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发布会，公布了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进展。发布会上介绍，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直接证实了古史记载中“商”王朝的存在，将中国信史的上限提早了约一千年。
四十余年前，古文字学家唐兰凭其对殷墟甲骨文的研究，撰文肯定商王朝的存在，打破西方学者的质疑，殷墟考古最新发现也再次印证他的论断。
中国人对自己的人文始祖——黄帝、炎帝、蚩尤（史称“三祖”）——的认识，在西汉司马迁著《史记》时比前人有了进步。司马迁把黄帝当作华夏民族第一帝，把《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第一篇，将五帝时期视为中国“有史”时代的开始，这便是进步的表现。
司马迁作为汉朝史官，在汉朝收集的大量典籍基础上，整理、编修了夏商历史，《夏本纪》与《殷本纪》是关于夏商历史最系统、最翔实的两篇文章。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崛起，西方中心主义开始盛行。西方学者越发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感，质疑中国上古史中夏商是否存在的声音渐渐出现。他们普遍认为夏商不存在，怀疑《夏本纪》与《殷本纪》的真实性。他们认为司马迁这两篇文章不可信，中国历史是从周朝开始的。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国陷入历史低谷。此时，受到西方这股思潮的影响，中国疑古派兴起，对中华文明极度不自信。疑古派对于东周之前的史料持一味怀疑的态度，开始质疑夏朝的存在，理由与西方学者一样，即没有直接证明夏朝存在的考古发现。
就在这时，殷墟甲骨文横空出世，仿佛一道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告诉中国人商朝的确存在，中华文明历史真的非常悠久。甲骨文前辈学者“四堂”“四老”整理、研究甲骨文中卜辞时所发现的“周祭谱”（周期性祭祀商朝先公、先王），与《殷本纪》所载几乎一模一样，这无疑就证实了《殷本纪》的准确性、可靠性。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商朝的确存在。
唐兰认为，司马迁距商代已有千年之遥，以后也基本没有实证《史记》所载的商代世系，但是在两千多年后发现的殷墟甲骨文献，却有力地证明了司马迁的记录高度准确，证实了司马迁的《史记》诚实可靠。
其实，除了《五帝本纪》《夏本纪》之外，《史记》中的其他篇章如今基本也都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对于先秦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如今没有证据表明包括《史记》在内的中国文献有作假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唐兰等前辈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积极努力下，我国的考古事业得到重视和发展，进入新时代之后更是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许许多多夏、商、周三代以及三代以前的文物得以发掘出土和研究，使“疑古”学风得以遏止和扭转。
唐兰等一大批杰出的考古学者研究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和不断发现的甲骨文、金文，以及天文记录、历书等或明或暗的蛛丝马迹，对东周以前的历史，尤其是对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代，做了无数次的论证和推断。
唐兰在《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以下简称“一论”）及《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以下简称“二论”）中认为，“中国历史还是应该从黄帝开始，中国有六千年左右的文明史”。他说：“司马迁把黄帝……都当作只是一个历史人物了，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时代，有很多世系，从黄帝到夏禹的时间很长，要有一两千年，这和大汶口新发现的五千五百年左右的陶器文字是完全对得上口径的。”
唐兰确认黄帝至夏、商、周“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一人，以黄帝为人文初祖。确认黄帝、炎帝、蚩尤都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蚩尤还是少昊民族的英雄。
唐兰在“一论”中写道：“从文献上来考查，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古代有太昊和少昊（昊也作皞），都是国名……少昊的英雄是蚩尤。我国历史的最早一页是黄帝和炎帝的阪泉之战与黄帝和蚩尤的涿鹿之战。由于炎帝和黄帝讲和了，所以蚩尤被杀。但在少昊民族中，蚩尤依然是英雄。”
唐兰所指的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便是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两次战争。通过阪泉、涿鹿的两次战争，黄帝创立了包括炎帝部落在内的强大的部落联合体，华夏、东夷两大部落集团解仇结盟。以后各个部族又经过多次接触、交往，包括多次战斗和战斗之后的和解和加强联系，逐渐形成了更大范围的民族团结，同时也形成了中华古代文明。在发展形成我国古代文明的过程中，黄帝、炎帝、蚩尤及其各自部族的民众，都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正因为如此，黄帝、炎帝、蚩尤都是华夏民族的始祖。
那么，这三位人文始祖在战前各居何处呢？经唐兰考证，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其所在地也就是蚩尤所生活和活动的区域。大汶口文化大致开始于五六千年以前，在山东境内的泰安、曲阜、日照、临沂和江苏境内的郅县、新沂等地均有大汶口遗址的发掘，总面积至少有六七万平方公里，其中心在鲁，即今曲阜一带。
比大汶口文化更早的仰韶文化距今八千年，一直持续到距今五千年，共历时约三千年。仰韶文化分布甚广，以黄河中游为中心，西至甘肃，北至内蒙古河套，东至河北东部，南至湖北西北部，可以说是中国古老文化的摇篮之一。仰韶文化的前期是红陶文化，神农氏是红陶文化的创始者，炎帝和黄帝都应该是神农氏的后代，是同一种族两个不同部落的领袖。当仰韶文化进入后期之后，便有彩陶文化出现，黄帝是彩陶文化的创始者。中国的彩陶乃是西部文化产品，黄帝的先祖可能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因此黄帝是中国西部地区人。
炎帝的祖先生活在中国中原北部，从事农业生产。黄帝的祖先生活在距离中原较远的西北地区，以游牧为主，之后逐渐向中原迁徙，并在冀北一带定居，以涿鹿为中心，也开始从事农业生产，逐渐强盛起来。
于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华夏人开始接触和同化。至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初期，也就是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族集团形成之时，中华大地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氏族遍布，部落林立。他们进行农业生产并组成原始国家；他们为生存和发展，彼此不断发生冲突，并终于达到了战争的程度。黄帝、炎帝、蚩尤所统率的三大部族集团，便在此时先后展开了两次大战。
对于阪泉、涿鹿这两次大战，历代史书均无异议，只是阪泉和涿鹿系指何处，历来争议颇大。有的认为，古涿鹿应是今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也有的说，历史上并无涿鹿这个地名，“所谓涿鹿、阪泉者不应该远在冀北的荒僻山谷中，而应该在巩县一带的黄河岸边”；还有的认为，“黄帝故里、故都”以及“炎帝诞生地”等“都在河南新郑”。
作家曲辰多年反复考察、论证，撰写出版了《黄帝史迹之谜》和《黄帝战蚩尤、战炎帝建都涿鹿遗址考》等论著，认定黄帝不仅在涿鹿进行了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且建都于此和崩葬于此。就连考古学者先后两次去“涿鹿之野”实地陕西黄陵县考察，也认定黄帝、炎帝、蚩尤确在此地有过活动和争斗。
近年来，一些地方抓住某些古籍错载，附会黄帝史事、地名，大做文章。假借“学术考证”之名，错误地解释史实、附会历史遗址与地名的情况多有发生，使得黄帝、炎帝、蚩尤三位始祖“四海为家”，到处飘零，不知何处才是安身之地。
唐兰说：“黄帝与炎帝、蚩尤之争总不是邻近村落之间的械斗吧！蚩尤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却跑到现在北京市以西的涿鹿之野去决战，难道不是当时一个统治集团与另一个统治集团之间的战争吗？” 唐兰所指的“现在北京以西的涿鹿之野”，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涿鹿县。我国这位著名的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古文字学者曾经考察过“涿鹿之野”，对黄帝、炎帝、蚩尤三位始祖的古战场和黄帝战蚩尤的八卦阵（唐兰对周易八卦颇有研究，是一位卜辞学家，他甚至为子侄辈取的名字也在卜辞中选取）有过一番深情的巡礼。
来源：浙大文史出版
《独上高楼：唐兰新传》
作者：鲍志华 著
简介：唐兰一生研究兴趣广泛，又勤于学习，善于琢磨，所涉领域皆有不凡成就，尤其是他在古文字学领域总结了一套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为我国古文字研究甚至上古史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数百万字的学术著述。
从出生于嘉兴，到逝世于北京，该书详述了唐兰在人生各个阶段的学习、工作、生活，并重点介绍了唐兰的突出成就。此外，书中还对唐兰的绯闻轶事进行了辨正。作者以作史的态度为唐兰作传，爬梳文献，鉴别史料，力求真实、详备及体现唐兰的全人格，一代大师的形象由此跃然纸上。
（来源： 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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