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都的救赎
文学之都的救赎：王安石金陵记忆与书写研究
关鹏飞 著
ISBN 978-7-305-26010-0
定价：88.00元
开本：32
页数：376
出版时间：2022.12
在区域文化和城市记忆研究中，甚至具体到南京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王安石都是一个易被忽略的角色，这与他在中国文史哲领域的巨大贡献和丰硕成果形成鲜明落差。实际上，金陵记忆对王安石来说，是一种独特的存在，这种记忆不仅是曾为帝王师的王安石对曾为帝王州的金陵投来的温情一瞥，更是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思辨反省与追问。尤其是晚年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更是在金陵消化着他的学术矛盾、变法苦果、人生困境，最终完成思想演进、精神升华和灵魂救赎。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金陵元素给予王安石多大的帮助？王安石的自我超越之路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发？本书聚焦于此，从地方志和城市群像的窠臼中突围，深度挖掘名人个体与居住城市的时空、身心、群己等方面的耦合之道。
作者简介
关鹏飞，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第三批南京市百名优秀文化人才。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主持省部级项目两项，著有《北宋士人画与诗学研究》《万象自往还：苏诗与苏学》《诗经里的中国》《四时之词：宋词中的二十四节气》《踏歌行：唐朝诗人的追梦人生》《金陵指月：青年教师的大学课堂》等书十余部，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后记
王安石变法，不仅在当时惹来巨大争议，在后世也引发无数回响。就王安石自己来说，他对相业是比较悲观的，其诗中一再提及，如“投老翻为世网婴，低 徊终恐负平生。何时白石冈头路，渡水穿云取次行”（《中书即事》）。又如“溪北溪南水暗通，隔溪遥见夕阳舂。思量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题定力院壁》）。基本都在否定自己的仕途，王安石又说：“邯郸四十余年梦，相对黄粱欲熟时。万事尽如空鸟迹，怪君强记尚能追。”（《与耿天骘会话》）既然万事都如空中鸟迹，只有好友耿天骘还记得，则王安石欣然将其遗忘是毫无疑问的，而这想要遗忘的万事中显然包括了他人生中比较重要的相业。金陵这座城市的山水则疗愈着王安石的心灵创伤，故其诗云：“人间投老事纷纷，才薄何能强致君。一马黄尘南陌路，眼中唯见北山云。”（《人间》）表达出政事失望之余，王安石想要退归金陵北山（即钟山）之渴求。诗中不用“钟山”用“北山”，隐然含有《北山移文》之意，更突显出仕隐之间，王安石的最终抉择。
但纵观王安石研究历史，更多关注其“仕”的部分，诚如王水照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倾向：“检阅一部王安石研究史，无论政治评价、思想考量、文学论析均为变法问题所左右，而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成为王安石研究史上的一个突出倾向。这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仅不能正确认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也不能正确认识‘荆公新学’和他的诗词文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研究者之所以会被“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影响，主要原因在于王安石本身的学术与新法实行过程都比较复杂，很容易通过内圣外王的路径将其混为一谈。实际上，王安石的学术理念与其布置设施自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执拗或坚定如王安石者，也难免在政治裹挟中做出权宜改变。如果我们以改变后的王安石行事与言论作为资料来研究，就很难摆脱“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研究困境。
王安石的学术与政治是难以真正剥离的，一方面政治强化了王氏之学的影响力，王水照云：“王氏新学的影响力不仅时间延续长久，辐射区域广大，不像其他诸子往往冠以地域限制之语，而它是笼罩政坛、学林全局的‘新学’。”所言甚是，王氏之学起初在以金陵为中心的江南传播，因此有学者提出金陵王学的概念，它是如何由区域之学发展成全国学术的？学界一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得风气之先，王先生说：“王氏新学能够居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乃是因为它得风气之先，较早体现出‘宋学’即宋代新儒学的特质和特征，引导了宋学发展和演进的方向。”王先生虽然指出王氏之学引领风气的价值，但“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的提法已经说明政治对王氏之学无以复加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在王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居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之后，一方面可以给王氏之学带来权力加持，使之加速传播；另一方面，是不是也会带来副作用？最浅显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化之后的王氏新学，跟王安石变法初心是否一致？这些问题的思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加深对王安石学术思想的了解。
同时，政策实践是对王氏之学的检验，更不该回避。刘成国在《王安石年谱长编》后记中遗憾地说：“虽然积累了一些新法在地方上执行的具体细节的史料，可由于经济史方面所知甚浅，难以作深入的挖掘和阐释。”成玮在书评中引梁庚尧之论，评述云：“梁先生抉出变法核心目的，在于开源创收，充实国库，社会政策是次要的。落为实践，当财政目标与社会目标难以兼顾甚至抵牾之时，总不免为提高政府收入而扭曲社会政策。这是由新法主要关切所决定的。倘能本此认识，谛观青苗等法在地方的实施情形，取现实与理念对比，梳理其变形轨迹，发掘个中具体动因，或许会对荆公各项政策——推而言之，整个新法——之得失，给出更细致绵密的解析。”成先生的建议很有启发性，既然“现实与理念”有“变形轨迹”，那么通过这些“变形轨迹”就不难发现王氏之学内在的困境，可是所谓的“现实”，也不过是依据历史资料重构的现实，这就增加了对比研究的难度。我们可不可以换个思路，既然“变形轨迹”会影响其理念，那么通过王氏之学的内部调整与对外论战，来探究其学术内部的缺陷，岂不更为切中要害？本着这样的乐观想法，拙稿第一章试图解决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熙宁变法有没有改变王安石的初心？王安石本身以执拗著称，甚至连神宗都无法改变其辞相之初心，其《乞解机务札子》二云：“以道事君，诚为臣之素守，苟可强勉而免违忤之罪，臣亦何敢必其初心？实以疾病浸加，恐隳陛下所付职事，上累陛下知人之哲，下违臣不能则止之义，此所以彷徨迫切而不能自止也。”从长远来看，王安石“以道事君”的素守从未改变过，而从其坚持辞相的初心来看，其辞相之缘由，亦是为促进变法之顺利推行而发，也是对素守的坚持。但王安石的话主观性较强，实则亦有所变，陈瓘《四明尊尧集序》引吕惠卿之言，认为“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这显然带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情绪，不足尽信，但王安石在具体行事中不能全部从客观效果上维持百分之百的变法初心则是可信的：“陆佃字农师……熙宁三年，应举入京。适安石当国，首问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安石惊曰：‘何为乃尔？’”陆佃指出推行新法过程中违背变法初心的地方，王安石大惊，可见他主观上仍以守住初心为准，但现实就并非如此了。
后世学者的批评太过情绪化。实际上，退居金陵后，王安石虽然仍旧为新法提供思想资源，撰述《三经新义》、删定《字说》等，但因为远离政局，所受政治裹挟减少，大部分所思所想可以视作其变法初心的延续和发展，至于帝王如何裁决、实行，则已非王安石所能掌控，更何况践行时有千头万绪，更不能一股脑儿将最终成败归到王安石一人身上。而后世学者却因各自立场而多加批评，如马端临所引项平甫跋云：“予读王元泽《尔雅》，为之永叹。曰：呜呼，以王氏父子之学之苦，即其比物引类之博，分章析句之工，其用力也久，其属辞也精，以此名家，自足垂世，视扬子云、许叔重何至多逊。而必欲用此说也，咸五帝而登三王，缚颉利而臣高昌，则已疏矣，度不能胜，而乃济之以愎，辅之以狡，招合一时之群小，尽逐累世之旧臣，以蹙吾国而覆之，其遗凶流毒，至使后之擅国者世师焉。以享上祗辟之说悦人主，以邦朋国是之说空廷臣，则王氏父子实为之津梁，可不痛哉！” 拙稿虽然也对王氏之学与政事践行的抵牾之处略做勾稽，但像这样一笔抹杀实不可取。张佩纶就认为王氏字学亦有益于辨事：
字书释河均非是。惟《释名》云，河下也，随地下处而通流也，得之。夫下则莫下于海矣。《说文》“河”注：海，从水，可声。可从丂，反丂也。读若呵。夫呵气，出口水之出口似之。⑫若出口之气能分之为二三，则出口之水亦可分为二三矣。读书从识字始。吾谓辨事亦自识字始。但解河之所以名河，而治河之道在是矣。世或谓余之言近于王氏《字说》乎？
张佩纶指出字学对实践的指导价值，这跟王氏之学对政事的指导已经很接近，但因为历代批评王安石太多，以至于张佩纶不得不自我警惕地说自己接近王氏《字说》，可见对王氏之学的批判已经超越了正常的氛围，而给学人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为了卸掉这层思想包袱，拙稿采用记忆研究的方法来梳理、辨析相关材料，以便通过加深对批评者意图的理解，来进一步理解他们对王安石的批评立场，从而更好地拨开云雾走进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世界。
实际上，王安石有其自身“精神”所在，王安石喜用“精神”一词，《读史》云：“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丹青难写是精神”，王安石精神又是什么呢？拙稿中引用了王安石跟苏轼的对答。
有一次，王安石问弟子，“动静”这两个字怎么理解。弟子动辄数百言，王安石觉得太烦琐，就问苏轼。苏轼回答说：“精出于动，神守为静。动静，就是精神。”短短数语就回答了，王安石叹赏不已。王安石跟苏轼都受易学的辩证法则影响，漆侠在《荆公学派与辩证法哲学》一文中，从王安石的《洪范论》《老子注》《致一论》等出发，来探究“王安石的辩证法思想”，从王安石赞同苏轼动静-精神说来看，确实如此，则王安石之精神，就体现在其动静之间，而其动则以熙宁变法为主，其静则主要体现在退居金陵的生活中，熙宁变法可视作政事，金陵生活更多是文学（包含学术），二者合观，才能刻画出王安石的真精神所在。而蕴含着王安石精神的山水诗，则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因为王安石自己也说“却疑山水有精神”（《题玉光亭》），这就比“山水有清音”做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后世学者除了对王氏之学的批评，也有努力调和众派之论，南宋时员兴宗就有《苏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文中对三家之学做了自己的评价，并试图合三为一：
彼数子之道皆相合于孔门，其可以相轻乎？向使数子能宽绰其心，如吾夫子曲折为道，问苌弘，问郯子，彼道虽不及己，问之不恤也，则必能抑六经，黜百子，以全天地至一之气。是无他也，好恶外忘则道真内白矣。昔者国家右文之盛，蜀学如苏氏，洛学如程氏，临川如王氏，皆以所长经纬吾道，务鸣其善鸣者也。程师友于康节邵公，苏师友于参政欧阳公，王同志于南丰曾公。考其渊源，皆有所长，不可废也。然学者好恶入乎彼则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好恶所以萌其心者。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数。诚能通三而贯一，明性理以辨名数，充为经济，则孔氏之道满门矣，岂不休哉！惟圣天子深知其蔽，是以破学者好恶之心，而尽除其禁。使惟是之从，惟道之明，学者之幸也。抑尝有楚人修第之说闻执事者乎？楚人之子有第二区，长则甲所建，次则乙所建，规模不同而岁久将敝。或曰，不必忧也，君宜合二第可用之材，并而为一区。若居一而废一，是以坏易坏也。今苏、程、王之学未必尽善，未必尽非，执一而废一，是以坏易坏。宜合三家之长，以出一道，使归于大公至正，即楚人合二第之义也。执事学识渊奥，必有折衷于斯矣。
员兴宗对三家之学所长的评价，也许很难取得人们的共识，且其评价本身，亦含有以程氏为内学、王氏苏氏为外学的嫌疑，虽是粗略的划分，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三家之学的完整性，颇有得不偿失之憾，但其想要合三为一的想法却由此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实际上，员兴宗的做法不仅不能更好地明白孔子之道，反而为探究孔子之道的学人重新套上三道枷锁。我们只有真正厘清三家之学各自的内涵，他们之间的联系才能有机生成，而他们各家的内涵，远非其学说本身而已，还包括其践行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与给出的答案。拙稿聚焦于王安石的金陵记忆与书写这个点，对王氏之学及其心灵救赎进行大胆的探究，就是一次冒险的尝试。感谢南京晓庄学院给我这个尝试的机会，感谢韦力先生和程瑶女史提供的珍贵照片，也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黄睿老师为出版此书付出的心血，使之能够以更为合适的方式跟读者朋友见面，从而更好地接受大家的批评指正。
一个人想要走进另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很可能会被那个人的精神反噬，在写作拙稿的过程中，我就常有王安石如在身侧的错觉与恐慌。这倒不是自夸我在写作时多么投入，也不仅仅是因为我跟王安石同样生活在南京的大地上，更重要的原因是王安石的文字有极强的感染力，他的精神世界太过强大，很难完全驾驭，以至于我每次下笔批评他时，脑海中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冒出王安石会怎么反驳我。
苏轼说王安石像野狐精，一般被人理解为对王安石的批评，可是这次经历告诉我，王安石真的就像野狐精无孔不入，使人骇然。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事例是，我在2013 年就开始对王安石感兴趣，我清楚记得那年暑假在家里阅读《王荆文公诗笺注》时，奶奶坐在身边的情形。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随着妈妈、姥娘和奶奶 等亲人的离世，我已渐渐遗忘我的小名，而王安石的诗句却挥之不去。他在南京找到的内心宁静，如此强烈地诱惑着我。也许，在这样境界的王安石看来，我不过是迷路的孩子，那一路上的挣扎与辩驳，不过是掩盖迷路的恐慌而已。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总有落花与芳草，值得我们晚归，
那不仅是一种延迟的满足，更是一条心底走出的道路。
2022 年 3 月 27 日初稿
2022 年 3 月 31 日改定
于金陵适彼斋
目录
引言 一个小名的记忆简史／1
一、并不优雅的小名／3
二、记忆：巨人的肩膀／12
三、突围／17
第一章 理想困境／25
一、内外交困／41
二、尚同之弊／86
三、吾谁与归／125
第二章 字寓妙道／151
一、冲破《说文》牢笼／162
二、义理归乎文字／170
三、王门弟子的演进／188
四、以佛解脱的助力／194
第三章 诗的和解／209
一、钟山诗：风景的慰藉／212
二、骑驴：个体形象重建／230
三、增进共识：苏王金陵之会／239
第四章 帝王州里帝王师／271
一、情感认同历程／274
二、金陵之学与帝师之志／285
三、政治避风港／295
四、提升城市品位／304
五、身安之地：人与城市／315
附录 王安石金陵事迹简编／329
参考文献／335
后记／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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