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郑渝川
1894年7月23日，清军搭乘从英籍运输船“高升”号奔赴朝鲜，由北洋舰队“济远”、“广乙”号护航。但当日，日本大本营就破获了清军情报，所以调遣舰队在鸭绿江口丰岛海域攻击清军护航船只，并用鱼雷击中“高升”号。
清军大批士兵落水。按照当时的国际法与战场规则，清军落水士兵已无战斗力，战斗本应就此停止，但日舰非但没有救援落水的中国士兵，反而予以射杀。此事传入欧美，人们不禁惊呼日本舰队的做法与海盗无异，甚至比海盗还要残忍。
明治维新后，日本加速脱亚入欧，想尽办法向欧美世界展示其文明形象。但不断曝出的事实（包括甲午战争以及日后的日俄战争，以及侵华战争、侵略东南亚战争）均显现了日本的欧化、文明化，只是表面文章而已。
随“高升”号出征的德籍军事顾问康斯坦丁·冯·汉纳根，与200多名清军士兵侥幸脱离了日舰的有效射程，但大家的体力基本已经耗尽。这种情况下，汉纳根一人用了几个小时游向岸边，联系到停靠在朝鲜仁川的德国“伊利达斯”号军舰、英国“播布斯”号军舰、法国的“利安门”号军舰。德英法的这三艘军舰立即驰援，最终救回了200多名落水清兵。被救者之中，就有后来出任湖北新军陆二十一军统领，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湖北都督，后来荣升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
在最近出版的《李鸿章的洋顾问：德璀琳与汉纳根》一书中，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畅与天津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悦指出，关于甲午海战的中方史料中，很少提及德英法的三艘军舰义救中国200多名落水士兵的事迹。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既要有日军残暴、泯灭人性的举动，也要“看到并记住来自黑暗中的哪怕是稍纵即逝的一丝光亮”。
书中还谈到，“高升”号事件后，汉纳根为3名牺牲的中国工匠请求抚恤。这3名工匠曾跟随汉纳根在旅顺和威海卫修筑海防炮台，他们在长期工作中不畏艰险、勤劳苦干，确保了汉纳根设计意图的实现。
1894年8月，李鸿章正式聘任汉纳根为北洋海防总监。在此后的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与汉纳根一道指挥，两人均被弹片击伤，但都留在船上指挥。大东沟海战，北洋水师损失不小，但这已是甲午战争中唯一算得上小胜的战役了。
牵制英籍顾问的德籍顾问
1854年，汉纳根出生在德国的特里尔。众所周知，特里尔是马克思的家乡。汉纳根是个法国姓氏，是因为在法国组织政治运动所以遭到驱逐，之后在德国因军功被封为世袭贵族。汉纳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德军将军。汉纳根年轻时，因为卷入保皇党与社会改革立场的民主主义者的政治风波，所以无奈退出德军现役。
1879年，清政府直隶总督李鸿章通过其私人顾问、德国人德璀琳向欧洲积极购买军舰，以组建北洋舰队，并开始修建天津大沽口等地的炮台来巩固海防。李鸿章希望找到一个毕业于欧洲军事院校的军官，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应对战争的技能，能够翻译军事理论著作，能够帮助清军军官训练以提高作战技能。德璀琳推荐了汉纳根，日后，后者将成为前者的女婿。李鸿章以极其优厚的薪酬聘请了汉纳根，月薪达到了200-400两白银。
李鸿章一直重视洋顾问。其实，这也是中国历朝历代的重要传统，春秋时期，吴国聘用的孙武、伍子胥分别来自齐国和楚国，而越国的范蠡、文种也都来自楚国。唐朝“归化”了大量的异族文臣和将领，而元朝聘用的中亚异族大臣也不在少数。明代末年则聘用了利玛窦等洋顾问。
李鸿章相当重视德璀琳和汉纳根，因为把持了总税务司衙门权柄的英国人赫德相当忠实于英国利益，并不惜以损害雇主、委托人利益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祖国。比如，赫德曾经诱骗李鸿章购置英国制造或英资工厂的舰船，但质量相当低劣，就连刚刚接触海军的清军将领丁汝昌也大失所望。德璀琳和汉纳根来自德国，德国恰恰是英国海上霸权的潜在竞争者，而且，在1897年以前，德国并未出兵远东，相较于英国、法国、俄国而言，德国对于清政府更显友好——为了从英国和法国、荷兰等国抢来清政府的订单，德国的军售出价更为公道。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李鸿章有意发挥德籍顾问的作用，限制先前主导了中国购买外国军备的赫德等英籍顾问的权限。德璀琳长期任职津海关税务司，就将津海关税收的一部分不定期存入北洋水师的大沽船坞在汇丰银行开设的户头，终于支持大沽船坞得以顺利建成。汉纳根还一手主持了旅顺要塞、威海卫要塞的多部炮台建设——尽管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续战事中，两个要塞均遭日军攻破，但《李鸿章的洋顾问：德璀琳与汉纳根》书中也指出，包括与汉纳根存在竞争关系的英国顾问也说，这与清军陆军防御战略战术和岸防兵力部署有关。
德璀琳和汉纳根还与赫德等人积极争夺对北洋水师的影响。在英国人琅威理与水师军官闹翻以后，汉纳根终于接任了海军副提督，参与了甲午中日战争。
洋顾问的公心与私心
汉纳根曾经长期兢兢业业地为清政府的北洋海防建设作出贡献，比如修建旅顺和威海卫炮台，加入北洋水师并亲临一线作战。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他认为清军战败最大的问题是高级军官的傲慢、无能、不负责任。
《李鸿章的洋顾问：德璀琳与汉纳根》书中指出，北洋水师的指挥官多来自李鸿章之前统领过的淮军，甚至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年龄很大，热衷于举办华而不实的阅兵式，反而对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不感兴趣。“北洋海军和淮军的将领们只擅长做表面文章，而对军队作战实力的具体考察、火炮与弹药的储备情况甚至是士兵的武器和制服等细节，几乎一无所知”；如前述，汉纳根曾履职北洋海防总监，惊奇地发现自己主持修建的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要塞，炮台仓库里空空如也，修理厂无人照管，士兵也缺乏训练。
但对于北洋水师，以及淮军陆军的基层官兵，汉纳根给出了比较高的评价，认为其训练、组织、战斗精神在当时的中国都是最高水准的，也不逊色于世界其他各国的军队，但因为缺乏有效引领，所以才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50年后，美国将领史迪威也提出过类似的判断。
甲午战争结束后，汉纳根一度仍然积极地提出建言，希望清政府重视新军编练，改革募兵方式、资金，引入高水平的外籍军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满蒙亲贵颇为赞同汉纳根的建议，而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大员出于自己的利益则予以反对。这种情况下，汉纳根等外籍顾问和指挥官被排除在外，满蒙亲贵给予了袁世凯以很大的权限和资源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小站练兵，最终编练出了一支只听命于袁世凯个人的新军，跟汉纳根所计划的相去甚远。
《李鸿章的洋顾问：德璀琳与汉纳根》书中还谈到了汉纳根，以及其岳父德璀琳在中国近代邮电、铁路、矿业、天津城市化等方面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总的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德国在内的列强掀起瓜分中华狂潮之前，汉纳根本人比较好地尽到了军事顾问以及其他方面事业的咨询者、执行者的责任，这恐怕也不能仅仅解释为职业道德，正如书中依据史料所谈到的那样——汉纳根为代表的德籍，以及其他欧洲籍、美籍来华专家、顾问与中国人民的接触增多，亲自参与清政府改革发展，使之对于中国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感情。所以，他们在当时尽可能避免损害自己祖国在华利益，但如果与祖国利益无涉，就可以比较负责地帮助清政府争取相关权益。
但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华狂潮以后，因为错误地判断中国将因此亡国、沦为列强“盘中餐”，这些洋顾问开始更多地利用其身份、在华人脉，为其个人、家族私利谋篇布局，不惜极大地损害中国人民的主权和资源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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