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园地
翻开二十四史，到处讲的是政治。
翻开各种文集，到处充满了对政治的论述。
我们民族很重要的一项历史传统就是突出政治。韩愈讲：“文以载道。”司马光讲：“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讲的道、德、体都是指封建政治原则。
照理，我们应该把政治思想作为一个重点任务来加以对待，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处于不绝如缕的状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学术上看，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自然也没有系统的专门的著作。在很长时期内，除两三所大学，基本上没有开设完整的政治思想史课程的，更不要讲专业了。专门研究机构几近于零。景况尽管惨戚，然而默默耕耘者仍有人在。随着近十年健康思维的恢复与发展，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学与研究也复苏了，作为一个学科正在茁壮成长。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随众贤之后做了点探索。
回忆学术历程，需要从1959年说起。1959年秋我到中山大学从杨荣国先生进修思想史，我嫌思想史面太宽，便选择了政治思想史。正在兴致勃勃从学之际，不幸患病而中辍。病稍好又转从王玉哲先生学习古代史，并讲授古代史。1964年巩绍英先生来南开任教，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这时又唤起了藏在心底的兴趣。当时与巩先生常做长夜之谈，每每至三更而不已。我也想不起是什么原因，巩先生只讲了一学期的课就停止了。我也因课程关系把主要精力转到了古代史、史学理论及政治经济学方面去了。然而压不住的兴味又驱使自己加班加点泛舟于政治思想史，并且还发表过几篇小文章。过来的人都知道，那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以致弄得很多人都变了形，什么事都要倒过来看。当时有一批文吏，以专掏别人的“黑心”为能事。我是小人物，又写的是小文章，还算平安。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群众”发动起来了，我就难逃“火眼金睛”。于是因文字等原因，被打入另册，几次被抄家。为了避免招来更多的麻烦，把写成的十余篇有关政治思想史的文稿付之一炬，几年的心血就此了结。当时正值而立之年。
人的怪癖，常常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不知怎的，又死灰复燃，读书时，情不自禁要抽出一部分精力去思考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以前所不同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与磨难，不知不觉地生长出一种莫名的使命感，起初模模糊糊，经过事实的教育和智者的启发，逐渐清楚了，意识到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当务之急是研究封建主义一整套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1978年我开设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课，出乎意料地引起了同学们浓厚的兴趣，这又推动我进一步研究。我的研究大体是沿着三个层次进行的，这三个层次，在我这里又是递进关系。
第一个层次是沿着历史的进程，梳理古代政治思想的形成、发展，力求在准确的描述中揭示出内在本质、发展趋势和规律。这种研究与教学结合在一起，其成果是教材，已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便是整个教材的一部分（秦以后的稿子正在整理中，并将交出版社）。历史的研究是最基础的研究，其中有一系列问题，不能一一讨论。这里只就几个麻烦问题略作说明。
1.把政治思想史独立化。中国古代思想家有一个重要特点是综合性，上论天，下论地，中论万物、人事，纵论古今。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要从中抽出政治思想的内容。为使政治思想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要设法建立一套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政治思想特点的范畴、概念体系。这是一个大问题，对此我做过苦思，也做了一些探索，但问题很多，目前尚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这里把问题提出来，期待同仁共同努力解决。
2.关于客观描述与价值选择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是很不相同的，在思想史中尤甚。有的人认为，材料是著者价值选择的对象，作者的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思想史则是作者通过历史所表现的个人的思想和价值选择。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历史著作应是著者主观对历史客观过程的反映、认识和概括。两者看法孰是孰非另当别论。不过在我看来，前者应以后者为基础，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下了很大功夫用于原始资料的梳理，文字也侧重于描述，在描述中夹议夹叙，以求先有据而后有论。在思想史领域，抛开价值选择的描述几乎是不存在的，著作的外在形式几乎都是以价值取向为框架。不过对我来说，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工作过程。我的工作过程是从梳理材料开始的。
3.关于思想家的阶级性问题。阶级分析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尤其是对政治思想史，应该说更为重要。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恰恰采取了较为模糊的方法，概括而言，叫大而化之。这样做基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迄今为止，关于先秦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分歧甚大，不下五六种之多。这些认识也多半是巨笔勾勒，缺乏工笔细画，比如对先秦的各种身份、阶层、集团具体生活状况研究得很不够。我本人目前虽然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一时还难以把握全局。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把事情说得具体入微，还不如采取素描的方式更为适宜。比如关于“民”的问题，是思想家们普遍关注的对象之一。民属下层，属被剥削者、被统治者，这一点可以断言。但究竟是奴隶，是农奴，是农民，还是平民？一时还难以说清楚。这一类问题弄得不大清楚，说这个思想家是奴隶主代表，那个思想家是领主的代表或地主的代表，等等，都比较仓促。深一步说，当时有没有一个典型的奴隶主阶级？是大可怀疑的。面对这种情况，对思想家的阶级定性似乎宜粗不宜细。另一方面，就思想家而言，并不是每个人都自觉地站在某个阶级来论述问题。有些人简直说不清，比如庄子代表谁？在《庄子》一书中，可以看到颓废没落的奇谈怪论，又有对“食人”制度的最无情的批判；有不与当权者合作的理论，又给当权者奉上了一些治民的妙道要术；作者常常把被剥削者的苦难当作抨击统治者的根据，喊出了受害者的心声，可是又要劝受苦人把仅有的一点物质与精神文明也毁掉。庄子代表哪个阶级？实在难说清楚。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对阶级分析我采取了大而化之的办法来处理。
4.关于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从历史角度看思想家，他们都是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从事思考。但这并不排除他们提出的问题有可能超越时代而具有超前性或普遍性。严格地说，没有或缺少超前性和普遍性的见解，就不可能成为思想家和理论家。理论思维不同于其他思维的地方，就在于它具有全局性、超前性和普遍性。一个理论上的结论可能导致对整个社会生活和历史的重新估价，理论思维的威力就在这里。比如当时一些思想家提出“人性好利”，这四个字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关系的重新认识，并从中引出一系列政治原则。基于上述事实，我在书中对思想家们全局性的、超前性的和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给予较多的注意。
5.关于个性、争鸣与认识深化问题。思想家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关系，但思想又是个体大脑的产物。思想家之所以为思想家，他必须有理论个性，只重复已有的理论，无论如何也构不成理论家。有个性而又能表现，势必会形成争鸣局面。而争鸣又是认识深化的必备条件。春秋战国是三者良性循环时期，我在拙作中反复地阐述了这个道理。个性并不排斥流派的形成，相反，流派的深化和发展，也必须依赖于有个性的思想家推动。儒分为八（实际不止八派），正是儒家兴旺发展的标志。从先秦政治思想史看，派中无派，必然会造成本派的僵化与萎缩。
6.是非判断问题。在政治思想中如何判断是非，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从哲学上讲，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人所共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用于政治思想史就产生了许多枝节问题。政治实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绝大部分思想家是剥削阶级的代言人，有不少人虽同情下层民众，但并不是下层民众的代表。在当时条件下，代表剥削者的程度不同地付诸实践，代表下层民众的多半陷于幻想，美好的愿望难以实践。我力图用历史的进程做判断标准，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好多问题仍说不清。这个问题也急切需要讨论。
第二个层次是进行历史反思。什么叫反思？目前也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在我看来，反思是基于历史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而对历史进行的再认识。通过对历史的价值判断说明历史与现实的区分与联系，从中可以得到借鉴，更重要的是讨论如何从历史中走出来。我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时代每向前迈进一步，都要唤起人们反思一下历史，以便弄清楚自己背靠的是什么，自己的起点在哪里，自己处于历史发展链条中的哪一环，以及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中向前迈进，等等。反思是为了未来！”不管人们意识到或毫无意识，我们每个人的躯体内都有历史的精灵在游荡。如果缺乏自觉，现实的人常常又落后于现实，成为眼睛长在脑后的申公豹。历史反思可以帮助人们获得自觉，反思未必都正确，但可促使人们动脑子进行选择。
粉碎“四人帮”之后，很多人著文肯定清官与清官思想，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政治舞台上也应该有像包公、海瑞那样的清官。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自古以来流传很广的清官思想恰恰需要反思。于是我与王连升同志合写了《清官思想评议》一文。从古代看，清官的主要形象和清官思想的核心是英雄崇拜。在清官与民的关系上，民乞求的是恩赐、怜悯、宽恕、救命，清官的伟大则在于满足这种乞求。静心想想，这难道能同社会主义思想联袂吗？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必须把清官崇拜与社会主义民主区分开来。当时我们还写过一篇对纳谏进行反思的文章，是针对当时歌颂纳谏而发的。通过对历史上进谏、纳谏及其理论的考察，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补充。进谏与纳谏二者之间没有政治上的平等关系，从而造成了强谏多悲剧的局面。那种跨时代的颂扬进谏、纳谏，实际上是肯定和宣扬政治权利的不平等，这同社会主义民主是格格不入的。
历史的反思绝不是搞历史虚无主义，而是为了获得自觉，从历史中走出来，增强现代意识。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个人，为了发展，不仅需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同时还必须恰如其分地把自己与历史区分开来，这样才能充分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埋头于历史，那只能充当活着的化石。化石固然可贵，但终究是历史的落伍者！
第三个层次是探索传统的政治文化。什么是政治文化，众说纷纭。我的看法比较简单，政治文化的主要点就是政治文化化、文化政治化。政治关系不完全依靠强力维持，很多情况是靠文化来实现的。一定的文化观念会把某种政治关系视为自然的和当然的。比如，在君主专制时代，众多的人见到帝王会不假思索、不由自主地下跪。这就可视为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具体而论，政治文化可包括如下内容：政治理论、政治信仰、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心理等，这一切又与政治系统的运动紧密相关，并相互影响。传统的政治文化是相对现代政治文化而言的。政治文化不同于政治思想的地方，除了涵盖面宽窄外，更主要的是，政治文化侧重于用立体的方法进行综合的研究，并着眼于社会化过程。比如，儒家的一套政治理论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社会化的；儒家政治理论社会化之后所形成的社会和个人的政治心理与政治价值取向又如何影响政治过程。这正是政治文化应该研究的。
关于传统政治文化，目前尚处于摸索入门的阶段。我与我的同仁试着写了几篇文章。至于像不像政治文化，还望同好指正。俗话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共同来打这双草鞋。
这样的文字很难收尾，但又好收尾，止笔即收笔。最后说一句话：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到这块园地中来！
原载《书林》，1988年第2期。转自《刘泽华全集·历史认识论与方法》，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提供资料。
本书是《刘泽华全集（全12卷）》的其中一部，收录了刘泽华先生44篇历史认识与方法论方面的论文、采访稿等，按照论文的内容和性质不同，划分成学术自述、历史认识论、思想进程中对若干问题的再认识、政治思想研究方法问题等四个部分。其中学术自述讲述的是刘泽华先生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思考、记录和阐述；历史认识论讲述的是关于历史发展研究的方法论探究；思考进程中对若干问题的再认识是刘泽华先生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认识历史问题所进行的再思考和再认识；政治思想研究方法问题则是对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方法和问题的讨论及分析。本书集中呈现了刘泽华先生治学研究的严谨态度，以及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中肯态度，他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严谨客观的治学方式方法，为后辈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作为学术研究，刘泽华先生的著作坚持史论结合，用材料说话，观点新颖，如首提战国“授田制”填补了该部分研究的空白。
转自：“书斋里外”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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