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守飞博士《公共证成如何可能》一书自序

作者 | 孙守飞

《公共证成如何可能》是我的第一本书，它是在我2018年写就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修订而成。时隔4年之后，我不知道，这种回访和再现是否又一次让时间之神蒙羞。我只是由此相信了一个出自电影《大话西游》主题曲里的句子：“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是的，任何人的“一生所爱”，都很难“变改”，尤其是当这种忍不住的动情和关怀，被嵌入了一种三思而后行的实践理性。我想，时间之神对此也无可奈何，可发出奈何之叹的只能是人，无法心安理得之人。因为，他们或许会如我一样，就算“西游”一场而后“取经”成功，但对那些取来的泰西经书——这里主要指称本书的两位传主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煌煌巨著——实在念得头大，抑或，没有真正念好。不过，既然事已至此，我还有变改当初“一生所爱”的可能吗？我只能这样确定：在本书当中，所念的那些“经”着实是很好的。尽管它们被我的前半生聚合论证在一处，但是，它们能否在其间找到一种反思平衡，之后经由共识论证而“心有安处”，这依旧是一个公共证成如何可能的问题。

显而易见，本书所采用的进路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它不同于以人物为中心。这二者的不同之处,可以用这样的比喻来陈述之：问题仿佛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中的“大路”，而人物无论是否（愿意）抵达“罗马”，是否像维特根斯坦一样宁可停留在原地不动，这条共通的“大路”就在那里。在我看来，只有问题才可以携带着人物，在思想-学术的“奥德赛之旅”中砥砺前行，而非相反。按照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第一版序”的最后所讲，本书以问题为中心的这种进路，其实也是一种诉诸清晰性的信念，“它既仔细探讨个别的形式，同时又宏观把握整体，它重视人们的联合，同时又关心人的自由发展。”在这里，我想不自量力地和他一样，打算将这种综观理解的信念赋予本书，赋予未来。

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勉强自认一点：通过本书，通过对“公共证成如何可能”这个问题的“阐明”（Explikation），我没有被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这两个实践哲学史人物所制造的理论漩涡或思想黑洞裹挟而去。在本书的写作之初，我在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之间不停地摆荡，仿佛自己就像拔河比赛中间的那个红绳，被他们势均力敌的角力相互撕扯，最后担心被他们撕扯成碎片，再也看不见一个整全而又独立的自己。不过，当我以公共证成问题为中心来统携他们二人之争，并让这个核心问题携带着他们走进我编织的“意义之网”，我再也没有了当初那种何时才能看到天明、又何处是个尽头的绝望之念。我想，本书的完成，至少已经做到了将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重铸在一起。他们二人之间的争论，就像两块带有磁性的铁矿石，而本书所作的，不过是将它们回炉再造，熔铸成一体。这一“体”可以说是已然成形有容的本书，也可以是出于本书内部所要回答的价值多元时代的基本问题：我们的政治关切究竟如何是好？是否需要诉诸方法论自觉，我们才能在拥有多样性解释视角的世界观之外，界定出一种规范的政治观如何为对？

具体说来，对上述一阶问题的回答，本书首先从罗尔斯的“政治转向”开始，把他在“政治性观念”和“整全性学说”之间做出的二元论区分，作为本书的立论基础。不难发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意图，是想让他建构出的政治正义观念，成为一个稳定而统一的良序社会的“公共证成”的基础。公共证成，是他非常在乎的一种最合乎理性的政治理念，它横亘在“原初状态”和“重叠共识”之间，并以此来说明政治正义的观念可以中立并优先于整全性学说。但是，哈贝马斯认为罗尔斯的公共证成过程，由于只是具备观察者和参与者这两种视角，而缺少一种堪为不偏不倚的第三者的“道德的视角”，因此他的政治正义无法做到公平，而难以赢得“重叠共识”，更很难为这个多元社会提供一种共同的基础。就算它在其理论内部是有证成的，但一旦到了应用之阶段，很难被拥有多样性视角的公民去实际接受。由此，本书主要撷取哈贝马斯的道德视角，去补正罗尔斯的公共证成之不足，并试图在一种“基础与视角之争”的解释框架之内，来审视这次“家族内部之争”，到底可以带给我们怎样的方法论自觉之意义，从而让我们更好地去描述或表达自己的政治关切。最后，我们又回到康德的实践理性传统，让他们二人一同接受康德的检验。这种检验或许可以告诉我们，要想实现一种真正的政治自主和政治成熟，须重新诉诸“理性的公共运用”而不是被罗尔斯建构出的单纯是政治意义上的“公共理性”，把启蒙——其可以包括证成和对话，学习和批判——进行到底。

上述即是本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在其间，并不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原创性之思有二：一则是认为，我们的政治关切如果要想成真为对，不能没有方法论自觉。在这一点上，我和哈贝马斯同在一种认知的立场上，反对罗尔斯为证成一种政治正义观而采取的认知节制或理论退让之策略。二则是，我从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之争的一阶问题中，发现了“基础与视角之争”。虽然现在展读此书，我已经不太满意这种解释模式的“认知意义”（卡尔纳普语），没有被我更好地阐明出来；但是，我坚持认为，这种解释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政治的方法论或认识论，而有所助益于时代问题和芸芸众生之一二。在这里，如果按照卡尔纳普的“第二版序”中所说——“一切命题都是外延的”——继续检讨这种自我合法化的有益或有度的“基础与视角之争”，“基础”（概念A）和“视角”（概念B）看上去似乎并不具有“同一外延”。不过，如果我们将一种认知的视角转换到更高的“普遍语用学”领域，而不是限于一种基础主义的政治语义学牢笼，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基础”与“视角”同等而观，至少能做到如密尔所说的“联系起来看待”。借助一曲《传奇》之歌里的句子，如果我们能站在人群中之外（延），“多看了你一眼”——这里的你可以是概念A，也可以是概念B——，就可以发现在“你”和“我”之间的同一性。不难理解，我们的外延，可以同一于“布拉格之恋”，也可以同一于“普通读者”，更可以同一于一种人类难以回避或挥之不去的政治认知形式。

这是一种普遍可接受的认知事实，也是一种关于政治的建筑隐喻：无论什么人，能走到哪里，他（她）的身心，都需要一处安放的居所，不能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任何房子都建在某一块地基之上，至于如何建造它——是拟用哥特式建筑风格，还是采取一所四合院建筑形式，抑或，让这所房子容纳一种合取命题：“古今一体，中西并用”——这已不是地基厚薄或远近的问题了。就算地基的物理位置“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但谁又敢说：一块偏野之地，就不能在其上平地起高楼了呢？何况，古人陶渊明，早就有过如是廓然之问：“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本书于此心有戚戚，愿以“各得其所”一语共勉之。

最后，似乎想说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是，这些“想说”不能再成为本书或本书之前言的“范围问题”，带来更多的“判断负担”。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如是说道：“有一些应保持沉默的好的理由。但是，全面地看它们不可能是有效的。无论怎样想象，在没有任何表达的情况下，我们将失去与善的所有联系。我们将不再是人类。最严厉的沉默禁令，只能引向特定类型的表达，而必须不伤害其他的表达。问题是规定哪种。我们的问题随之回到对我们的性质差别感的平淡的描述性表达上。我们应当为了道德思想而试图恢复它们，还是最好让它们保持在内隐的忘却之中？”对于他的这个表达问题，我在这里只能保持沉默。恢复也好，忘却也罢，说什么首先是说自己。在博论终于成书的尾声处，我只有一句话，想对另一个已完成的自己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孙守飞于川北比量室，2022年11月11日补正。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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