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等编校《朝鲜时代文献所见笔谈资料汇编》出版

《朝鲜时代文献所见笔谈资料汇编》

张伯伟、徐毅、陈俐 编校

凤凰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定价：588元

本书收录了124种文献中所载朝鲜人与中国人笔谈资料，时间范围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共112万字，是迄今为止收集整理朝鲜时代文献中笔谈资料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富的资料集。

全书分为四卷，其中明代一卷，清代三卷，时段的划分寓有编者对笔谈内容、性质演变的判断。各种资料均冠以简要解题，其中对文献作者亦有考订，凡前人（包括当代韩国学者）论述有误者，皆予以纠正。卷首有张伯伟撰写之《东亚文人笔谈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为“代前言”，对读者理解此类文献的价值和意义有一定的帮助。

关于笔谈

”

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东亚地区，是一个汉文化圈的所在。其中的一项重要标志是，在这个文化圈中的知识人，都能够运用汉字进行著述和交流，并且以此为荣。尽管在历史上，东亚各国也曾先后有其自身的文字，但或称“谚文”，或称“假名”，在知识人看来，是乡野之文，是女流之文，有的人甚至公然宣称对本国文字“未习”或“不识”。新西兰学者费希尔(S．R．Fischer)说：“汉语成了东亚的‘拉丁语’，对所有的文化产生了启迪，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拉丁语在西方的影响。”

此处用到的“汉语”其实并不精确，只能说是“汉字”，因为同样的汉字，在东亚各国都有其自身的发音，彼此之间是不能直接交流的。因此，当东亚各国的文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方式———笔谈。这是“以笔代舌”，书写下来的是汉字。透过对汉字的书写和理解，彼此之间达成了思想和情感的交流。甚至在有翻译在场的情况下，为了能够曲尽人意，也仍然采用笔谈的方式。

这种方式也引起了欧洲人的观察和注意。比如有着“传教圣徒”之称的葡萄牙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神父，他在1548年写给印度总督加尔西亚·德·萨(Garcia de Sá)的报告中，曾援引一位商人描述日本的话，说他们“拥有关于这一切知识的巨著，都用汉语撰写。除了汉语以外，他不知道还有用其他文字写作阅读的”；“从占婆到日本陆地的京都，人们都读汉字书籍”。还是这位沙勿略神父，曾记录了另一位葡萄牙商人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z)的观察，日本的僧侣“他们都能够阅读和书写中国语，但却不能说，所以都和中国人笔谈，因为中国人也不会说日本话”。而沙勿略本人后来也有同样的观察：“虽然是相同的字，日本人读时用日语，中国人读时用中文。虽然说话时互不能通，但书写时仅凭文字便能相互理解。他们的口语不同，但字义相通，所以彼此能够理解。”他们所观察到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用书写汉字的方式沟通，就是所谓的“笔谈”。

“笔谈”一词，顾名思义就是用笔而不用舌、用文字而不用语言的交谈。广义的笔谈，包括所有用文字交流、沟通思想感情的方式，文人之间的诗文唱和，无论是处于同一场合，还是时空相隔，只要是使用文字往返，都可以说是“笔谈”。但狭义的“笔谈”，特指同文不同语的两国或两国以上人士会面之时，用书写文字代替语言来进行沟通交流的一种方式。所以，本国人之间的文字交往、异国人之间不在同一场合下的文字交往，都不在狭义“笔谈”的范围内。

东亚笔谈主要集中在中朝、中日、中越以及朝日之间，根据身份的不同，也可以大而别之为外交笔谈、文人笔谈和漂流民笔谈。但古代的外交官也多由文官担当，他们本来就是由文人出身，所以，宽泛地看，外交笔谈也可以归入文人笔谈的范围。

        ——节选自张伯伟《东亚文人笔谈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来源：  程门问学）

转自：“初见好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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