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苏美尔人是谁?谁的名字现在可以第一次被宣布出来?谁将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占据历史舞台?他们能够代表史前时期两河流域一个非常古老的人群吗?或者他们是来自其他的一些国家吗?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什么时候来到这里?他们来自何处?自从一个多世纪前苏美尔文明的第一个废墟被挖掘出来,直到今天,这一重要的问题被反复争论。近期的考古发现远不能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甚至使它更难回答,但它们至少为这个旧的辩论提供了新鲜而坚实的论据,正是在这种新的视角下,“苏美尔人问题”应该被重新审视。
“苏美尔人”一词来自伊拉克南部的古代名字Sumer,或者更准确一点是Shumer,在楔形文献中通常写作符号KI.EN.GI。在历史时期开始之际,三个种族群体紧密相连地居住在那一地区:苏美尔人主要居住在从尼普尔(靠近迪瓦尼亚市[Diwaniyah])到波斯湾的最南端,塞姆人主要在两河流域的中部(公元前2400年后被称为阿卡德地区),还有一群数量较小、来源不明、分散居住的民族,不能给其贴上明确的标签。从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两河流域历史上第一批人口的三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分界线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文化的,而是语言的。他们有着相同的机构、生活方式、技术、艺术传统、宗教信仰,总之,这一起源于最南部的文明被恰当地归因于苏美尔人。我们能够区分和识别这三个民族的唯一可信赖的标准就是他们的语言。严格来说,“苏美尔人”这一称呼应该意为“讲苏美尔语的人”,并且无其他意义;类似地,“塞姆人”是那些讲一种塞姆语方言的人。实际上,要不是因为一些奇怪的非苏美尔语和非塞姆语的人名和地名在古代文献中到处可见,我们不会知道第三个种族元素的存在。这也顺便解释了为什么所有在文献学以外去定义和评估苏美尔人和塞姆人之间关系的努力都注定失败了。另外一点也应该讲清楚:无论在科学意义上还是一般意义上,都没有一个苏美尔“种族”。来自苏美尔墓穴中的骨架被检测属于长颅型或短颅型,是一种所谓的亚美尼亚人种和地中海人种的混合,后者占主体地位。[至于在纪念物上描绘的物理特征,它们很大程度上属于传统风格,因此并没有实际的价值。大而丰满的鼻子、巨大的眼睛、粗壮的脖子和扁平的后枕骨,一般被认为是苏美尔人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在使用真正的塞姆语名字的个人雕像上也能发现,这些雕像几乎都是在塞姆人居住的马瑞地区发现的。然而,那些更加写实的雕像,如苏美尔拉伽什城邦(Lagash)的苏美尔人总督古地亚(Gudea)的雕像,则显示了一种短而直的鼻子和很长的头颅。
单单文献学本身就常常是一个种族关系的良好线索。因此,尽管覆盖一个广阔的区域,希腊人、赫梯人和印度-雅利安人(Indo-Aryans)通过他们所讲的印欧语彼此相连,并且他们可能来自一个在东南欧的共同故乡。但是,在苏美尔人的案例中,文献学起不到作用。苏美尔语是“黏着的”,这意味着它是由动词词根通过语法小品词的同位修饰或内部连接而形成。就此而言,苏美尔语与从匈牙利(Hungary)到波利尼西亚(Polynesia)所讲的数量众多的方言属于同一种类。尽管它与任何已知的语言,无论是尚在使用或是已经死亡了的语言都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苏美尔文学作品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高度智慧、勤劳、善辩和笃信宗教的民族画面,但这些对于其起源并不能提供任何线索。苏美尔人的神话和传说几乎总是以河流、沼泽、芦苇、柽柳和椰枣树这些典型的伊拉克南部背景为开篇,仿佛苏美尔人一直生活在这一国家,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清楚地表明一个不同于两河流域的祖先家园。
因此我们不得不回到考古学,也就是说回到苏美尔文明的物质因素。问题是创造出两河流域连续不断的史前时代文化的各类种族中,哪一个可以与历史上讲苏美尔语的民族联系起来呢?用这种方法,这一问题当然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在乌鲁克时期之前,两河流域使用哪种语言。无论给出什么答案都仅仅是建立在粗略的概括、直观的思考或仅是猜测的基础之上。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们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组学者认为,苏美尔人在乌鲁克时期来到两河流域;而另一组学者认为,最晚在欧贝德时期他们就已经在那里了。这里我们不能进行详细的讨论,但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理论。实际上,苏美尔人的“文字”第一次出现于乌鲁克时期结束之际,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之前没有讲苏美尔语。再者,两河流域文学作品中的地名既不是苏美尔语也不是塞姆语,但是它们是否一定代表一个更古老和排他性民族的痕迹呢?至于标志着乌鲁克文化开始时期的陶器的风格变化,我们已经看到可能是因为大量生产导致,而不是外族的入侵或影响。实际上,在所有方面,乌鲁克文化都表现为在欧贝德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各种条件状况的自然发展。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假设苏美尔人是入侵者,那么他们来自何处?一些学者在两河流域东部的山区国家中寻找他们的起源,他们通过陆路或海路到达两河流域。与此同时,另一些人相信他们来自安纳托利亚,沿着幼发拉底河顺流而下到达它的河口处。但是支撑这些理论的论据并不能够令人信服。除此之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土耳其、伊朗、俾路支(Baluchistan)、阿富汗和中亚进行了大量的考古挖掘活动,它们都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甚至是模糊地类似于乌鲁克文化和捷姆迭特-那色文化的物品;它们也没能提供任何以苏美尔语书写的铭文,当然苏美尔语书写的铭文是唯一决定性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回到两河流域本身呢?
在第四章中已经描述了苏美尔文明的许多物质元素——泥砖建筑、彩色的墙体和壁画、石制花瓶和小雕像、泥塑、印章、金属工艺,甚至是灌溉农业——在公元前第六千纪和公元前第五千纪期间起源于伊拉克北部。在乔加-马米的挖掘已经在萨马腊文化与部分同时代的欧贝德文化及现在被认为属于欧贝德文化早期的哈吉-穆罕默德文化之间建立了一种明确的联系。仅以他们的陶器和不同寻常的雕像为唯一基础,将萨马腊人等同于苏美尔人甚至欧贝德人是让人无法接受的轻率结论,但是,两河流域南部的第一批定居者在某些方面与他们的北部邻居有所关联,或至少受其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反过来考虑,萨马腊人可能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哈苏那或是乌姆-达巴吉亚的农民。因此,我们越是将我们问题的限制回溯,它就变得越稀薄,并消失在史前时期的迷雾中。人们甚至疑惑,是否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问题。苏美尔人,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是各种种族的混合体,可能也是不同民族的混合体。他们的文明,也像我们的一样,是一种外国和本土元素的混合;他们的语言属于一种语言群体,这一语言群体足够庞大,以致能覆盖整个西亚地区甚至更广。因此,他们可能代表了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和铜石并用时代,占据近东大部分地区的一个人口(族群)分支。换句话说,他们可能“一直”就在伊拉克,这就是我们能说的全部。正如一位杰出的东方学者所言:“被广泛讨论的关于苏美尔人的起源问题,很可能被证实是在追逐一种虚妄。”
两河文明三千年
[法]乔治·鲁（Georges Roux） 著
李海峰、陈艳丽 译
2022年3月出版/148.00元
ISBN：978-7-5711-1232-5
本文节选自《两河文明三千年》，感谢大象出版社夏老师提供资料
转自：“初见好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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