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一词，中文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系intelli-gentsia的翻译，原指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的一个原型阶级，因此又有译为“知识阶级”者。这个专指一群特殊人物的名词，于1860年在俄文中首次出现，以后传播世界各地而被广泛使用。它的含义是城市中的一个新层次，也可以说是城市精英分子(urban elite)。但是各种译文多未尽符合原意，例如德文，学者、专家、知识分子诸词可以互换使用，英美则谓劳心者(non-manual workers)为知识分子。中国历史上原有“上大夫”一词，意义与“知识分子”相近，然译者弃而不用，可见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的上大夫或士人显然有不同之处。
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阶层，其条件是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以手艺或劳力为职业。假定以二分法区别社会为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是进步的，是促进现代化的精英分子，他们将传统带到现代化。不过，在传统到现代化的进程的初期，商业阶层尚未兴起，是其与西方社会现代化基础不同的现象。具体而言，知识分子是包括教师、学者、士绅、中学以上学生、自由职业人士（如作家、艺术家、律师、新闻记者等）的代名词。
知识分子既与现代化有关，在此必须将现代化的定义略为说明。“现代化”是一个抽象名词，具体的说法盖为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所谓发展和变迁，在社会，是循着西方先进国家的轨迹，求得工业化（包括城市化），职业的衍分，个人社会地位有上下左右移动的可能性（传统社会地位，个人属于某一阶层，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性），教育发达，人民普遍识字，知识水准提高；在政治，由专制政体进而为代议制度，经济从放任走向国民福祉。归纳起来，现代化就是选择性的制度变革，在变革中可能放弃了一部分传统，保留了一部分被认为是精粹的；保留多少，放弃多少，视社会的求变因素而定。
知识分子既是现代化的精英分子，对于“精英”一词亦当有所界说。一位社会政治学家说：平等社会中并不强调上层与下层有地位上的悬殊，但是在精英社会，其握有地位者便受到一般人的尊敬，无论是商业界、知识圈子、政府机构中都是如此。上层与下层之别，是上层地位的受到尊敬，上层领导下层。当然没有任何社会真正运用这种理论来区别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也未尝真正有这种社会发生，但是任何社会都或多或少有类似实质的存在，所以用二分法来讨论社会结构的学者，便有精英之士和老百姓的区别。知识分子在任何社会都是受尊敬的，所以通常都把他们列入精英阶层。
知识分子是新观念的倡导者，因此他们在现代化迟缓的国家特别受到尊敬和重视。讨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便必须讨论知识分了的观念。换而言之，知识分子与现代化是相提并论的。
此不仅在19世纪的俄国如此，东方和南美诸国亦复如此。发展中的国家，其知识分子大同小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比较19世纪中俄的知识分子，认为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两个国家面对西方的社会，都有一个长久的传统：在俄国，一方面是大量的农奴，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九；另一方面是专制政治，得贵族的支持。在中国，虽无农奴，贵族比例亦少，但人口百分之八十为文盲，生活在农村社会，情况几与农奴无异，而中国的政治也是专制的。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知识分子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不过俄国的知识分子来自教士和士绅阶级，农奴中绝难产生知识分子。中国则不然，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来自士绅阶级，而士绅多以世代务农自诩，事实上知识分子亦有起自田间者。科举制度废止（1905）之后，新式教育兴起，留学风气大开，知识分子的结构便改变了。
02
知识分子的结构
本文以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为讨论范围，虽然仅仅是二十余年的时间，却是中国变迁最大的时代；时代变迁很大，知识分子的变迁亦很大。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运动。这四件大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深远，推动这四件大事的知识分子，思想和结构也是有区别的。
戊戌变法（1898）是西洋思潮影响下的改革运动，推动此一运动的人物几为清一色的士绅阶层。据估计，领导人物有传可考者四十八人，其中进士二十八人，举人八人，贡生三人，生员二人，无功名而有捐纳官位者四人。他们的西方知识得自一些翻译作品，或因与西方人士接触，或游历西人的殖民地和通商口岸，得到一些一鳞半爪的卬象。可说所知有限，甚而一知半解。真正到过西方的（五人曾游欧美，一人游日本），又因语言文字的隔阂，未必能有深入的观察。能提出变法观念的不过二三人，但并不在变法运动的中心（如马建忠、严复）。或因本身已进人统治阶级，缺乏积极进取的观念，虽有所知，亦保留而不敢流露。如黄遵宪，尝谓太平世在民主，但不敢明言。
戊戌变法之后，接着有立宪运动（1906-1911），立宪派人的背景，以咨议局（1909年成立）和资政院（1910年成立）的一千六百余名议员为例，出身亦大多来自士绅阶级。百名议员中九十一名貝有传统功名，其中进士占百分之四点七，举人一十九点一，贡生四十三点一，生员二十四。留日或受过新式教育者约当百分之二十。
与立宪运动同时的革命党，亦多相知识分子组成。以同盟会为例，该会成立时（1905）基本会员七十人，一年之后发展为六千余人，辛亥年已超过二万人。其中的领导人物大多数为留日学生，具有传统功名者比例甚微。有传可考之革命党人三百二十人，其中有传统功名者，进士二人，举人六人，贡生二人，生员三十三人。
五四时期（1916—1921）的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前的知识分子有了实质上的不同。传统的士绅已渐渐失势、代之而起的是新生的一代。由于留学日本和欧美人数的激增，发生巨大影响力量的是这一批留学生。
从上面所举的四个例子，显然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结构各有背景上的不同，这种差异与中国的教育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戊戌时期的知识分子由士绅阶级组成，盖为传统科举制度使然。科举制度废止之后，士绅阶级不再有继起者。但是直至最后一代的士绅凋残老死，这一阶级依然有他们的影响力量。士绅在立宪运动中的举足轻重，便是非常明显的。乃至同盟会和五四时期的人物，仍不乏有传统功名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但是，立宪派人与戊戌变法领袖们的背景显然已有所不同。立宪派人虽然百分之九十为士绅阶级，其中百分之二十已接受了新式教育，若干人兼具传统功名和新式教育的背景。此一改变，显示新式教育在中国已有相当成效。清朝于1907年设立学部，命令全国各省普设新式学堂。1909年各式学堂略为五千七百所，其中千所有中学以上程度，学生一百六十余万人，中学以上者十九万余人。
由此可知与传统迥异的知识分子已渐次兴起。立宪派中有百余人为留日归国的学生，同盟会中几全部由留日学生所领导，此与中国的留学政策大有关系。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刺激，满清末年朝野皆以为日本足为效法，官方派遣学生留日，民间私费留学，亦一时蔚为风气，尤其日本战胜俄国之后，留日风气更盛。据估计1904年去日本者一千三百余人，1905年二千四百余人，1906年八千余人，总数已超过一万五千人。
留学的风气继续发展，留日以外尚有去欧美者。中国派遣学生留美始于1872年，当年清政府派遣幼童三十名赴美求学，是为留学的先驱。惜因清廷政策改变，留美学生无显著增加。直至1915年，留美人数不过二千六百余人。留学欧洲的风气到民国成立之后方始大盛，而大多前往法国，1912年至1913年间约为四百余人。1919年又四百余人，1920年一千二百余人，合计约三千人。虽然留学欧美的人数还不如留日者多，但对于知识分子的结构影响很大，五四运动几乎是留美、留法、留日学生分享其领导权。
综观自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的背景，显然渐次在推移变迁：最早是传统的土绅，接着是士绅搀和留日学生，最后加人了留美留法的学生，士绅退到不重要的地位。
03
知识分子观念的推移
知识分子背景的变化所透露出来的意义是观念的蜕变。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侵略，面临着空前的巨变时期。传统士绅为了维护固有的文化，师夷制夷，模仿西方的技术，戊戌变法之前有所谓自强运动，这显示统治阶层的观念已有所改变。但是自强运动发自于上，与一般知识分子的关系甚少。戊戌变法才是知识分子所领导而掀起的运动。自强运动固然开了技术革新的先河，但欲救中国的危亡，非从制度上着手不可。
因此，知识分子吸取西方政治家的一些说法，想改变全盘旧有的制度。但是康有为领导下的变法维新，既要变军事，又要改政制，再要讲外交，更要求内治。在康氏的变法计划中，军事、政治、财政、社会……无所不包，且急于短期内实行，终于一事无成。政变之后，维新成了泡影。康氏求变操之过急，是维新失败的原因之一。最大的失败是观念不清，其求变计划芜杂而无选择，在传统积重难返的情况下，难逃失败的运数。
立宪派人得戊戌失败的教训，认识了康有为芜杂观念的缺点，要得改革有成，必须从根本上着手。他们认为国会制度是为根本。在梁启超领导下的立宪派人，三度发动请愿（1909~1910），敦促清廷立即召开国会。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这一次是相当有声色的。
所谓代议制度，必须要人民有行使权利的知识。以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民为文盲，空谈国会是不切实际的。立宪派人有见于此，认为欲达成代议制度，必须以教育人民为根本，所以他们倡言新民，敦促开明专制，严复译赫胥黎、穆勒，著《原强》、《辟韩》；梁启超介绍人权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等，著《新民说》，都是以民权及开明专制为着眼点。严、梁对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影响，人民权利观念的唤醒，无有出其右者。他们都是立宪派的重要领袖。
另一批知识分子，由于受到屡败于列强和变法遭受扼阻的刺激，认为所以对外屈辱，对内不顾国计民生，完全都是由于统治王朝的不德与无能；非推翻传统，建立民主政治，不足以言改革。正好面对一个衰微的异族统治者，原型的民族主义顺势而入。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组成了革命党。革命思潮，蓬勃而不可阻挡。加上立宪运动的难期成效，立宪派与革命党合流，遂掀起了辛亥的大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固然实现了民族主义，但革命党人所希望的民主、立宪派人所要求的代议制度，仍然有非常大的距离，所以有人说辛亥革命名为革命，实际上只是改朝换代(dynasty circle)而已。这种说法固然难为我们所接受，而社会传统的依然如故，鲜有现代化的实质，却为事实。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再有进一步的考虑。五四运动所以由一个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变为巨大的政治思潮，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的局限性而来。
五四运动是知识、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此一运动中表现无余。知识分子攻击传统伦理、风俗习惯，乃至于传统的历史观、宗教观，无不在检讨之列。知识分子的两大要求，一是真正实现民主，走向现代化的政治制度；一是发展科学，求知求真。两者的最终目的，是使得国家独立和强盛，这是自强运动以来不变的目标。中国之走向另一次大革命在所不免。
检讨戊戌变法以来的种种运动，其目标虽然不变，但是知识分子的观念却是不断地在变。他们寻找国家独立强盛的方针，有见于统治阶层模仿西方技术的不成，进而推动制度的变革，最后发展为全面理想的检讨。很显然，知识分子的观念在一步步地推移，这种推移显示知识分子在进步中，到了五四时期，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一点值得注意，从戊戌到“五四”，这二十余年间，知识分子正好分成了两代。前代受传统的影响深而不能遽然摆脱；后代受了西方式的教育，已不再为传统所范围，俄国革命之前也有父子两代，父代提出了观念，子代要求实行，中国则不然，两代之间都在追求观念，都在身体力行。究竟中国应该选择哪一条路？民主与科学两大目标似已大致决定，但是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众说纷纭，分歧分裂，知识分子本身亦不能统一。
04
知识分子的年龄及地域分布
知识分子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年龄，是他们的青年时代（四十五岁之前），无论中西，似乎很少例外。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只有四十二岁，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和梁启超分别为四十六岁和四十岁，这正是一个领导者的成熟的年龄。但是那些赴汤蹈火的志士们则在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谭嗣同死时只有二十二岁，这是一个传统的殉道者。革命党早先杀身成仁的陆皓东、史坚如、陈天华、林觉民、徐锡麟、秋瑾、邹容、吴樾等人只不过二十四五岁。温和的立宪派人，平均年龄是四十岁。“五四”的领导人物，除了蔡元培四十一岁较长之外，陈独秀只有三十八岁，胡适二十六岁，钱玄同三十岁，刘半农二十八岁，傅斯年、罗家伦等才二十一二岁。
从年龄上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激进或稳健。他们愈是年轻，愈是有冒险犯难的精神。相反，年岁愈是增加，愈是趋于稳健，甚而退回保守。严复和梁启超在年轻的时候思想激进，反传统反专制，梁启超且曾一度要求革命。但是当他们过了四十五岁，都不约而同地趋向保守。黄遵宪在三十五岁的时候，以民主为大同的理想；四十五岁以后，要求渐进，提倡“君民共主”。陈独秀年轻的时候，由民主而共产，思想极端激进，但到了晚年，又以为民主是理想的制度。当然这只是一般的趋势而已，并非没有例外。
知识分子的地域分布，对中国现代化的横面发展，有相当关系。士绅知识分子受科举制度学额的影响，地域分布已有不平衡的现象。科举学额的分配，因各省“文风高下、钱粮丁口之多寡以为差”。中国文风较盛的省份在江南及中原各省，完纳钱粮较多而人口稠密的地区亦在江南和中原一带，因此，科举出身的士绅亦以这些省份为多。科举制度虽于1905年被废止了，直至辛亥，士绅出身的知识分子，其比例仍受科举余绪的影响，情况并无太大的改变。新式教育兴起之后，知识分子岀自得风气之先的省份比例甚高。富庶的身份，教育发展较快，知识分子亦多。最巧的是沿海各省同时是得风气之先和富庶的地区。据一位学者的统计，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学生，大多出自江苏、浙江、广东诸省。留美学生以广东籍者最多，从1909年至1945年间，广东留美学牛占全数百分之二十四至而五十一。江苏次之，占百分之十三至二十八。浙江第三，占百分之六至十二。如以江浙合计，所占比例为百分之十九至四十。广东与江浙比较，前者比例较大，但广东籍学生，其中有若干为在美华侨的子弟，并非国内出生，实际上应以江浙为首位。江浙向称首善之区，既得风气之先，一般人民又较为富有，支持子弟出国攻读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赴欧洲攻读的学生，在德国者仍以江苏、浙江居首位，广东、福建次之，学生的家庭背景与留美者大同小异。留法学生的情况与留美留德者则大不相同，四川、湖南、广东、江西各省所占比例甚高，他们大多得勤工俭学组织的帮助，不能以财富关系来解释。
留日情况，其顺序为广东、江苏、浙江、辽宁、四川、福建、湖南、湖北。除了财富关系，还有地理上便于接近的因素，所以辽宁的比例提高了。
留学生归国之后，按理应该回到他们的家乡服务，但实际并不如此。留学生回国，不入政界则从事教育，两者的机会都以大城市为方便。留学生入教育界的比例最大，而学校更是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两地，知识分子大部分分布在这两大城市。据统计，1922年全国有大专学校一百二十二所，河北省占四十八所，其中四十所在北京，江苏省九十二所，十三所在上海。1932年全国大专学校一百零八所，三十五所在河北，十七所在北京，江苏有三十四所，二十五所在上海。1947年大专学校二百零七所，河北省有二十五所，十三所在北京，江苏有五十七所，三十四所在上海。
知识分子既集中在大城中，乡村无形中便被遗弃了。农村与城市脱节，势属必然。民国年间沿海城市及通商口岸有长足的进步，而闭塞的农村依然过着旧日的传统生活，鲜有改变。
05
知识分子的进取态度
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和社会所采取的态度，不外抗议、疏离和退隐三种。当他们不满于现实时，则抗议要求改革；抗议不遂，则产生疏离，进而自树旗帜，从事理想的政治社会运动。如果抗议与疏离运动均不获实现，往往顿荫退隐之念，不再过问世事。抗议和疏离是积极的，退隐则是消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是属于积极进取的，这可从历史上找到许多例证，从子产不毁乡校一事(公元前542年)，已可看出知识分子早已有了抗议的传统。汉代王咸领导太学生抗议非刑言官，郭泰批评时政，宋太学生陈东请诛不法宫更，都是知识分子抗议态度的表示。中国的御史制度，提倡敢言直谏，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到了近代中国，因为列强的侵略，时政的败坏，知识分子提出抗议者更多。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所领导的公车上书，是戊戌时期的典型例子。到了立宪运动时期，立宪派人三次请愿，要求国会，是典型的现代性抗议。五四时期，学生要求拒签巴黎和约，又是一次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
抗议是一种建设性的求变方式，往往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自动改革。西洋各国的代议制度，大多是在抗议的迫促下实现的。但是抗议究竟属于温和的求变。由于其性质温和，往往不能达到所要求的目的。抗议失望之后，知识分子顿萌疏离之念，转而从事激烈的运动。章炳麟原属戊戌抗议的一型，但是清廷使他失望疏离，转而从事革命。孙中山何尝不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达到改革的目的，他上李鸿章书原属抗议表示，其改而领导革命，是疏离之后的一定发展。再以立宪派为例，他们先以和平的请愿，要求早日实现代议制度，清廷的拖延敷衍使他们失望，终而转向同情革命。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离心力更大，从他们反对北京政府、反对军阀、提倡种种极端的主义便可以看出来，疏离运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若失败，知识分子往往走上消极的道路。历代知识分子退隐的例子很多，如老庄，如“竹林七贤”，皆属典型人物。近代由失望而退隐的知识分子亦历历可数。黄遵宪、梁启超在晚年时都退而不问世事。立宪派领导四川争路的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其领导权被军人推倒之后，顿萌退志，那时他不过三十六岁。“五四”时的钱玄同，从青年运动领导的地位退回古书堆中，也是很好的例子。
综观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有传统的进取精神，近代的知识分于更是积极地抗议，由抗议而疏离，由疏离而从事破坏运动，高唱先破坏后建设，志趣在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知识分子虽然也有走上消极道路的，但究属少数。他们不像印度的知识分子，由于失望于独立后的政府，大多退而不问国家社会的兴废。孟子曾说：君子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照。中国知识分子与印度知识分子的不同，盖为儒家与佛家精神的不同。儒家是入世的，佛家是岀世的。儒家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佛家则不如。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无情地攻击儒家思想，他们并不忽视儒家思想进取的一面。现代化的进展是有选择的。传统与现代化相遇之后，适于保留的继续存在，儒家的进取与现代化的精神并行不悖，所以继续发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力量。
罗素曾批评中国的知识分子，且以羡慕的口吻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改革家，是革命家，他们不是犬儒主义者，他们的愉快寄托在大众的幸福，他们觉得杀身成仁或舍身取义所得的愉快，与一个犬儒主义者苟且偷生下的愉快有天壤之别。
（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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