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博物馆》的空间书写及其意义

当代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纯真博物馆》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土耳其读者的广泛关注，随后还被改编成纪录片《纯真记忆》上映。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引进并出版了该书的简体中文版。故事背景是20世纪70—8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讲述了主人公凯末尔与芙颂的爱情悲剧。主线之外，小说延续了帕慕克小说中一贯的空间书写。本文将从《纯真博物馆》的空间书写出发，探讨其所蕴含的社会、心理、文化等多方面的意义。

社会空间中复杂关系

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认为，空间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空间或者精神空间，两者之外还有社会空间，社会空间超越前两者又包含它们。“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纯真博物馆》中，酒店、饭店、厂区、街区等各种空间场所中弥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使得不同空间构成了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中心空间和边缘空间的对立，体现了权力阶层对空间秩序的操控。

凯末尔一家属于伊斯坦布尔上层资产阶级，他们及其所属阶层的社会优越感以空间作为表征。凯末尔一家人居住在一座宽敞的大别墅中，平时他们也出入各种豪华的公共场所。海峡饭店和俱乐部不仅是富人们的聚餐之地，还是他们彼此炫耀财富的场所，普通民众因为经济能力有限很少出入其中。这些空间对平民阶层具有一定的排外性。福耶阿饭店是凯末尔一家人经常光顾的地方，饭店内部空间在名字使用上营造了一种身在欧洲的感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座饭店主要的消费群体是伊斯坦布尔的有钱资产阶级。

芙颂则来自一个贫穷家庭。她们家是凯末尔的母亲所不愿意去的地方，不仅家中装修简陋，光线也非常暗淡。她家所在的街区街道狭窄，随处可以看到将要倒塌的房子。附近还有很多低级的夜总会、快餐店等。比起中心空间建筑的富丽堂皇、出入人员社会地位的尊贵，她家及其所在街区都呈现出边缘化的空间特点。中心和边缘空间的成员之间，也很少有来往、流动。

外在空间表征不同的心理意义

小说中的外在空间和内在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并且不同情况下，外在空间表征的心理意义有所不同。小说中窗、露台、阳台等意象多次重复出现，表征了凯末尔在痛苦和渴望幸福之间挣扎的矛盾心理。这是以空间表征人物的苦闷。

当恋人芙颂不辞而别后，凯末尔一方面极为痛苦，另一方面却仍然渴望过去和她在一起时的幸福感受。室内的日常生活使他感到压抑。窗外的风景，却象征着他对自由、幸福的渴望。有一次凯末尔试图通过眺望窗外的海峡风景，来重新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海峡中的渔船、激流中的游船、阳光、薄雾，构成了一幅印象主义式的绘画。观看风景时，凯末尔重新获得了和芙颂在一起后才拥有的自由感受。夜晚，百叶窗外传来一对父子打渔时的划水声、滴水声、父子俩的对话声等，它们组成了无数细碎的印象、感受。父子的对话透露着亲人间的亲密无间，这些都是凯末尔在别墅生活时未曾感受到的温情。船上的渔火透过百叶窗落在室内天花板上，象征着父子俩幸福的感受僭越了空间的界限，深深感染了室内的凯末尔，使他在孤独中愈发渴望这种幸福感。

同芙颂重逢后，凯末尔的内心仍然充满了挣扎。室内的日常生活对凯末尔来说，是琐碎、无趣的。和芙颂共同在阳台上看窗外的风景时，窗外的街景象征了他对幸福的渴望。凯末尔注意到了街上玩捉迷藏的孩子们，感受到了夏日夜晚的闷热，闻到了海峡那边吹来的一阵清风。这一通感叙述中充满了感官化细节，意味着他从室内生活的压抑中逃离，恢复了对外界的敏锐感知力。此时带着花香的轻风再次出现，它作为幸福感的象征让凯末尔沉浸其中。

公共空间呈现出性别不平等

土耳其的西化改革包括改变妇女处境等举措。例如，允许妇女接受教育，进入社会工作；妇女可以参与社会活动，甚至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废除多妻制、休妻制等。但事实上从西化改革开始，妇女的处境始终没有得到本质性的改变。小说借助空间呈现了性别的不平等。

虽然妇女可以出入某些公共场所，不必局限于传统的家庭空间，但事实上男性的活动区域还是比女性更为广阔。男性有专属于他们的公共空间，其中有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小说叙述的球场只有男性可以出入其中，球员的跑动，观球时人们的嘈杂声、呐喊声都是流动性、力量性的呈现，由此表达了一种男性价值观。

尽管女性可以出入某些公共空间，但是没有专属于她们的公共空间。如多伦·玛西所认为的，“妇女在身份和空间方面的流动受限，在某些文化背景下是一种重要的从属手段”。因为社会活动有限，所以她们得以出入的公共空间有限，并且在这些空间中以什么身份出入也是被限制的。小说中的酒店花园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女性聚集地，但她们没有在其中开展呈现女性性别价值的公共活动。凯末尔看到，“花园里灯火通明，到处都是漂亮的姑娘”。列斐伏尔认为，花园是一个远离社会但也没有完全隔离于社会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房间、卧室、房子或花园的空间可能会被障碍、墙壁和所有私有财产的标志与社会空间隔开，但仍然基本地是这个空间的一部分”。相对于社会空间中弥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权力分布来说，花园这一自然空间是单纯、从属的。与此相对应，花园中的女性没有共同讨论表达自身性别价值或者具有社会性内容的话题。这说明了女性出入公共空间时，她们的身份不具有社会性。此外，有一些社会空间看似是女性专属的，其中也展开了属于女性的公共活动，但这些活动仍然在表达男性价值观。

综上所述，小说从凯末尔的个人视角出发，通过空间叙述呈现了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社会经历了西方化改革后，个人所面对的复杂社会、心理、文化问题。既呈现了权力阶层通过空间来进行权力操控，也呈现了个人的苦闷心理，以及女性的社会从属地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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