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自然会想到更高的精神层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西方美学界出现了一种“回归生活世界”以重构美学的趋向。这种美学在当代西方被称为“日常生活美学”，在中国则被称为“生活美学”。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人们的审美正在经历泛化，生活与艺术相互交融，人们在生活中发现艺术，通过艺术美化生活。在当代中西方不同历史语境下，研究中国的“生活美学”，还须从本土传统入手。
刘悦笛研究员的《审美即生活》（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一书，对比中西古今美学传统研究，确定了生活美学作为“哲学的美学新构”的学科定位和作为“回归生活世界的本体论美学”的核心规定。通过爬梳中国社会所固有的生活美学传统，为构建现代生活美学指明了“新构”与“返本开新”两种不同路径。通过剖析以公共艺术、日常设计等为代表的当代生活美学实践，重构以“全球化”“微时代”“电子复制”“景观社会”等为表征的新历史语境下美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在论述中，作者以大量的例证，通过现象提炼概念并引入思考，从历时与共时层面深入挖掘，全面展开审美与生活的重重联系。
刘悦笛著《审美即生活》
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融入全球的生活美学
刘悦笛在开篇中提到“审美是社会前进的推动力量，同时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1]如今，人民把美好生活作为美好愿望，主张以“美生活”来提升“好生活”。当代中西美学所面临的历史语境不同，在西方学界，分析美学占据主流，艺术是绝对的研究中心；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历来就有“生活美学化”和“美学生活化”传统，艺术与生活是相通的，这些从古典诗词中可见一斑。
对于生活美学的出场，作者并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孤立的位置，而是放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这是有深层意味的。一方面，在西方古典时代，人们建立的是“文化神圣化”语境，艺术为少数人垄断，因此艺术与审美自然不能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随着语境的刷新，生活美学便可用来反击“艺术自律论”和“审美非功利观”的传统观念，这些观念仅是一段文化的产物，随着艺术走向更广大的空间，创作也在努力地突破边界，生活美学成为大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在中国古典文化中，艺术与生活、创作与欣赏都是内外兼容的，古典美学家们往往能从细微之处体悟到生活的美感，然后上升到美学的高度，无论是文学上的创作批评，还是儒释道美学的哲思，都可以将中国美学奠基在本土的深厚传统上。
生活美学研究甚嚣尘上，不免会出现误读。因此，作者将生活美学与实用美学、日常美学、艺术美学、环境美学等作了细致对比，指出生活美学的理解与阐发是具有开放性的。“生活美学是一种回到生活世界的本体论美学，它所持的是崭新的审美观、生活观、艺术观、环境观、哲学观，是审美学理与生活践行的合一。”[2]
理论的创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生活。同样的，作者也指出生活美学的核心主张就是拉近生活与艺术的距离，将生活过成艺术。人们不自觉地在生活中追寻幸福，本能地向往美好生活。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就在于从生活中发现美，享受生活，从古至今一如既往，所以中国美学对于全球生活美学的建构有着独特的借鉴作用。作者还具体介绍了中国人的古典生活美学体系，试图从根本上说明中国美学具有的“生活化”取向，这是不同于欧洲美学传统的深层差异，也是重新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最新路径。
根植本土的生活美学
想要深入分析中国古典美学，首先必须考究内在的根本生成范式。作者认为，“儒行之美”“道化之美”“禅悟之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的红黄蓝“三原色”，所谓“三元合流”。[3]自明代以后，这种三元合流逐渐成为主流，中国文化由此形成了一种儒道禅互补的传统。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作者以南宋文人罗大经的《山静日长》为例，深山闲居，读儒家经典，处道家风度，感现实禅境，倡导生活美学。自觉生活在一个世界里，身心参与生活中，静观体验。
这种理想的境界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作者以汉末文人仲长统的《乐志论》为例，指出这大概是中国文人美学的初步建构，汉代文人的生活样态中大致形成了出为儒、隐为道的两面性。以审美为主导并达到极致的“魏晋风流”是生活艺术化的自觉巅峰，普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何晏、阮籍等名士身体力行引领社会风尚。唐宋是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期，唐代生活美学兼容并蓄、八面来风。宋代承前启后，审美接续前代归于精致，雅俗交融。明清承继宋韵，体现的是既大且全的生活趣味，追求俗雅平衡。“汉之乐志”“魏晋风流”“唐风宋韵”“明清趣味”，这四者逻辑严密地串起中国古典美学的主要内容。刘悦笛所论述的，并非空洞的思想言说，而是通过丰富的文学文本和历史材料进行层层剖析。因此，《审美即生活》随处可见精彩的文本细读以及材料支撑（如《先秦两汉的隐逸》《论风流》《唐代文苑风尚》等），让材料自己说话，也使得该书具有十足的可读性。
作者通过天、地、人、食、物、居、游、文、德、性各个方面试图深描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智慧。第一个是天气时移的“天之美”。中国古人“仰则观象于天”，人类最早的哲思就是观察身边的事物，坐看云卷云舒，笑谈斗转星移。作者指出，古人观照到的阴阳智慧的本义来自天象和天气的变化，从《史记》《春秋繁露》《朱子语类》等材料中提炼出华夏气化宇宙观：“一气”充塞天地间，生生不息也。作者总结“天气美学”拥有无框架的无限性、沉浸式的氛围感以及不可预知的变化万千。人的情绪与天气变化相通，四季循环，人会伤春悲秋，风霜雨雪也是如此。天气的变化、四季的循环是天地的律动，与个体关联，附会的是生命的律动，体现的是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通”与“变”。
第二个是长物闲赏的“物之美”。这种生活美学体现的则是“明清趣味”，物质丰富，文人闲居，通过对“物”的精神消费来超越世俗。人与物的互动，使人获得一种“具身化”的审美享受，赋予能动性，寄托个人情感，心随物婉转，物与心徘徊，物以修心，心直抒情。“长物”指多余之物但其实并不多余，作为文人精神消费的对象，这些物非是生产之用，因此归类于生活美学。
第三个是鉴人貌态的“人之美”。《左传》中记录了叔服为鲁僖公儿子相面，《世说新语》有“容止”篇品评外貌，汉魏《人物志》从九个方面品评人物等。鉴人也逐渐从外貌扩大到性情、品格、行为等，由外转内，逐渐细化也逐渐狭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极大地赞赏魏晋“风流”与唐宋“风雅”，结合文化发展趋势，女子之美一直受制于男性的规制。真正理想的“人之美”则是内美（善）与外美的平衡。
第四个是饮馔品味的“食之美”。可知制造美食的过程也是一种在自然食材基础上的文化创造。吃，不仅在于“填饱”的过程，还在于环境气氛、心情等，林林总总，吃就成了一种审美化的活动。中国美食的神韵，往往不在味本身，更重要的是“味外之味”。鼻之于香，舌之于味，是人的感官对外在世界的感觉，但它们与视觉、触觉等感觉不同的是，其感觉是无影无形的，又有悠长的回味空间，历来被古人乐道。作者指出“味之美”和“味外之味”均导向“审美”之处，这就是中国关于吃喝的生活美学。
第五个是山水悠游的“游之美”。作者一开始谈到，传统“自然审美”的对象是“人文化的自然”，自然之美呈现于与人的关系。优游于山水景观之中，不是简单地看风景，而是将自身融入进去，与西方人景对立不同，形成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4]中国人“出游”传统古已有之，加上儒释道三家均衷情山水，其悠游山水是为修心。归隐的传统也与之相关，出为庙堂，入为山林，不可脱离人而存在，这也是古代“自然”的生活美学。
第六个是文人雅趣的“文之美”。此章论述重点则是日常书写的生活美学，自修禊至雅集，集会行为被审美化，重在文人间的身份认同。汉字以独特的造字方式形成了书写艺术，书法是根植于日常生活的“生活艺术”。生活美学的核心不在“审美”而在“生活”，一开始是文人的日常书写，融入生活便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无功利心的创造加上情感与技术的圆融，触及到情感宣泄的开关，自然而然形成自我的表达，这是来自生活的艺术。
《审美即生活》详细梳理出中国古典生活美学体系的基本面向，其价值在于说明，“审美生活，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母体——生活本身有美感，也是鹄的——生活要追求美化。”[5]
当代社会的生活美学
新世纪的全球文化，开启了日常审美时代，当今中国进入了“微时代”，以微博、微信为传媒先锋的小、快、即时的生活美学通过网络的便捷席卷了中国，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在大众传媒上分享个人创作，但追求被认同的个性还是对普遍趣味的屈服，审美逐渐被市场奴役，传播的“扁平化”导致“审美虚薄化”，量化成为衡量标准，审美共同体圈地自萌，这是挑战也是机遇。在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在最适当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趋向于期望以善、真、美的标准折射自身，都在对相关的社会环境产生积极影响。”[6]他们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生活、社会和人生，科技创造了更多的媒介，媒介的便利创生了更多的作品，自然提高了艺术的门槛。消费时代带来的“审美麻木化”和“审美疲劳”也对艺术提出了挑战，复制时代使得高雅艺术品和大众距离更近。由此可见，技术并不会湮灭艺术，艺术的本真在于创造，技术驱动媒介，新媒介创造了“新艺术型态”，艺术未来无限，技术只是加速器罢了。
作者谈到建立当代中国的艺术观。中国古典美学有着“艺术生活化”的传统，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与西方艺术观的影响下，恢复艺术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倡导本土化的生活美学是首要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土的生活美学一直受到外来思想的冲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理论带来了现实主义的浪潮，文艺为政治服务；现代主义艺术高扬“主体性”，精英文化由此形成，艺术家们主张建构“人文精神”，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随着当代文化与艺术迎来“审美泛化”，艺术开始回归日常生活，陆续出现了“政治波普艺术”“玩世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美学中心的转变体现了社会生活性质的变化，也体现了艺术与生活息息相关。
当代艺术门类中，与生活美学密切相关的，还有不可忽视的公共艺术。作者将公共艺术视为一种“生活美学景观”，可以理解为，公共艺术作品基本是占据公共空间的装置。因此，公共艺术介入人们的生活中，吸引民众往来，调动人们的感官进行审美，使人们在生活中体验艺术，从而使生活艺术化。毋庸置疑的是，存在于当地的公共艺术必须与当地的文化融合，并与当地的文化共同体形成积极的互动。作者举例，纽约的《倾斜的弧线》阻碍民众出行而被当地人拒绝，日本《丰岛美术馆》体现“东方禅韵”的设计完美融入当地。公共艺术作为打造生活化的“审美场”，必须要有审美感知者、艺术品、艺术家和表演者的互动交往以及外部力量。“艺术源自人类对理想生活的想象，公共艺术就是用艺术来看待生活中的公共问题，从而形成公众直接体会生活艺术化的场合。”[7]
与前面介绍中国古典审美的变化相对应，作者论述了当代全球化背景下身体塑造的生活美学。相貌会受人种、地形等多种因素影响，但审美往往是被文化塑造的。随着日常生活越来越趋于审美化，剃头—理发—美发—美容—美体—美甲，审美不仅遍布人的主体部分，还在不断细化。市场操控下的“美”拥有了巨大的经济附加值，化妆品、时装、选美比赛以及蒸蒸日上的整形产业。身体美学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文身、舞蹈行为，随着美的标准（如人体比例）出现，不符合标准的开始人为改造，这就与传统审美背道而驰。对于自然与文化产生的不同标准，确实是个问题。体育运动作为动态的身体美学体现，在当今也形成了一种审美，正如庖丁解牛“技近乎道”的状态，当一种技艺达到纯熟自然就成为了审美对象。体育运动成为艺术的关键还在于其对抗的未知性、现场感与实时性。当代具象化的审美附着，无论是追求美的整形还是欣赏美的体育运动，背后都有着文化的影响。
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大众生活日渐被艺术和设计填满，现代文化景观也趋向艺术化和审美化，影视媒介的广泛传播，造就一种艺术化的现实生活。“在文化被高度‘类像化’的境遇中，观众有如生存在万花筒的世界里，他们只有在当下的直接经验里，体验时间的断裂感和无深度感，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8]文化的崇高感被商业资本利用，商业设计赋予商品特定的文化形式，商业设计满足大众日常消费，消费产品被认可，需求增加，设计增加，消费增值，如此循环。设计是艺术创造，源于对美的追求，但与现代商业结合后，美被异化，追求的是审美的极致，失去的是艺术生活化的实用性。因此，日常设计仍需要以人的实用需要为出发点，并为人所理解。
通过剖析以公共艺术、日常设计等为代表的当代生活美学实践，重构以“全球化”“微时代”“电子复制”“景观社会”等为表征的新历史语境下美学与生活的关系，作者指出，在全球化语境下，生活美学存在不可避免的困境，即在技术爆炸的时代，生活的审美不断细化，与传统、西方交锋，大众拥有了话语权却又容易被利用。这个问题通往的另一个问题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断发展，艺术与生活如何寻求安稳发育点。在《审美即生活》中，作者并没有为这两个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而是留下一个可供继续思考的空间。
结语
刘悦笛以全球化文化互视的角度进入生活美学，回归中国古典美学，发现对生活之美的追寻已深深浸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此形成当代中国新美学只需返本开新。显然，生活美学研究离不开生活这个主体，“生”原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活”则指生命的状态。然而，人不只要活着，还要有趣味地活着。于是，审美的生活就成了我们的理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人早就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从笔墨纸砚到文房之美，从饮馔品酒到居家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美等等这些都属于中国古典美学拓展的疆域，都对当代美学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然而，在“全球化”“微时代”“电子复制”等为表征的新历史语境下，美学受到了不小的挑战。“商业资本推动了后现代性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颠覆了现代先锋艺术，视觉文化而不是诉诸理解和理性的文字审美成为当代文化的主流。”[9]因此，尽管当代中国美学可以返本开新，但其本身仍需要考虑大环境的影响，把握内在人性与外在人文、物质前提与精神升华的和谐发展。
对于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作者显然持着一种十分乐观的认识。这种乐观，一方面源于作者秉持解构思维和批判性思维，揭示出生活美学作为“哲学的美学新构”的学科定位和作为“回归生活世界的本体论美学”的核心规定；另一方面也源于作者相信当代生活美学实践可以重构以“全球化”“微时代”“电子复制”“景观社会”等为表征的新历史语境下美学与生活的关系。尽管乐观，但中国古典美学追求的内外兼修的美善统一却是不容易实现的，还有审美生活所欲达到的这种和谐状态也是不容易把握的，为了实现美好生活，当下的道路注定是艰巨的。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标题：回归中国人的“生活美学”——评刘悦笛《审美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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