5.独特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全书以有实地调查资料的8个村庄和作者实地调查的6个自然村为考察对象，以明清至20世纪80年代为考察时段，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两方面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中观研究，既是一部经济史，也是一部社会史。
6.基于丰富详实的史料，对中国小农经济做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研究。全书深度利用满铁资料，系统运用传世文献和实地调查所得资料，由经济领域进入社会政治领域，指出江南在改革开放前的农业内卷化和社会分化现象，以及改革开放后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发展。
7.全新再版，精心校订，作者新增长篇《合序》作为导读。
试读
1.内卷型商品化
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内卷型增长并未采取仅在水稻栽培中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的形式。长江三角洲的水稻产量不像吉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中提到的那样，可能无限制地提高。它们在南宋和明代早期已达到高产台阶。自那时至1950年以后开始引进新的投入，水稻产量极少或毫无增长。面对日益增加的(对土地的)人口压力，人们不得不寻求不同的出路。
那里所实行的是日益转向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生产，尤其是棉花和蚕桑。我们过去未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变化的性质。我将证明这些经济作物是通过使用更多的劳动力而得以生产的，它们带来了较高的单位土地面积的总产值，但这是以较低的单位工作日平均收入换得的。基于这些经济作物之上的商品性，家庭手工“副业”的增长也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副业生产通常带来比“主业”农作更低的单位工作日报酬。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由成年男子在闲暇时间从事，但在更大程度上由妇女、儿童、老人承担。这些劳动力极少或根本没有市场出路。
由农村生产家庭化支撑的高水平内卷型商品化的结果之一，是家庭农作战胜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业，原因是经营式农场不得不主要依靠按照通常的市场工资付酬的成年男子。一个使用纯报酬远低于通常市场工资的家庭闲暇和辅助劳动力的家庭农场能够承受远为高的劳动密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农场较高的毛收入和较高的土地价格(或“地租”)。这一状况恰亚诺夫在分析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农场相互竞争中已有暗示(Chayanov，1986\[1925\]：115—117，235—237；亦见黄宗智，1986)。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手工业。长江三角洲的手工业与近代英国和西欧那些成为后来工业化跳板的茅舍工业围绕着“原始工业化”问题有很多争论(Mendels，1972；Medick，1976；Levine，1977；Kreidte等，1981；Ogilvie，1985)。有各种型式被论证，包括茅舍工业是内卷型而非后来工业化先驱的例子。我这里指的是那些成为工业化先驱的茅舍工业类型。的关键区别在于，它的劳动报酬令人难以置信地低，以致无法单独以此维持生存。手工业与家庭农业紧密结合，依靠家庭的闲暇的、没有市场出路的劳动力作为辅助，而不是替代农业的一柄拐杖(黄宗智，1986：202—204)。
家庭生产与市场化部门的并存，连同它们不同而又相互渗透的逻辑，产生了一个不能简单地用舒尔茨的充分竞争的要素市场模式去理解的部分市场化的经济。这种两重性从劳动力市场，一直延伸到商品市场、土地市场和信贷市场。
2.帝国主义与农村内卷化
长江三角洲的内卷型商品化甚至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继续。为供应新型的中外纺织厂而增产的棉花和蚕茧生产，以及因机纱而成为可能增产的手织棉布生产，同样像明清时期那样依赖未利用和未充分利用的小农家庭劳动力。当然，农村生产的进一步家庭化为小农家庭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仍与以前一样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减为代价。就像较早时候的商品化一样，伴随着国际资本主义而来的加速商品化没有带来质的变化，而只是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内卷化。
这并不是像一些“经济二元论”(例如Hou，1963；Murphey，1977)所坚持的那样，农村经济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相反，农村棉花经济由于棉花、纱、布三位一体的旧有家庭生产单位的分解而根本地被改造了。许多农民把自己的原棉卖给城市工厂，而买回机制纱来进行织布。这样幅度的变化发生于棉花经济那样的基础性生产领域，几乎触及了每一个小农家庭。很清楚，农村经济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即使是经历了结构性的改造，它仍然沿循着家庭化和内卷化生产的道路而进一步演变。
这一事实部分由于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中牵连到的感情和政治的因素而被漠视。学者们要么强调国际资本主义的刺激作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要么强调它的破坏作用来指责帝国主义。然而在更大程度上，这一事实也为基于英国古典经验的共识所漠视。本书将提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发展并不像经典模式所预言的那样与农村的质变同步。事实上，近代城乡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成为革命的号召之一。要分析帝国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实际状况，我们应从城市发展与农村内卷化矛盾地同时进行的角度来思考。
3.集体制下的内卷化
内卷化甚至在集体化与农业的部分现代化之下持续。由于解放后的国家政权对商业实行严厉控制，农业密集化和内卷化不再采用商品化的形式，但变化的实质内容仍然是内卷化。集体化组织与家庭生产一样具有容纳过剩劳动力的组织特征：它不会也不能像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解雇”剩余劳动力。这个问题又因国家政权僵硬限制农业外就业而加剧。无论如何，国家政权是得利于内卷化的，因为内卷化使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极大化，从而使国家能征收的数量极大化。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严重递减并不直接影响国家利益。
现代投入的引进没有改变这一根本的状况，生产率的提高为来自劳动力极端扩张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所抵消，先是由于大量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继而由于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新一代长大成人，参加劳动。到30年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后期，中国农民的大多数继续在仅敷糊口的生存线边缘生活，丝毫未接近于与现代发展相应的生活标准。
由于先验的经典模式，集体制下内卷化的事实再次被漠视。新的中国革命领导人像斯大林一样，设想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会导致质变性的发展，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一样，设想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分化，而小规模家庭生产只能是落后和前资本主义的，唯一的道路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政治理论的力量是如此之强大，而集体化重组是如此之迅猛，以至使我们的注意力从仅敷糊口的农业生产这个基本状况的延续上转移开去。
作者简介
黄宗智，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1966年始任教于UCLA历史系，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2004年荣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等。
目录
新版合序
中文版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一编 1949年以前
第二章 长江三角洲的生态系统
第三章 商品化与家庭生产
第四章 商品化与经营式农业
第五章 商品化与内卷型增长
第六章 农民与市场
第七章 帝国主义、城市发展与农村内卷化
第八章 两种类型的村社
第二编 1949年以后
第九章 旧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造
第十章 集体、家庭与副业生产
第十一章 农业的增长与发展
第十二章 乡村工业化
第十三章 乡村发展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
第十四章 半农半工的村庄
第三编 结语
第十五章 一个总结
第十六章 几点思考
附录
引用资料
约谈村民
引用书刊目录
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
——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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