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历史编纂学研究论稿
朱慈恩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年7月出版
52.00元
9787573203250
内容介绍
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推崇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为近代史学四大家，吕思勉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其史书编纂极其丰富，涉及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民族史、教科书、通俗读物等诸多领域。本书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出发，对吕思勉的史学论著条分缕析，分五章，从其历史编纂的史观、史料、史学方法，中国通史与断代史编纂比较，专门史编纂，学术研究与史学编纂，历史人物评价与史书编纂等诸多面向，对吕思勉历史编纂学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作者简介
朱慈恩，1977年生，江苏苏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曾出版专著《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接受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21年），在《史学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图书馆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
目录
张耕华：“新旧之间”的吕思勉（代序）
第一章 吕思勉历史编纂的史观、史料和史法研究
第一节 吕思勉的历史哲学
第二节 吕思勉与正史
第三节 吕思勉与史注
第二章 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和断代史编纂研究
第一节 吕思勉中国通史与断代史编纂之比较研究
第二节 《白话本国史》与《吕著中国通史》之比较研究
第三节 吕思勉《秦汉史》与翦伯赞《秦汉史》之比较研究
第四节 吕思勉中国近代史编纂述论
第五节 吕思勉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纂述论
第三章 吕思勉的专门史编纂研究
第一节 吕思勉中国社会史编纂述论
第二节 论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
第三节 论吕思勉的《中华民族演进史》
第四节 吕思勉历史通俗读物编纂述论
第四章 吕思勉的学术研究与史书编纂
第一节 吕思勉与井田制研究
第二节 吕思勉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第三节 吕思勉的神话传说研究
第五章 吕思勉的历史人物评论与史书编纂
第一节 吕思勉的历史人物评论
第二节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对岳飞的评价
第三节 吕思勉与陈寅恪对崔浩的研究及评价
“新旧中西”之间的吕思勉（代序）
从二十世纪的史学实践来看，狭义的“新史学”由梁启超所倡导，而广义的“新史学”已经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类型。受梁氏影响，为数不少的史学家继续着梁氏的设想并用之于史学实践。吕思勉（1884—1957）自言：他的思想，受梁氏的“影响实最深，虽父师不逮也”。但他的史学与梁氏的设想有同有不同，与“中研院”史语所的治史模式也有相当的差异。他的治史，很难归入现代史学史上的某家某派，毋宁说他是二十世纪“新史学”中特立独行而做出重大成绩的史学大家。
一
严耕望曾说：吕思勉的史学是建筑在国学基础上，然而他的治史旨趣并不保守，并以他用白话文来撰写中国通史和赞同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之说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事实上，吕思勉的史学观念非但不保守，还颇得风气之先。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吕思勉就接触了马克思的学说，当时他在沈阳高等师范任教，所撰《士之阶级》（演讲稿）、《沈游通信》《南归杂记》等文章，都肯定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方法。他说：“非难唯物史观者，谓其但取经济的原因，而置他原因于不顾，非也。社会现象，本唯一而不可分，曰某某现象云者，特为研究之方便，强划其一部分而为之名云耳。其本体既唯一而不可分，则任取其一部分，但能研究深切，皆足以见其全体。所谓‘一多相容’也。”他又说：“非意识决定生活，实生活决定意识。斯言也，无论受若何之非难，然终含有甚多之真理者也。原非谓人之行动，物质而外，别无支配之力。然物质之力终甚大，且更语其精微。”他向青年学生介绍“研究历史的方法”，也强调“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他的历史著述，极注意社会经济方面的状况，通史及断代史的内容编次均是先社会经济，次政治制度，最后是学术文化，读史札记也不少社会经济方面的条目，这都是受“经济为社会基础”观念的影响。
吕思勉也是较早注意西方社会学并提倡运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史事的学者。他认为：现代“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会学了”。“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社会科学……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为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他这么说，也尝试着这么做。他所撰的《中国社会史》，原是大学的授课讲稿，取法于传统的“典章经制”，题为《政治经济掌故讲义》，后来按社会学的观念做了系统的改写，扩充为农工商业、财产、钱币、饮食、衣服、宫室、婚姻、宗族、国体、政体、阶级、户籍、赋役、征榷、官制、选举、兵制、刑法等十八个专题。他的通史、断代史、专史，都有相当的篇幅用来叙事社会史的内容，并运用当时的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婚姻、宗族等内容。
现代学者的治史，需要有观念上的更新，这是吕思勉非常强调的。他曾对新、旧史学的治史观念做过一番评述。他认为：（一）治史偏重于政治和战争，（二）崇古之念及过于崇拜英雄，（三）借历史以激励爱国、爱民族之心，（四）借历史以维持道德，（五）西方史学中借历史以维护宗教等观念，都是旧时史书的弊病。而今日的治史，（一）历史是进化的，（二）经济为社会之基础，（三）社会学的观念，（四）科学与物质文明对史事的影响等，都是现代史家需要树立的新观念。他还提出“现代史学上的格言”是“求状况非求事实”。他说：旧史的史家“重事实”，今日的史家要重“状况”。“这不是不重事实，状况原是靠事实然后明白的，所以异于昔人的，只是所求者为‘足以使某时代某地方一般状况可借以明白的事实’。……求状况的格言：是重常人，重常事；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就史学观念而论，他与梁氏的“新史学”不尽相同，似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近，但也不尽相同。
二
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学虽有偏激之处，但他批评旧史学只写“君史”不写“民史”，诚为不诬之论。这不是说帝王将相的史事不该写，也不是说旧史中完全没有为民众立言的史家，但总体上说，“史权为统治阶级所窃”，著史者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帝王将相的立场上来写史。所以，“新史学”之“新”，也当体现在治史立场上的“新”。王家范教授曾说吕氏的史著“平民气息较为强烈”。“平民气息”四个字，按我的理解，就是治史所取的立场和内容重心选择，这在吕著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吕思勉的著述，但凡婚姻、财产、赋税、实业、货币、物价、衣食、住行等有关民生的内容都有详详细细的叙述，这自然与上文所说的新观念有关，但也是来自他对现状的深切关注。吕思勉的治史，非常关注现状。他曾因目睹清末滥铸铜元对底层民众带来的生活惨状，下决心研究历史上的物价问题。他的史著不仅留意民众的日常生活，还特别写出民众生活窘困疾苦的史实。比如，写汉初休养生息及武帝时的富庶，论者常引《史记•平准书》中的一段话（自“汉兴七十余年之间”起，至“腐败不可食”止），以说明武帝时财力充足、国富民安的状况。而吕思勉则指出此段引文之下，还有“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的记载。他说：兼并是该行之于穷困之时的，富庶之日，如何反行起兼并来呢？结合董仲舒的言论，可见所谓汉之盛世，乃至帝王将相、兼并之家之盛世；“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却非贫民“人人得而食之矣”。“所谓富者，不过总计全国的富量，有所增加，而并不是均摊在众人头上。所以这时候的富人，固然远较天下初平时为富，穷人则还是一样；而贫富相形之间，其悬殊或者反较大乱初平时为甚。”又如写宋朝的社会，通常都写宋时的经济如何富庶、文化如何发展、市民生活如何丰富，即使说它“积贫积弱”，也多落笔在财政、兵力方面，少有顾及民生者。吕思勉则说：“从唐中叶以后，豪强兼并，地权不平均，历五代、两宋之世，始终没有能够改正。加以南渡以后，两浙的腴田，都落入富豪世家之手，收租奇重。末年，贾似道做宰相，因国用窘迫，又把贱价强买做官田，即以私租为官税。”所以“宋朝的农民是很困苦的”。
吕著也较多地肯定一般民众的贡献和作用，以纠正旧史中过于突出帝王作用的弊病。比如论清康熙盛世的原因，吕思勉认为：清初的政治，确较明中叶以后为清明；罢免三饷，厘订赋役，减免天下的钱粮，农民颇可减轻负担，而当时的用度也比较节俭。故以国富论，除汉、隋、唐盛时，也少可比拟。但这只是史事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中国的国民，自助的力量，本来是很大的。只要国内承平，没甚事去扰累他，那就虽承丧乱之余，不过三四十年，总可复臻于富庶”。历代的盛世，都当如是观。又如写近代外人对东北的侵略，追溯到清入关后封锁东北的远因，进而称赞内地民众不顾禁令到东北拓展的功绩。后来伪满洲国成立，国联不予承认，就是因为东北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是汉人。所以，东三省的不失，靠的就是民众“天然拓展之力”。
历史研究，离不开是非得失的评判，对此，吕著多站在民众的立场，以民众的利益为评判的准绳。比如，他论晚唐之役法说：力役是征收人民的劳力。人民所最缺乏的是钱，次之是物品。至于劳力，则农家本有余闲，但使用之不失其时，亦不过于苛重，即于私人无害，而于公家有益。（晚唐）之所以役民者，并非古代的力役之征，而是庶人在官之事。古代的力役之征，如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都是人人所能为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只要应役几日；自然不虑其苛重了。至于在官的庶人，则可分为府、史、胥、徒四种。此等事务，是不能朝更暮改的。从事其间的，必须视为长久的职业，不能再从事私人的事业。所以“晚唐以后的役法，其厉民却是最甚的”。他对制度的评价如此，对人物的评价也是如此。如梁太祖朱温，因他之篡皇位、杀无辜，历代史家对他都无好评。然吕思勉则说：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从前的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而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阽危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
就变“君史”为“民史”而言，吕著可说是梁氏“新史学”的具体实践。吕思勉曾说：“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实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学问做什么？”吕思勉的这番话，应该也是“新史学”的共同目标；而传统史学中的“经世致用”，也与“新史学”相符合的精神。
三
梁启超在“新史学”的讨论中，曾设想过一种新“通史”的体例，即以“载记”“年表”“志”和“纪传”四体配合而组织成一种新的综合体裁。一生深受梁氏影响的吕思勉，在史书体裁的选择上却没有尝试梁氏的这个设想。关于史书体裁及编撰的方式，吕思勉有自己的做法。
读过吕著的都会发现，他的著述常常将政治史与文化史分为两阕来叙述。如他的四部断代史（即《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都分上下两册，上册叙政治史，下册叙文化史。这种的内容上的安排，是受传统史书的影响。吕思勉认为：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序》将历代史籍记载的重心分为“理乱兴亡”和“典章经制”，很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这虽是旧时史家的观念，但今日撰史仍有借鉴参考的价值。他说：“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尤其是“典章经制”的内容，要扩充到现代的文化史范围。“文化的范围……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所以，他的通史和几部断代史著述，都分“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大块，并加以扩充。“理乱兴亡”扩充为广义的政治史（包括历代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中外关系等），“典章经制”扩充为文化史，内容范围有很大的扩展。
旧史的“典章经制”，基本上限于沿革性的叙述，其视野比较狭窄，角度相对单一。吕思勉将传统的“典章经制”改造为文化史的专题研究，所呈现的历史画面就不一样了。比如《秦汉史》“秦汉时人民生活”中的“交通”一节，写有二十个自然段，每一个自然段可拟一个小标题，它们是：（一）乘车为体制起见；（二）畜牛者多于马，民间驾车、官家运输多用牛；（三）宫中用辇；（四）民间多用驴；（五）国家奖励民间养马；（六）汉之马政；（七）汉道路之修治；（八）汉时边方之道；（九）汉时道旁植树；（十）前后汉驿法一大变；（十一）私家可置驿；（十二）邮驿；（十三）烽燧；（十四）汉时传舍；（十五）亭传之置；（十六）关梁；（十七）传信于郡国以符；（十八）水运与海运；（十九）汉世之造船；（二十）僻陋之地少舟船。这样的叙述，就不是传统的“典章经制”的翻版了。所以，有论者称这“交通”一节，是“空前的对秦汉交通的集中论述，在中国交通史的学术史上是应当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不过，将“理乱兴亡”与“典章经制”分开叙述，只是史书撰写的阶段性成果。吕思勉说：必须拥有详确的史料，对各方面的历史发展情况作出正确的概况和分析，才能用章节体裁以融会贯通的方式加以叙述。依据吕思勉的遗稿和他的各种著述，我们可以推想其治史的大致程序：首先是对史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摘录汇编，即一边读史书（史料），一边按照自己设计的史著结构，将史料分门别类地摘录、归类，这是史料汇编性的工作。然后将归类的史料，进行读史札记式的考证。因为史料的收集是有门类有系统的，故读史札记式的考证也是成系统的。这种长编的性质的札记，为他下一步撰史做好了准备。所以，第三步的工作便是以系统的札记为基础来撰写论文和专著。到了这一步，就可以章节体裁进行融会贯通的叙史了，如他的《白话本国史》。总之，读史料，写札记，做长编，这种明显的本土特色的治史模式，也体现出一种“有理想、有计划”“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的态度和精神，而与传统时代“才子文士”式的治学迥然有别。
“新史学”的实践，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了。然而何谓“新史学”？其主要标识是什么？似乎还有思考的必要。采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固然是“新”。但治史观念和治史立场上的“新”，应该也是重要的标识。至于上文论述的吕思勉治史中的“经世致用”与史书编撰法中的本土特色，这是不是“新史学”的必要的因素呢？我们不是想复制一种外来的“新史学”（如美国鲁滨孙式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新史学”），而是要建成中国式的“新史学”，那么，这些传统史学中的那些似旧实新的东西，仍须继承甚至发扬光大。如果这样的分析不误，那么吕思勉在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也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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