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旅日中国人的文化体验

新出版的《都市新感情：清末民初旅日中国人的文化体验》一书，回溯了清代晚期和民国初期，中国游日、访日官员和知识分子，在游访日本、体验日本都市风情中，对于正处于嬗变之中的日本文化景象、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体验，将这种体验纳入早期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之下，去重新理解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旅日的跨文化交流活动。

在甲午战争之前旅日的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并没有将日本作为可供学习的对象。对于他们来说，明治维新虽然带来了日本国力蒸蒸日上的景象，但他们内心中仍然将日本看做是中华文化的附属，所以他们对日本都市风情的体验，是以挖掘其中的中华元素比如蓬莱仙岛为预设的。书中以晚清游日学者、口岸知识分子王韬为例进行了说明。所以，王韬在日本期间纵情声色，频繁光顾风月场所，自持士大夫风流。书中指出，王韬因而也没有太关注日本的西化、现代化景观。

但在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救亡图存就成为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所在。旅日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学会强国、救亡图存的本领，所以，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中国学子、文人与西方知识、学科、文明的融合以及冲突。

书中以郭沫若等人为例分析指出，当时的旅日学生很多人感受到充实、紧张的时间感，但因为西方文明带来了机械化、理性化的思维和管理体系，这与习惯了自然时间概念的中国学生的习惯产生了冲突。所以，学生对于标准化、程序化、重复性的学习生活也不免产生厌烦。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都市和乡间景象的探访，无疑是带有相当的排斥性心理。

其实，20世纪初，日本各地已经开始运用工业文明的观念来改造日本各地的观光业，而日俄战争获胜后日本国家主义思想兴起、文化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助推了日本扩大自己国际影响力，改善国际形象的行政作为。所以，如书中所说，郭沫若等中国学生在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期间，造访的日本旅游胜地、都市景象，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原生态”——但景观本身无疑极大地促成了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巨匠触发对于故国的思念，展开瑰丽的想象，创作出一系列华丽的诗篇。

《都市新感情：清末民初旅日中国人的文化体验》书中指出，民国初年的旅日学子已经不再秉持过往以故国为本的认知结构，在日本的都市文化中重组了自己对于全球化景观、文化空间的认知。郁达夫、成仿吾因“社会交际的失败和窘迫 生活处境，使他们对记忆中的东京感到气闷甚至厌恶”，他们将东京、日本视为资本累积而成的怪兽，对现代文明充满怀疑。而周作人、张资平等人则从东京感悟到了传统的“东洋味儿”，以及先进文明的吸引，“在这里，他们既能在都市改造后的银座大街体验浮华的西洋文明，又能从旧式是木屋和民间风俗中体味一种‘文化乡愁’”。这使得旅日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两种分化，前者趋向于左翼阵营，坚持革命；后者在后来则对日本的招徕缺乏基本的抵抗力。

书中还谈到了日本的科学主义对于旅日中国人所产生的影响，包括科学装备、技术社会对于旅日中国人带来的感官启蒙和身体转型。借此，旅日中国人的身体从既定的共同体中分离出来，表现为极其张扬的个体意识，使自我“脱嵌”，并对新的共同体实现了“再嵌入”。也就是说，这些人摆脱了旧国民身份，建立起了新的中国人的身份意识——也就是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族群认知的中国人——其中很多人终将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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