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影响力为何受限？

以下文章来源于嘉陵桥渡 ，作者郑渝川hiecy

文 | 郑渝川

欧洲难以集体行动

法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巴黎政治学院教授扎吉·拉伊迪在其所著的《规范的力量：欧洲视角下的全球治理：第3版》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要解释为什么欧洲缺乏反应力，很简单通俗的一个理由是：欧洲国家在所有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很难集体行动”。

欧洲的统一主要是基于经济依存而建立的，但距离经济融合、经济联合、经济一体相去甚远。而意识形态的整合，在过去看上去是可行的，欧洲人过去对于欧洲意识形态，包括法律、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有着很高的自信度。但随着经济和科技红利逐渐地、更多地从欧洲流失，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凸显了欧盟内部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而新移民大量到来与各国本地居民之间的矛盾触发。这就使得欧洲在继续推进经济联合之外，在政治和法律问题上更多地呈现裂痕。

当然，这与欧盟的设计初衷有关。欧洲联合之所以没有设定很高的法律和政治门槛，是因为推动联合本身就是消弭历史仇恨，化解政治恩怨。尤其是在原苏东阵营解体以后，如果要以高标准来启动联合，欧盟的范围很可能将仅限于中欧和西欧、北欧的部分国家——这些国家与欧洲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排除会发展到类似于今天欧盟与俄罗斯那样的紧张关系。

换言之，我们认为欧洲缺乏反应力，行动迟缓，决策不力，是建立在欧洲联合之初，就回避矛盾的基础上，当时的决策者以及知识分子群体高估了经济融合以及意识形态感召的效力。多个世纪的民族、种族、宗教信仰、利益纷争等因素积累的矛盾，被深深地打上了国家、地域、民族等标签，因而很难完全意义上予以消除。欧盟建立后，更加紧密的政治、文化、经济联系，曾一度让人看到了“欧洲共和国”的雏形和希望，但蜜月期一过，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爆发，再加入新移民的涌入，以至后来的克里米亚危机、俄乌战争，欧洲内部就走向了前面引述的“欧洲国家在所有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很难集体行动”。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硬实力、软实力以及所谓的“巧实力”无疑居于超绝领先的地位。但接下来的10多年里，美国的优势被迅速缩小，证明硬实力和软实力存在本质区别，前者的过度使用不可避免带来后者的缩小。但硬实力本身仍然是安全保障的基础条件。把握好这其中的平衡很多情况下是困难的，一如克里米亚危机以来，虽然俄罗斯显示了相当程度上延续的军事霸权，却受到欧洲的警惕，后者“重视一切能够限制悍然使用武力的因素：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力量，以及公众舆论对遵守国际法规约的关切”。这样的关切，也极大地限制了欧洲大国如法国和德国，基于能源需求与俄罗斯所可能实现的局部和解。可以说，欧洲自己很大程度上高估了上述因素的作用，但美国和俄罗斯却不恰当地予以低估。

欧洲为何热衷推行规范？

观察家们对于欧盟、欧洲联合给出的错误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在美国、在中国、在日本、在印度，确实存在各自的美国人民、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印度人民，但在欧洲其实不存在“欧洲人民”。这样一个自建体系的联合，赖以强化存在感的方式，就是不断强调其大大不同于美国、中国等主流大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和北欧国家总是热衷于创建各类的政治议题，无论是生态、环保，还是社会、军事，乃至经济领域的金融监管和互联网企业监管，皆是如此，其目的就是用来约束主流大国以及具有地域领导地位的中等强国，同时起到团结小国的作用。

欧盟的这种努力，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完全是做无用功。按照现实主义者的理解，世界秩序就是无政府秩序，霸权、力量是第一位的，试图用规范来驯化国际秩序只能带来短暂的假象。这种争论之中，哪种声音占上风，其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完全取决于占据优势者的倾向。也就是说，欧盟要将自己的主张推向全球，发挥更大的影响，其实取决于在全球地缘竞争中，能多大程度上占据相较于中美俄等大国的优势。

欧盟可以寄望的是，21世纪第二个世纪，因不公正、不平衡的全球化所导致的逆全球化浪潮，以及全球化、新工业革命交叠所造成的全球治理危机，再加上越来越多元、复杂的贸易、文化等问题，这些使得欧盟以外的全球主要政治、经济力量，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巴西、印度等，也都需要在方方面面建立起规范性监管的秩序。这为中欧、美欧等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创造了可能。如《规范的力量：欧洲视角下的全球治理：第3版》书中说，欧洲偏好规范的建立和运行。

《规范的力量：欧洲视角下的全球治理：第3版》书中指出，欧洲社会共享的三种基本观念并得到欧盟支持的主要偏好是：拒绝权力政治、相信贸易的社会化力量、非商品性社会偏好。这三项偏好决定了欧洲与其他重要政治、经济力量建立共识的可能，以及各自关系中的重要分歧。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三个偏好也都只成其为偏好，而不是稳定的认知或制度规则。

比如“拒绝权力政治”在于对传统大国霸权行为及其价值观念的拒认，但可以追溯到康德的价值观，但欧洲国家如今如此强烈地推行这一点，究竟这是因为真的相信道德，还是欧洲本身霸权力量实在太过不足，就是个问题。

又如“相信贸易的社会化力量”，这其实是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就是欧洲立场，而且欧洲以一种超然于中美的方式推进经济政策，但其实，欧洲在贸易中建立起的自我保护，其实要比中国以及美国以至其他经济体要多得多。

再如“非商品性社会偏好”，包括反垄断、环境监管、农业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等。欧洲为贸易以及其他层面上的国际合作注入了许多的道德议题，以及规制命题，这肯定要算是一项重大的贡献。但这些议题、命题往往能够比较好地作为工具来规训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及其企业实体，比如欧盟尤其热衷对美资互联网企业和金融企业展开严厉得多的监管；却不能比较高效而公允地规训欧洲体系以内的国家和企业。

所以，欧洲推行的各种规范，美国常常扮演着拒绝配合合作的一方，而其他主要经济体则指责其不够公平。这种规范本身的局限性，限制了欧洲推广规范的能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欧洲希望用规范来约束俄罗斯时，却尴尬地发现在俄罗斯与美国进行博弈的主赛场上，欧洲从来就只是背景板。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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