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七年的一份奏折里，御史孟戈尔代将天津称为“行盐之所”，也就是长芦盐运销活动的中心枢纽。天津之所以能有这个地位，主要得益于此地发达的水上交通。素称“九河下梢”的天津拥有通向京城及直隶省腹地的水道，这些水道在眦邻天津城的三岔河口交汇，经由海河通向大海。盐商凭盐引从盐场购盐后，方便运到天津存储、转运，然后运往各自的引岸销售。盐务官员也可以借助天津的水运要道设置关卡，方便对引盐进行查验和监督。
清代康、雍、乾、嘉时期，天津先后出现的大盐商家族有抚宁张氏家族、宛平查氏家族、朝鲜安氏家族、皇商王氏家族、皇商范氏家族、凤台王氏家族、鄞县王氏家族、海宁查氏家族等，前后相继，连绵不绝。他们动辄拥有十几二十几处引地，无论从财富、势力还是与政权阶层之间的关系来看，清代前中期的天津盐商都非清代后期盐商可同日而语。这些大盐商家族的经营活动和家族兴衰史都极具代表性，可充分而鲜明地揭示出清代前中期盐业发展史中某些规律性的特征。
《皇权的力场——清前中期天津大盐商的兴衰》一书的论述时间段是清顺朝到道光朝，基本上涵盖了鸦片战争前清朝盐业中天津盐商特别是大盐商与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统治者对于盐商的态度转变如何影响了盐务政策。由于盐业作为清朝的一个主要财政支柱，盐商也备受眷顾和关注，天津盐商特别是大盐商的命运都是掌握在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手中，这些盐商家族的兴衰全部依附于皇帝的意志。这也注定了盐务的畸形发展，从此也可看出清王朝不可避免的灭亡。作者分别从天津典型的大盐商入手分析这些盐商的衰落，从而看到封建社会中这些商人对于皇权的依附，政治力量的博弈决定了盐务的运作，畸形的发展是其必然的结果。
《皇权的力场——清前中期天津大盐商的兴衰》
天津市档案馆/编
吉朋辉/著
韩鹏/选题策划
吴琼/责任编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为天津市档案馆长芦盐务档案整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主要介绍了包括张霖家族、査日乾家族、安岐家族、皇商范氏家族、凤台王氏家族、鄞县王氏家族等在内的清代前中期天津大盐商家族史。本书通过对大量档案、谱牒、方志、古籍的深入挖掘和解读，考索了清代前中期天津大盐商家族鲜为人知的史实，梳理了这些家族兴衰的历史，揭示了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权贵阶层尤其是皇权之间在经济、政治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揭示了皇权掌控盐业和盐商的目的、机制、过程和结果。可以说，本书是一部以天津大盐商家族为纲的清代前中期盐业史。
作者简介
天津市档案馆是中共天津市委直属事业单位，是负责接收、整理、保管和利用档案的职能机构。
吉朋辉，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天津市档案馆编辑研究部一级主任科员，主编《北洋时期长芦盐务档案史料选编》《长芦盐务档案史料选编（1928—1948）》等。
前言
相比扬州盐商，清代前中期天津盐商的存在感并不强，既不是治盐业史、经济史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见可触的历史遗址。但是天津盐商之于天津，具有扬州盐商之于扬州同样的意义，他们是地方文化活动的召集者和推动者，亦是天津城市发展进程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天津地方史学者们其实早就开始了对天津大盐商家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集中于文化活动较多的几个家族，专注于其在天津文化、社会层面的影响。本书的立意则在于，尽量全面地挖掘清代前中期天津出现过的主要大盐商家族的历史，并将各家族置于清代前中期盐业的大框架内，寻绎出他们之间联络沿革的轨迹，穷究其兴衰的本源，恢复盐商家族史作为盐业史缩影的本来面目。
本书写作的主要依据是档案，辅以谱牒、方志与各类古籍，考索出不少此前模糊不清或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梳理了这些家族兴衰的历史，揭示了他们与权贵阶层尤其是皇权之间在经济、政治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书中可以看到盐商在追求财富和权力之路上的求索挣扎，也可以看到皇权对他们的种种利用、警惕和控制。其间既有烈火烹油的繁华荣耀，也有穷途末路的萧索屈辱。
但关于盐商家族的历史资料是有局限性的：一般来说，只有当他们被卷入案件，档案中才会留下关于他们的记录，而他们的日常活动则难觅踪迹。在清代前中期天津大盐商家族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盐业经营史中，这些案件只是一个个时空扭结点，可以用来连缀起家族兴衰的轨迹，却不能提供足够全面的历史细节。其结果就是，从本书着力叙述的事件来看，盐商家族似乎只会做那些偷漏税课、夹带私盐、权钱交易、恃强凌弱、以公谋私的勾当，前仆后继地在“作死”的路上狂奔。
那么，清代前中期天津大盐商家族的覆灭、天津盐商群体的衰落，是否可以简单归结为“不作就不会死”？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些家族的兴衰，与长芦盐业乃至整个中国盐业的兴衰是同步的，他们只是这个历史大变局中的一朵朵浪花而已。正如本书所揭示出的，张霖、查日乾、安岐等盐商作为个体具备人性的复杂，同时他们作为盐商群体也并不是单面的。盐商的行为无法摆脱历史规定性，都是为适应专商引岸制度的框架体系而自然生发，而以皇帝为首的管理者并没有为盐商提供正确的导向，这种导向的根源在于专商引岸制度及其背后的法理逻辑。
本书对顺治朝到道光朝皇帝盐务政策及其效果所进行的梳理，正是对以上观点的详细论证。因此对盐业史来说，天津盐商同样也具备扬州盐商所拥有的典型性。他们的家族史映现了皇权掌控盐业和盐商的目的、机制、过程和结果，这是清代前中期盐业的根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可以被视作以天津大盐商家族为载体的清代前中期盐业史，这也使得他们的家族史更显厚重。
所以，请读者不要因为书中写了盐商的那些悖离常规的行为，就认定本书对这些盐商全盘否定和批判。这些行为其实是专商引岸制及其所服务的皇权专制导引或催逼出的副产品，而专商引岸制本身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是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实际上，当本书列出了盐商经营的引地引额时，自然也就表明了他们对于国家财税的贡献，因为他们运销的每一引食盐，都要按照朝廷规定的税率纳税，更何况他们还献出了数额不菲的捐输。而这只是盐商历史贡献的一部分，学界对此多有研究，读者自可参考。
本书的写作方式力求学术性与可读性的融合。既考索了史实、总结了规律，又追求以下的叙事效果：从散乱的历史碎片中梳理出完整清晰的脉络，将庞杂的材料转化为凝练晓畅的叙述，将繁琐的盐务描绘成气韵生动的画卷，重现早已模糊的历史踪影，阐发其中蕴含的人性和历史性。希望本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目标。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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