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与国运：秦亡汉兴的历史密码

新出版的《水运与国运》一书谈到，“如果说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那么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水就是华夏文明的产房”。《山海经》、《列子》的记载中，夸父“与日逐走”，不眠不休，因为太渴，所以饮尽了黄河和渭水的水。早在115-70万年前，蓝田猿人就在渭水流域劳作。20万年前，大荔古人进一步扩大了在渭水流域的活动杆位。约5万年前，渭水流域开始形成氏族公社，这为后来的仰韶文化铺平了道路。再后来，依偎着渭水，一衣带水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融合成华夏族，发展出农耕文明和衣冠文明，兴文字、设官职、推历法、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

渭水流域抚育了华夏先民，并由此肇始了华夏人文之光，沿着华夏扩散了整个北方中原，再辐射到其他地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四十卷中，记载大小河流一千两百五十二条，其中渭水就占了三卷，仅次于占五卷的黄河。

经过夏周时代，姬周部族在渭水流域辛勤耕作，发展出繁盛的农业经济。在翦商革鼎以后，周人通过渭水和洛水两大水系，将王朝统治的两大核心区域连为一片，“既能向东输出西方渭水文化，又吸吮东方河洛文明营养，历八百年旧邦而其命维新”。周朝创制的宗法制度、井田制度、国家制度、典章制度、礼乐制度和道德法治规范，成为华夏文明最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信仰。

《水运与国运》书中谈到，公元前7世纪，秦国基本上控制了整个关中渭水流域，又在秦孝公在位期间，通过商鞅变法进行了制度革新，从而在周制基础上焕发出新的生机，渭水流域源源不断地为秦国霸业贡献资源。在并吞巴蜀后，秦国君臣借鉴古蜀国开明王朝的治水经验，引入渭水流域的水患平治智慧，开凿建设了都江堰，遂使成都平原成为了新的天府之国。秦国引入韩国著名水利巨匠郑国开凿了郑国渠，进一步提高了关中平原的农业产能。秦国坐拥两个“天府之国”，用十多年时间攻灭战国六雄，一统国家。为了进军岭南，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

书中指出，“水德”也正是秦亡汉兴的历史密码。秦朝天下得益于水利，因水而兴。《尚书》中将宇宙万物解释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形态，认为自然界万物变化皆可归结为五行的互相转化。战国后期，齐国学者邹衍完善提出了五德终始说，强调每个王朝都有特定的德作为支配，认为君主应根据所属的“德”制定政治制度，设计政治模式。秦始皇认定“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为水德”，并为此重新设计了国家制度，改革历法，统一度量衡。

但秦始皇对于水德的理解毕竟片面。阴阳五行学说中，有“水主阴，阴主刑杀”的说法。这无形与秦国厉行严刑峻法相合，所以秦朝的法律条文严酷繁多，推行急促。《水运与国运》这本书指出，虽然“水主阴，阴主刑杀”，但水还有养育生命、滋润万物之意。写于咸阳附近函谷关的《道德经》就曾指出，“谁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也”。

这意味着，当政者需要领会水的本质是以柔克刚，相当程度上无为而治，由此无所不胜。所以，秦始皇否认了水德要求君主善养百姓、与民休息的正面主流，在一统国家以后，没能及时将统治策略从“水润”向“水柔”予以转化，而是继续以战争状态下高度紧绷的治理机制处理和平时期的国政，继续推进“大水漫灌”，而没有“精准滴灌”，所以不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从而背弃了水德的初心。

取代秦朝的西汉王朝，同样认为自己秉持“水德”（汉武帝时将大汉属性从“水德”改为“土德”），重新强调“水德”顺应自然、浸润万物的特性，效仿水的顺从之性，顺应民心民意，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很快就迎来了“文景之治”。。

到了同样一统国家，结束分裂的隋朝，积极开凿运河，沟通南北，奈何推进太为急切，因而如秦朝那样同样落得个二世而亡。

《水运与国运》这本书梳理了中国古代王朝兴亡的历史，指出水运与国运密切相关——能够尊重水运规律，从中吸取到顺势而为、尊重民意、保障民生的经验的王朝，正如两汉与唐朝，再到明清，就能国运昌隆，国祚经历数百年。某种意义上，历史周期性的定律，就写在国运与水运相关的规律奥秘中。“依靠对水运规律的顺应，对国运规律的尊重，五千年华夏古国一次又一次地别开生面，一代又一代地薪火相传，一轮又一轮地涅槃重生。”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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