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 ，作者商务印书馆上海
21世纪的艺术教育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机遇。
一方面，媒介与技术的大发展使艺术、设计与知识生产发生巨变，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带来了教育的变革与学习的革命，艺术的教育理念、学院的形态正经历着新一轮塑造。
另一方面，在技术乐观主义的反面，我们看到，数码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新技术正导致感性的贫困，艺术的源动力正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种种便利中被掏空，被置换。
社会发展与技术发展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人的发展更瞠乎其后。我们需要重新回归艺术和教育的本源——“关心自己”，并且重启一种“自我的技术”。
为此，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发起了一个长期计划——“Panel 21：二十一世纪艺术/教育圆桌会议”，旨在邀请全球范围内的艺术家、哲学家以及教育者共同探究：艺术创作如何破除自动化社会所导致的感受力之贫困？艺术学院如何为自身性的发展营造思想的空间和创造的土壤？
《自我创造的技术：人的危机与艺术教育的责任》是“Panel 21”计划出版的第一部学术文集，由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主编，全书围绕艺术教育与人的发展的主题，以多元化的教育实践和多层次的理论思辨，构建与阐释艺术教育的超学院意涵，重新思考教育和传播、劳动与作品、物体性和事件性、生产和消费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
自我创造的技术：
人的危机与艺术教育的责任
高世名 主编
高世名教授认为，艺术和教育是同一件事：一种直指人心的感受力时间，一种自我创造的精神生产，一种以人之社会性建构改变生活、改造世界的点滴工程。
因此，书中所谈的艺术和教育，并不是“艺术界的艺术”和“大学的教育”，而是更为根本的、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艺术/教育，即一种自我创造的技术。
例如关于“艺术教育目的”，高世名教授在《人的危机与艺术教育的责任》一文中认为，教育，就是传播。艺术教育或艺术传播者的目的就是造就出更多的艺术家。艺术教育的过程就是创造出艺术主体的过程，是艺术家自我再生产的过程。因此，艺术的根本是一种“人学”，艺术与教育的使命皆在“立人”。
关于“中国的艺术的教育该教什么？”的问题，贝尔纳·斯蒂格勒在《雕塑、培育负人类世》一文中表示，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避免了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在西方所造成的美学（以及其他层面）上的灾难，因此还有机会雕塑、培育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
他从海德格尔的集置（Gestell）、宇克斯库尔的蜱虫的感官—运动回路循环、博伊斯的社会雕塑观念等方面，描述了如今艺术的状况，指出雕塑和培育所关心的是可塑性，并要求我们从作品的角度重新思考匠人、艺术家和社会的关系，利用时间塑造社会。
关于“如何透过艺术来面对危机”的话题，乌特·梅塔·鲍尔在《危机？什么危机？谁的危机？》一文中介绍了多种艺术形式，集中谈论了唐娜·哈拉维从“翻绳戏”（string figures）到“S/F”等概念中的实践，如1982年的电影《银翼杀手》、克苏鲁纪图腾、皮埃尔·于热的作品《将有人工生命之后》、李宰润的作品《终极蘑菇》等，以此表明我们需要更新对于何谓人的认识，开启人文研究的新形式。
全书共收录13篇文章，共同探讨在当前新的社会情境与文化生态下，艺术/教育的理念、方式及意义，如何进行自我更新与重构，如何重新回归塑造“普遍意义的人”的教育理想。
主编简介
高世名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艺术教育及策展实践，倡导人文科技双向会通的艺术教育、艺术教育的有为之学，先后发起“Panel 21：二十一世纪艺术/教育圆桌会议”、“中国艺术教育论坛”（中国艺术院校“院长论坛”）等艺术教育研究平台。
近年来，先后策划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展览30余项，组织大型学术会议40余项；出版《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一切致命的事物都难以言说》《镜子与面具：关于现实与实在的视觉分析》等多部著作，编辑出版“行动之书”“展示文化丛书”“跨媒体艺术丛书”等学术图书30余种。
目录一览
目 录
前 言 自我创造的技术：作为人的保存与发展的艺术教育
高世名
人的危机与艺术教育的责任
高世名
雕塑、培育负人类世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 卢睿洋 译
危机？什么危机？谁的危机？
［德］乌特·梅塔·鲍尔 / 阿德 听记、李佳霖 编译
“距离—亲近”与“想要给予”
［美］史蒂文·亨利·马多夫 / 刁俊春 译
建构时间
［英］费莉希蒂·艾伦 / 唐晓林 译
艺术的智性
曹意强
教养凝视：用视觉艺术夺回公共空间
［德］傅无为 / 张博 译
艺术教育如何面对支配？
黄建宏
无条件的艺术教育
［瑞士］贾可·西塞尔 / 唐晓林 译
为研讨班注入活水
［荷］亨克·斯拉格 / 李佳霖 译
对话的共同体：在实践、教学与批判思考之间
［瑞典］玛伊·哈萨格 / 李佳霖 译
人工想象力时代的美育
许煜
艺术教育须向三种以上的未来开放
陆兴华
在过去的50年间，艺术和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当代艺术系统的迭代，艺术教育的方式和意义也转化出新的内涵。艺术教育的社会现场日益多元，美术馆、双年展等各类公共展示平台作为艺术教育的社会化空间，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美术馆不再仅仅是艺术品的库房加展厅，随着策展力量的强势介入，这个传统意义上的缪斯栖息地，正在变成艺术公共化的重要场所——它已然变身成为一个剧场、电影院、教室、车间、议会和广场的综合体。在这个新的超出学院的艺术／教育体系中，艺术不再只是博物馆、双年展、博览会、拍卖场中的那些物件，更重要地，艺术是我们从消费主义的Matrix中自我解放的行动，是自我构造的路径。同样，艺术教育也就不止于技艺的传授、观念的交流，更意味着传播情境的展开、公共性的构建以及艺术社群的生产。
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在今天，要想理解艺术教育的超学院意涵，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教育和传播、劳动和作品、物体性和事件性（objecthood and eventhood）、生产和消费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
然而，艺术／教育超出学院围墙的实践，并不意味着就得成为当代艺术圈所谓的“社会参与”。我认为，那些热切卷入社会运动的艺术家需要自我追问的是——“运动之后”是什么？一切运动都在期待着某种革命式的反转或开端。革命是对事物进程的打破，无论这革命为的是更大的平等、更彻底的自由、更充分的民主。然而，当那个被历史神圣化的时刻迟迟不来，我们陶醉其中的“暴雨将至”逐渐风流云散，一切革命的期许终究会被日常生活腐蚀、击败。
转自：“艺术与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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