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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在牛仔王国教中国历史

2023/2/15 10:45:54  阅读:180 发布者:

1998年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便去了得克萨斯A&M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 简称TAMU)历史系讲授东亚史,2015年离开该校,到澳门大学任教。在TAMU17年中,有3年因为得到了研究基金或者学术休假的机会,没有任教,所以在该校实际任教的时间是14年。

作为一个研究型的大学,TAMU总是鼓励教员申请校外的研究基金,然后学校给予相应的附加补贴,让他们从教学中解放出来,专心致意地进行学术研究。此外,TAMU的授课任务不重,每学期两门课,这样让我可以有相当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工作。首先要说明的是,我称不上是一个全心全意投入教学的老师。教学的投入是一个无底洞,一节课,你可以用几个小时准备,也可以用几天的时间来准备。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我在教学上花的时间太多,那么在研究和写作上的时间就相应减少,而TAMU对教员的要求是出版第一。对于怎样有效地使用自己的时间,我是按照研究第一、教学第二、行政服务第三的顺序安排的。这种排序与TAMU历史系对教员晋升的评估顺序也是一致的。

温馨小城中的保守大学

TAMU应该说是全美国最大的校园之一,我入职的时候大概有5万名学生。学校所在的城市叫“大学城”(College Station),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大学的学生、老师及其家属占了这个城市人口的主体。夏天的时候,因为学生多离开校园,整个城市非常安静,几乎没有交通堵塞的问题。学校的华裔教授数量不少,但主要集中在理工科院系,文科教授的数量少一些。台湾“中研院”前院长翁启慧、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澳门大学前校长赵伟等,都是理工科的教授,曾经在这个学校长期任教。

得克萨斯州是一个牛仔的王国,TAMU的学生很多穿着长皮靴,戴着牛仔帽,开着皮卡,是典型的牛仔形象。和美国东部和西部的学校相比较,这个学校的学生是比较保守的,因为得州毕竟是共和党的天下,学生的政治倾向大多数偏向共和党。不过在人文学科院系中,几乎看不到支持共和党的教授。我系大约有50名教员,没有一人自称是共和党人。有位同事是教美国历史的,上课上得好,也受学生欢迎。他告诉我,学生在学期结束后给他的课程评语中写道:虽然喜欢听他上课,但受不了他整天骂布什。这个学校可是布什家族的老巢,老布什卸任总统以后,把他的总统图书馆设在了这个学校。小布什的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也担任过这个学校的校长,那也正是我在那里任教期间的事。

这个学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许多穿着军服的学生,应该说是军队预备队(Corps of Cadets)成员,学校的军乐团(Fightin' Texas Aggie Band)全部由这些预备队员组成,也是非常有名的。每次打橄榄球赛的时候他们都要表演一番,四五百人的队伍,变换各种队形,训练有素,令人难忘。可惜他们的表演我一次也没有亲临现场观看过。但是在YouTube上,有许多他们表演的精彩视频。在课堂上,有不少学生是穿着军服的,他们都是非常遵守纪律的,尊敬老师。这个学校有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毕业生都称为Aggie(农夫),校园称为Aggieland(农国),校歌是Spirit of Aggieland(农国之魂),见面打招呼说Howdy(非正式的、下里巴人似的Hello表达)。给人的感觉就是土得掉渣,但是学生很为他们的传统骄傲。

可见,这个学校的历史和农业有关。说到这里多说几句关于这个学校的校名翻译。所谓A&M,在1876年成立的时候代表农业(Agriculture)和机械(Mechanics)。虽然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学,这个名称还是保留下来了。不过也会引起很多误解,比如中文世界对其标准的翻译,称“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应该最早来自中国台湾。2002年江泽民访问TAMU,并在布什总统图书馆进行中美关系的重要演讲(当时我也在现场)。国内媒体报道这则新闻的时候,学校的翻译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得州农工大学”,有“得州农业机械大学”,甚至还有“得州农机学院”。中国有名校情节,可能国内许多朋友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总书记选了这样一个破学校去做演讲?那个时候TAMU的国际中心主任是华裔,知道这个翻译会引起许多误解,还专门敦促学校有关方面去函中国教育部,要求统一翻译成“得克萨斯A&M大学”,但是现在国内官方的称呼仍然是“得克萨斯农工大学”。不过我在这20多年来,始终使用“得克萨斯A&M大学”。

这个学校和得州大学奥斯汀校区(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简称UT)是竞争对手,特别表现在体育运动上。每年感恩节前的那一场与UT的橄榄球比赛,格外受这个小城的关注。在那场足球比赛之前,学校的预备队的队员要修建一座木头搭建的高塔,估计有六七层楼高,都是由预备队员课余到森林里采伐的木材搭建而成。大赛的前一晚点燃,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型的篝火,万众欢腾,鼓舞士气。每年这个活动都会吸引3万人到7万人来观看。1998年我刚到该校的那一年,同事们都说要了解校园文化,一定要去看这个篝火活动。不想这个持续了近百年的传统(从1907年开始),那一年竟然是最后一次,我算是赶上了末班车。因为1999年在搭建高塔的时候出了大事故,塔在搭建的时候垮掉了,12名学生死亡,当时成为全美的一个重大新闻。出事的时候,我正在华盛顿参加学术会议,听到这个新闻的那种震惊,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活动因为这个事故暂停以后,学生和家属都强烈要求保留这个传统,争论了几年,学校最后还是决定取消。后来在事故发生的现场修建了纪念碑,我去学校停车的时候会经过这个地方,都会回想起最后一次观看这个盛大活动的情景。

我很喜欢这种小城,而不喜欢住在大城市,交通太麻烦。大学城很有文化氛围,而且交通方便,我从家开车到校园也就10分钟左右。房子也不贵,我在1998年刚入职的时候,作为助理教授,工资不高,但是在第一学期就买了一幢花园洋房。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大的房子,以至于在以后几年的时间里,夜里经常梦见自己住在一个大城堡里,与各种入侵者进行殊死搏斗。可见当时住房条件的剧变,带给我内心的震荡是多么的大!那幢洋房有前后花园,有游泳池,还有一间温室。我是一个比较草根的人,平时就喜欢种种菜,弄弄花园,钓钓鱼,非常享受这种生活状态。我对高大上的东西似乎不感兴趣,学校一进门就是个巨大漂亮的高尔夫球场,在那里工作了17年,竟然一次都没有去打过。有朋友揶揄我是“洋土豆”。

后来我儿子从同事那里收养了一只小猫,这只猫成了我们非常好的伴侣。在小城中的生活温情让人心里很平静,生活很安定。2015年离开得州,到了澳门大学,留在家里的猫在2019年去世,我养了它11年,这件事让我陷入了悲伤,于是我写了一篇关于它的文章——《它是我的猫,我是它的整个世界》,当时还引起很大的反响,看哭了许多读者,有无数的留言。可惜刊登的平台被关闭了,那篇关于猫的文章和我的其他几十篇文章,以及平台其他上百名作者的文章,也随之消失在了云端。

我的历史系同事们

其实,本来我是不该来得克萨斯A&M大学的。回想1998年春天,来这个校园面试之前,我已经在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进行了校园面试,自我感觉非常好,认为那个职位是非我莫属了,而且我也很喜欢那个大学。来TAMU面试,精神上便有所放松。由于从加州过来,有三个小时的时差,前一天晚上又没有睡好,面试持续三天,疲劳轰炸,所以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记得面试期间有这样一个环节,让我在系里的会议室休息,如果系里有人想了解我,可以到这里来找我聊天。我在空空荡荡的会议室坐了一阵,见没有人来,实在是太困了,便擅自离开,溜到对面的图书馆大楼的一个角落里,打了一个盹儿才回来。招聘委员会的人到处找我,见面劈头就问:“你到哪里去了?”我知道这件事情搞砸了。不过还好,佛罗里达那边没有成功,最终阴错阳差地来到了这个我以为搞砸了的学校。

这所大学的历史系在美国来说还算是规模比较大的,一般学校的历史系就只有几个、十几个或者二十几个教授,这个系却有50人上下,不过重心都在美国史和欧洲史。长期以来,研究非洲史的一人,亚洲史也只有我一个人。后来在我不断的推动之下,又招了一位研究东南亚史的,外加一位做德国和日本的比较研究的,总共算是增加了一个半人。历史系的这种配置,与美国西部和东部的那些著名大学相比较,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一直都在批评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西方中心。但是这个学校是非常保守的,要改变这种课程的配置非常难。

虽然这个系也难免有派系和小集团,但总的来说系里的同事关系还是很融洽的,同事之间经常开派对,互相邀请做客。每学年的开始,也会在系主任或者某位同事家里开派对。系里除了我是华裔,还有一名韩国裔,另外有两名非裔,一名拉丁裔,其余都是白人。其实在涉及系和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时候,关于族裔的问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并没有感觉到教授之间的分歧是以族裔来划分的。

授课内容、教材和考试

我在去TAMU之前,中国近代史、20世纪日本史、近代东亚史和古代东亚史的课程,都已经列在课程目录上面,我不需要做什么改动。但是20世纪日本史的讲授,我实际上是从江户时期开始讲,刚好与我的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清初——是一致的。我可以自主安排课程的内容,完全不受外力的干涉。按道理说,近代东亚史和古代东亚史都应该把朝鲜包括在内,但是实际上我自己也不愿花更多的时间去准备这个部分,所以一直都是只讲中国和日本。其实在一学期内要讲完古代东亚史,另一学期讲完近代东亚史,哪怕只讲中国和日本也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有非常丰富的历史,需要讲到的重大事件非常之多。

课程中使用的教材也在不断地变化,我不喜欢一个教材用很多年不变。美国形成了非常好的教材选择系统,加上由于版权保护,学生都必须购买教材。我在选择教材的时候,首先是考虑适合于这门课的内容,其次是考虑价钱和可读性等等问题。每个学期几乎都有出版社到系里来做书展,主要是展示各种教科书,如果我对哪本书感兴趣,有可能把它用作教材的话,可以得到出版社的免费赠送。

以中国近代史的课程为例,我换过好几种教科书。开始用过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和《中国:一部新历史》,后来使用得最频繁的是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徐中约的《现代中国的兴起》虽然很详细,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太过详细,所以不适合做教科书,但是一直在教学大纲上将其列为参考书,如果学生想了解一些人和事件的具体情况,可以查这本书。

我还开过一门中国文化史的课程,很受学生欢迎。中国文化史没有相应的教材,不过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中国:帝国和文明》那本书倒是非常有用。我也使用过中国出版的英文中国文化史的教材《中国文化读本》。这个课程主要介绍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包括地理环境、语言、宗教信仰、美食、武术、医药、建筑和城市规划、茶文化、鬼怪、节日庆祝、仪式、表演艺术等。在修了这门课以后,学生对中国文化应该有一个大致的概念。

我在中国教书的时候,一学期实际上只有期末考试,一锤子买卖,不利于学生从课堂上学到更多的知识,全面发展。在那种体制下,有的学生由于善于考试,也能考出很好的成绩,所以根本不去听课。美国的课堂要求测验学生的方式多元化,让学生更主动地去多读书和多思考,而不是到了期末集中时间去准备考试。关于考试的形式,我在美国任教的早些年一般要求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和论文三大块,后来我逐渐增加了每周的小测验,这样的小测验主要是检验学生的阅读成果。这样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更多一些,一个学生如果在某方面没做好,还可以在另一方面进行弥补。有一段时间我比较忙,期中考试就采用多项选择题的办法,试卷通过机器判分,自动就得出成绩来了,这样节省了很多改卷的时间。我的课程选课名额最多限定在45人,没有提供助教,一切都要亲自动手。有时候,我要求学生写一篇书评代替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的形式一般是两大部分,一是名词解释,一般占整个考试的40%。主要是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以中国近代史为例,包括:李自成、乾隆皇帝、郑成功,马戛尔尼使华、洪秀全、曾国藩、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丑条约、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鲁迅、北伐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二是论述题,学生要综合学到的知识去分析思考,一般占整个考试的60%。下面是我使用过的一道论述题: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许多中国精英为拯救中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具有不同的政治态度、意识形态和阶级背景,提出并采用了不同的道路和策略来实现其目标。请使用课程材料(包括授课内容、课程阅读材料、课堂讨论等)来讨论下面的问题:百日维新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改良者拯救中国的计划是什么?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引起辛亥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谁是这场革命的推动者?辛亥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提倡的是什么思想?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何在?请比较以上三个运动,并解释它们是如何在不同的程度和方向上影响中国历史的。

期末考试论述题一般就是一道题,但是这样一道题,实际上是检测学生对课程主要内容的把握,如果要很好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必须对课堂讲授的内容、教材和课堂讨论有充分的了解和思考。学生可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各有不同,但是他们有非常大的思考空间,这也使我对学生在这学期对课程的理解到底到什么程度有所了解。对于论述题,我倾向于不要出得太小、太具体,这样学生不会因为错过了一些细节而影响到其考试成绩,也不用死记硬背,我主要想看学生对整体历史的把握情况。

不像历史系的美国史和欧洲史课程(特别是给低年级的必修课),我上的课规模都比较小。有的老师不喜欢课上的人太多,其实从我个人来说,比较喜欢上大课,哪怕上百人。大课讲起来有激情一些,但更重要的是,大课有助教改卷、组织课堂讨论以及处理许多事情,比上每堂课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动手好得多。2009年的春季学期,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讲授过一学期的课,是中国通史的后半截,从元朝到现代。虽然学生很多,但是有两个助教,我觉得那是我最轻松的一学期课。讲完课就不用再关心其他事情,助教会处理课程的其他各种杂务。我每周只上两小时的课,另外一个小时由助教组织学生讨论,这样给自己留下更多的写作和研究的时间,在上课之余,我把伯克利东亚图书馆中凡是关于四川的地方文史资料——从省一级到最低县区级——全部通翻了一遍,为我长期进行的袍哥研究找到许多有用的资料。另外我还给伯克利历史系的博士生开设了一门档案阅读课,只有四五个学生。这门课是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退休之前讲授的。

探索上课的技巧

虽然我在四川大学教过六年书,但是在TAMU正式任教之前,在美国的课堂教学还是没有多少经验。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给一些教授做过助教。做助教的经历对我后来上课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课程怎么设计、怎么组织讨论等等。在入职以后,除了前面讲的,在第一学期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在教学上所花的时间和功夫不是很大。不过,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我也摸索出了一些经验,而且也有意去阅读或者参加相关培训,学习一些教学的技巧。

在任教之初,我的老师和朋友,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韦思谛(Stephen Averill)教授把他的全部课程资料提供给我参考,包括教学大纲、阅读材料、课堂要求、考试题等,这些资料为我以后的教学奠定了基础。在霍普金斯大学,我给导师罗威廉教授做助教,他的教学法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我先是按照罗威廉所一贯做的,在上课之前把最主要的一些关键词写到黑板上,然后就根据这些关键词展开这一堂课的教学。后来学生提出黑板上的关键词还不够系统,我又用投影机把纲要和关键词都投射到黑板上,这算是一种改进,学生也方便多了。

上历史课经常要用地图,所以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带着一卷地图。我们历史系备有各种地图可供使用。记得罗威廉在上课的时候,都带着一幅巨型的地图,上课之前我先到他办公室去帮他拿这个地图。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地图也是必要的工具。把授课纲要投影到黑板上,需要做透明胶片,修改一次,就得重新制作一次。后来我发现还是PPT使用起来比较方便,无论是修改文字还是插进地图和图像都很容易,便采用了PPT。但我使用PPT的时候,主要放纲要和关键词,不主张在上面放太多的信息,否则学生过多的注意力放在PPT上,会忽视我所讲的东西。我还自愿报名参加过一次学校关于教学的培训,学到了不少的技巧,比如怎样组织课堂上的讨论,其中还是有许多奥妙需要探索的。我每个学期总是要安排三四次课堂讨论,开始的时候,一般是学生作为一方,我作为另一方的讨论。虽然学生很勇于发言,但是更多的是我与学生的对话,这还没有达到最佳的效果。后来我改为在每次课堂讨论的时候,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根据班级的大小,小组可大可小。讨论题我一般提前发给学生,比如在上中国古代史课的时候,我提出过这样的讨论题:“儒家、法家、道家在中国历史上都曾经影响过统治者及其政策,想象你作为一位国君,你会采用儒家的什么国策?法家的什么国策?道家的什么国策?它们各自的优点和缺陷在哪里?”我先把学生分为儒家、法家、道家三个组,先组内进行讨论,然后三个组互相之间进行讨论和辩驳。课堂的气氛非常热烈,我也就是在关键问题上进行一些评论和点拨,让学生在互相之间的讨论中,加深认识和得到启发。

期末的时候,我要求学生分成小组做课题项目(project),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报告。报告的形式完全由他们自己选,可以是PPT,可以是表演,可以拍摄录像,等等。记得在中国古代史课上,学生排演过《赵氏孤儿》片段;在中国近代史课上,学生拍摄过“粉碎四人帮”录像;在中国文化史课上,学生现场包饺子……这样活跃了课堂的气氛,增加了学生之间的互动。我一直认为,孔夫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是非常有道理的,学生经常互动,可能学到的东西并不比老师教他们的东西少。这些手段的使用,其实就打破了老师讲、学生听这样一种被动的学习模式。

根据一些课堂教学的研究,学生在课堂上的注意力一般到15分钟左右就开始分散,因此需要一个停顿。对此我也采用了相应的应对方法,比如在15分钟左右,就开始问一两个问题,通过问问题,让学生轻松一下,为讲下一段进行铺垫。要不就进行一个口头上的小测验,比如,让学生解读教科书上的某句话,在课堂上口头报告,这个过程大概花几分钟的时间。为了检查学生是不是认真完成了所规定的阅读材料,我在每次讨论课之前或之后进行小测验。所测验的其实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学生读过材料,回答它们并不难。我甚至允许学生使用笔记,也就是鼓励学生在阅读时记笔记。

我每学年都要给低年级的学生上一门历史写作的必修课,叫“历史学家的技艺”(Historians Craft),主要是给新入学的大学生提供一些历史写作的基本知识和训练,让他们知道一些基本的历史写作规则。我使用的教科书是拉姆珀拉(Mary Lynn Rampolla)的《历史写作简明手册》(A Pocket Guide to Writing in History),目前这本书已经出到第九版。我也给高年级的学生开论文写作课(Senior Writing Seminar in History),主要是讲怎样利用原始资料来进行历史研究,写出历史论文。我目前正在写的一本美国与民国初年的书,就是源于多年前为这个写作课所收集的资料。因为学生不懂中文,我就使用美国的主流报刊,还有传教士的记录、海关报告等等,这些都是学生可以用来写论文的非常有用的原始资料。我收集的那些资料已经放了十多年了,2015年到澳门大学以后我才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已经接近完成。

作为一名母语非英语的教授,在美国的大学给美国学生上英文历史论文的写作课,这是需要勇气和自信心的,我非常乐于接受这样的挑战,对我来说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对这两门课的讲授,我都是尽心尽责的,从来没有学生抱怨过我这个母语不是英语的老师教他们写作课有哪里不够格,可以说,我得到了学生和同事的认可。

(选自姚平、王希主编:《在美国教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受微信篇幅所限,仅为节选,注释略去,完整文章内容参见原书。本文转自:博雅好书)

转自:“书斋里外”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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