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从事的工作相当多，就其主要的来说，是在中国重新建立社会学这门学科。说我是在这事业上奋斗，似乎太重了一些。我只是尽我的能力在完成这个任务罢了。我接受这项任务还只有两年。如果要问我怎样接受这个任务的，我不得不把话推回到半个世纪以前去，说一说我是怎么和社会学发生关系的。
1930年的暑期，我从苏州的东吴大学转学到北平的燕京大学。到了燕京大学我才知道有社会学这门学科。听了社会学系主任给我介绍了这门学科后，我当场填了表，进了这个系。如果这个行动可以说是“下决心”，我就是这样下的决心，而且过了五十个年头，我并没有改变过主意。但是这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我下了这个决心。要说明这一点，还得追溯得更远些。
1928年，我毕业于东吴附中。这是个什么年头呢？查一查历史年表，就会知道这正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后的一年。当我在中学里读书时，跟着许多进步的同学们闹学生运动。北伐军进苏州后，我参加了当地民报副刊的编辑工作。革命的潮流激起了象我一样的许多青年们的热情和憧憬。但是昙花一现，革命失败了。许多朋友，抓的抓，走的走，散了。我在乡间呆了一个假期，再回学校时，生活孤独，心情懊丧。青年人受不起打击，感到世道这么复杂，有点泄气。当我进大学时，心里想，做人只要能洁身自好、于人有益就是了。于是选了医预科，打算将来学成了当个医生，替人治治病。
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还是不断地来刺激我。学校里又发生了学潮，又有不少平时常在一起的同学被开除或强迫转学了。我安不下心，坐不定了。我想，医生固然能治病，病源却不在个人而在社会，要治病人得先治社会。学医既然先学生理，治社会也先得学点社会原理。这样我才转学燕大开始读社会学的。
我提起这段经过，无非是想说，我在青年时代是经过了一点曲折才走上这条路的。归根到底我还是被当时社会的现实推着走的。但是，我从那时起坚持了五十年，我至今还觉得当时的这个决定是对头的。我到现在还相信要有目的地改造社会需要有科学的社会学知识。
这五十年在这条路上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呢？首先，我入了燕大社会学系对所学的这些课程并不满意，主要是因为这些课程里很少接触到中国社会。读了这些课程我对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发生这么许多问题，还是不清楚。要靠书本去找这些问题的现成的答复，大概希望不大。于是我们又得下决心自己去观察、调查、分析、研究自己的社会了。那就是想建立中国的社会学。
当然也必须说，不读上几年社会学也不会想自己去调查研究，就是想这样做也不一定会做。书是应当读的，只读书不接触实际解决不了问题。还应当说，当时我和一些同学是有条件这样做，老师们也鼓励我们这样做，不然是做不成的。
我并不能说，我们这一代人建立了中国的社会学，达到了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目的。更不能说我自己懂得了中国社会。能说的只是我们在青年时代曾经想从事于建立这门学科，而走上了一条我现在认为还正确的路——到中国现有的社会中去观察、调查、分析、研究。一切前人以科学方法得到的有关社会的理论都只是帮助我们进行这些工作的手段，我们应当向它们学习，但是决不能用来代替我们自己从实际中得出的结论，尽管我们的结论并不一定正确。
这种看法我是坚持的，但是在这五十年中却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我没有实践的机会。解放前，从1944年起，由于在后方搞民主运动，在云南进行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实际上是停顿了。解放后，1952年各大学取消了社会学系，要搞也不能搞了。我自己却因为参加民族工作，还能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研究，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搞别的方面的民族工作。到了1957年，社会学被错误地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在政治上被划为禁区，我就谈不上做社会调查了。一直要到前年，社会学才重见天日。
在《中国青年报》提出的问题里有“奋斗”两字，我在上面说过这个词似乎太重了一些，这是因为我抚心自问，我如果真的全心全意为这“事业”“奋斗”的话，我在这些年头同样可以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只是所采取的方法要不同一些。研究社会有它的方便之处，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社会里生活，可以进行观察和分析。我们本人都是一些可以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对象。在十年浩劫里，平时看不到的社会现象到处都在充分表现。当然在牛棚里或在干校里不能作笔记、作统计、写研究报告，但是谁也不能禁止我们思索问题，琢磨理论。我在这些日子里也这样做过，而且这样做也给我不少精神上的安慰，但是并不能一贯坚持，不然，依靠在大脑里的储存，现在有条件写作时，这一段经历的社会学分析一定能帮助人们对我们的社会理解得更深刻一些。我这样说是要指出我这一生中并没有全力用在做这件事业上。这固然有客观原因，但是主观上没有为此“奋斗”应当说是主要的。如果我既下了“决心”而结果并没有把这件事做好，决不能推托其他原因，应当承认自己不够努力。
最后，可以说说我在两年前接受重建社会学这个任务时是怎样想的了。前两年我实足年龄已经六十八岁了，当然可以说是个老汉了。老年人都经历过青年时代，多少也能从回忆中体会到一些青年的情绪。青年却不可能有老年的经历，要青年懂得老年人的心情，似乎比较难些。我自己在青年时就不大关心那些老头在想些什么，怎么会这样那样想的。顺着自己时觉得是应该的，受之无愧；逆着自己时就不免觉得这拦路虎实在讨厌。我现在要说的话，青年们会有什么反应，实在没有把握。我老实说就是了。
任何事都是有两面的。如果说我一听到我们又可以搞社会学了，就欣然从命，“下决心”来参预这件事，那并非实情，至少不是我当时心理状态的全部。在我的一生还能看到社会学重见天日的一天，我自然从心底里感觉到热乎乎的。但是接着我想到的是最好不要找到我的头上来。说是心有余悸也可以，所悸的倒不是又来一次不白之冤，而是任重力薄，怕自取其咎。初生之犊不畏虎，这是青年人的可爱处。有了点年纪，阅历多些，接受一项任务就得计较一下有多大斤量，再权衡一下自己有多大能耐，两头平不了，也就不敢挑这担子了。说老年人世故，这是一个原因。重建社会学这个任务真是谈何容易。我原本没有学好，又荒疏了这么久，即使有老本本可据，我也教不了。何况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多少还可以向国外去搬，而社会科学则必须从自己土里长出来。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得从头做起，加上了那个历史包袱，绝不是唤之即来的。我怎敢轻易承担这任务呢？
但是当任务落到我头上，我还是承担了。我的这个决心是怎么下的呢？在十年浩劫里我的许多社会学界的老师、朋友没能象我一样活着过来。我这余生可以说是得之意外。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地用它来在事实上证明社会学是一门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学科，为含冤而没的死者伸这口气。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还要向前看，看见的当然不能是我自己这个人，如果只看自己这个人，那就看不多远了。这点也许是老年和青年不同之处。我们这些老人向前看，看到的是下一代，看到的是那个通过新陈代谢而得以绵续常存的社会。这种“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历史感也许是“老成”的表现。这种历史感可以使自己多多少少超脱于那个受着生物规律控制的个人。我们要为死者昭雪，我们要为没有出生的后代打算，不要使他们背上包袱，那就是承认个人的一生不过是生命长流中的一环。如果人与禽兽不同，不同之处就在这里。人在集体生活中创造出了个社会，社会固然是由一个个人组成，但是它的生命却超过了组成它的一个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实体，是一个超于个人的实体。个人是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的，个人是靠这整体而存在的，有如细胞之于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正是维持全身这个机体的健在。我上面所说的历史感其实就是社会实体在个人意识上的反映。它不是虚伪的，而是真实的。就是这种历史感克服了我对重建社会学的畏难情绪。
我想，既然给我参加重建社会学这个任务，尽管我有点犹豫，有不少顾虑，但是为了前人的遗志，为了我几十年来的信念，为了子孙的好处，我也得勉为其难，多少得出把力，把下一代的社会学者培养出来。于是，我就下了决心。
关于这一个问题，我就说到这里吧。
1980年11月1日
转自：“社会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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