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之父”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民

作者 | 郑渝川

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名字一直跟他曾主持进行的“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等还原中华文明早期形态的考古调查成果相联系。

安特生1906年出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之后参与过国际性的铁矿资源调查活动，1914年受中国北洋政府邀请到华进行煤矿和铁矿考察。安特生来华后，与时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官员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密切合作，开展了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勘探矿产过程中，安特生发现中国中原等许多地区的地层中蕴藏着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他的精力由此转向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揭开了中国的史前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序幕。

安特生作为一位来自欧洲的高水平的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以实证证明中国文明的发源、发育真正称得上源远流长。他将近代考古的知识、科学原则、理念、方法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并通过与中国助手、学生的合作中，示范了如何在考古工作中采用田野调查。而且，他本人还运用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等学科的知识，带领团队挖掘了周口店遗址，而后还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以不容湮没的确证，让国际学术界接纳了中国早期文明阶段的存在。安特生因而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以瑞典语最早出版于1926年，之后还曾推出英译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了这本书问世以来的首个中文权威译本。这本书的前言中，安特生解释了写作出版此书就是表达对“伟大而受人尊敬的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安特生在中国工作期间，结交了丁文江等多位中国近代高水平的、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的知识分子，并由此得出判断，“她（中国）充满了新的精神力量，渴望接受西方文明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自豪地意识到自己文化遗产的崇高价值和生命力。”

《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这本书给出了书作者对于中华文明、中国人民的总体印象。首先，安特生认为，“高度发达的书写文字的发明、组织严密的国家的演变、对哲学和天文学的研究、艺术家和学者作为独立职业的专业化，这些都是在高度文化中成长的一些形式，只是在特别有利的环境下才能得以实现”。他通过考古工作以及历史研究十分清楚地指出，近代以来欧洲和北美流传的所谓欧洲文明优胜论、贬低亚洲尤其是东亚文明的论调完全是错误的，“中国几千年来却走着自己的路，发展了中国的个性”。安特生在书中盛赞中国文化，强调指出中国人并不是一些欧洲学者所说的那样缺乏进取精神，相反在科学、艺术、军事等很多方面都拥有其他文明难以匹及的成就。

其次，他对于中国近代落后给出了相较于同时代欧美学者更为平和的解释。按照安特生的观察，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与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这铸就了古代很长历史时期以内的辉煌，但也使得人们形成了中国优于周遭乃至远方所有国度的精神观念。安特生说，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中国19世纪在应对欧洲侵略、经济殖民时的左支右绌形成理解。

第三，安特生赞同美国农学家、威斯康星大学农学教授金在《四千年农夫》书中的观点，那就是中国对于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开创了一流的农业，且精耕细作的方式及其不断革新保持了四千年不变。

同样在2022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科技史》（何堂坤等著，上海科学技术技术文献出版社版）就指出，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就形成了从选种、留种到建立种子田的一整套制度，培育出了耐旱、耐水、免虫、矮杆、早熟、高产、味美的优良品种；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提及的粟增加到了86种、水稻增至24种。1600年前的中国农夫，就培育了新的免虫品种，还采用轮作防病栽培法，创造了食物诱杀法，应用了盐水浸种和捕食性天敌除虫，为病虫害防治开辟了新的途径。

毫无疑问，古代中国在农业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就，安特生通过历史记载、考古求证以及实地在中国多地的农村进行考察，有了非常直观鲜明的印象。他盛赞中国农民“从不因辛勤劳动而退缩，只要这些能帮助他们获得更大的丰收”。他甚至还早于欧美营养学界几十年就意识到，中国民众的饮食结构相较于欧美人更为健康，即主要食用蔬菜、植物油。

第四，安特生尽可能理解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中国民众对于西方表现出的不满，并指出欧洲甚嚣尘上的“黄祸论”加剧了欧美白人对于黄种人等有色人民的歧视，再加上对亚非拉国家的侵略，所以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民众起来反抗，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安特生来自瑞典，他的祖国也曾长期受到沙皇俄国等欧洲列强的侵略，所以他在《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这本书中将中国与瑞典的国家命运进行了比照，旨在唤起瑞典读者对于中国和中国民众的同情。

《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书中也指出，尽管一些欧美人士营造了有关中国的不实偏见，渲染中国民众排外，但实际上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相当友好，“大批曾在东方工作过的外国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敬重，因为他们技术精湛、清廉诚信、满腔热忱地对待职责”。安特生本人也以在华工作获得盛誉赞扬的外国科学家同行为榜样。

第五，安特生超前地指出了中国在迎接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如前述，安特生夸赞中国传统农业的生态模式，并指出近代以来随着氮肥等西方技术成果引进到中国，就开始造成中国部分地区的生态破坏随着城市化发展而加剧。《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书中还谈到了1918年流感在传入中国后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的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公共卫生体系，因而在城市和农村都引发了多轮剧烈传播，如宣化等地，所有的木匠加班加点制作棺材，这为当时的疫情状况提供了一个注脚。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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