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寓国家兴衰于地方史书写中，以小见大，通俗易懂
⭐️著名汉学家带你从另一个视角看明朝与明亡
[美] 戴福士 著
解扬 译
ISBN：978-7-100-19581-2
开本：32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2年5月
定价：7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中州地区在明代政治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心，以河南东北部（即豫东北）为着力点，研究了这块土地所浓缩反映的明朝衰亡的过程，并分析了其原因。研究包括了在中州地区的皇权政治、 藩王世系等政治议题，以及黄河治理、赈济灾荒等经济议题，还包括杨东明、吕坤等出身于当地并曾在此地为官的著名士大夫的言行等文化与社会议题。
作译者简介
作者戴福士（Roger V. Des Forges），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荣休教授，曾任该校历史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明史、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文化史。
译者解扬，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朱鸿林工作室”特聘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明史、近世思想文化史。
导 论
历史上的中州
河南所在之地，亦名中州；这一名称的由来，兼有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双重因素。河南取意“大河之南”，指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黄河将中国北部平原一分为二，是其地理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体制下农业的核心区。在河南境内，许多小的河流从东北流向东南，在西北、西南和东南地区有山地，地貌与中国整体的地貌极为类似。
河南温度适宜，日照充足，接受的日照时数也比其他省份多。降水量年均700毫米，为小米、小麦、高粱和玉米的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地又恰好处于自北部吹来的干燥冷风与从南部而来的温暖、湿润季风的中间地带，在夏秋之交这样一段相对短的时间内，降水量能达到年降水量的50％。然而降水量的季节分配极度不均，会导致洪涝或干旱。
河南东北部因为人口众多和作物高产，属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所说的中国北部这一宏观区域（macro-region）的核心地带。然而与其他位于河谷地带的核心区不同，黄河贯穿此地，在每年淤积下150万吨黄土之后，注入黄海（黄河夺淮入海时期）。由是之故，黄河流经之处，河床不断抬升，在河南东北部和下游地区，必须经由人工疏浚并修筑堤坝来保证河道畅通。黄河的水面也随之不断抬高，超过周围的乡村数米，因此也被称为“悬河”。由于对水土保持的重视不够，黄河屡屡泛滥成灾，于是它又有了“中国之殇”的雅号。
河南四周均有河流相连，东北部有卫河，东南有淮河，北部有淇水和小丹河，南部有涡河和颍河。此外，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河流向东注入黄河，但它们在历史上时存时逝，部分取决于当地政府对黄河的治理情况。河南曾经一度广为森林所覆盖，但由于农业占地的缘故，森林面积逐渐缩小。尽管省内的铜、锡、煤、铁和石油的蕴藏量十分丰富，但是受到政治的影响以及商业、工业和技术风尚的改变等因素干扰，难免滥砍滥伐。
要理解河南在明朝的角色与地位，我们必须剥离那些不受时间影响的因素，如地理、气候、地形以及自然资源等，进入历史视域，从当地民众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等角度着眼。正是那些居于此地以及相邻地域的民众，在历史上创造并保持了河南的文化中心地位，同时，他们还必须应对来自其他地域，以及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的挑战。
尽管“河水”——也就是后来名为黄河的水系屡屡冲刷，导致许多历史遗迹荡然无存，但那块日后在明代成为河南的土地，仍可见是旧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的发源地，它孕育了中华文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地域出现了部分类似于被何炳棣和张光直称为中华文化“摇篮”或若干相邻文化所形成的“互动圈”的文化形态，包括西部的仰韶文化、东部的龙山文化，以及其他一些更远的文化。在夏文化（传统的说法是公元前2200—前1766年）时期，此地以“豫”为名。豫是象形字，包含大象的意符。在那段时期内，豫的气候较后世温暖，地下水位也较高，动植物也丰富。据《尚书·禹贡》记载——即使《尚书》要迟至公元前七世纪才编写完成，豫在最早的、传说中的九州之中，便有了中州（central province）的含义，这明显已然超出了中心的意思。正因为河南还有“豫”这一别名，河南东北部也被称为“豫东”。在夏晚期，当地民众开始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有了镇，还可能建了邦。其中有两个镇的名称一直为后世沿用，至少六个邦后来可能被当作了都城，其中的两个可以被认定就坐落在河南东北部。
在整个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5），河南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首要之区。上文提及的那六个都城均名为大邑商（Great City Shang），有四个在河南，其中隞恰好在河南东北部，临近现在的河南省会郑州，占地3.2平方公里。到了商中叶，隞逐渐繁荣起来。它的城墙高9.1米、宽36米，当时需要1万人费时18年才能修建完成。在商代的70多个镇中，有30座在河南，其中的9座地处东北部。包括杞和商城在内的另外7个镇后来成了县都，其名称也沿用至今。商的都城可能当时就叫中国（central state[s]），这一指代中国时间最长且最为普遍的名称，直至如今都仍然使用。由于地处这块富饶的冲积平原的中部，当然也容易被周边的觊觎势力虎视眈眈，商代的都城逐渐形成了中心的概念，并且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在商代还出现了“中华”（central florescence）和“中原”（central plain）这两个词，它们如今也成为指代中国的通用名词。
周朝（公元前1045—前256）崛起于西边，它的第一个都城就建在渭河流域，不久后他们发动了中原地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在今天河南洛阳附近，建立了周朝的第二个都城成周。周对商采取安抚政策，在商丘（指商王朝的坟墓）授予商王子孙以封地，名为宋。周人有目的性地利用殷商推翻夏朝的故事，作为周取代商的合法性依据；周人也延续了殷商的做法，保留了曾因接受商王封爵而得以在杞国繁衍的夏王室的一支。于是，运用“杞宋之礼”，或者对前朝诸王室表示适宜的尊崇，保证了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所延续下来的正统性。同时，坐落在河南西部伊河和洛河之间的成周，逐渐被称作“天下”的中心。这显示了中州地区文化力量的延续，即使当时的政治中心是在地处西部的周原地区。到了公元前8世纪，周王室140个封国中的50个都在河南，其中有5个在东北部。
由于西部邻邦的压力，周王室在公元前770年东迁成周，将政治中心搬回到中州平原，为今后洛阳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在大河以南地区有四股力量逐渐兴起：郑、卫、宋和楚。它们拥有的镇的数量大增，从一百余个发展到了两百多个。在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前221），以洛阳为都城的韩和以大梁（也叫开封）为都城的魏这两个新的镇逐渐兴起，随即也加入到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斗争之中。河南境内的镇，数量减少到150个，然而其中一部分镇的规模却在逐渐扩大。举例言之，睢水附近的睢阳城有长达5公里的城墙，城内居民多达10万。鸿沟附近的大梁逐渐成为当地仅次于洛阳的工业、商业中心，拥有20万人口。
随后，秦国（公元前770—前207）日渐崛起。它最初在西部，将守卫周坟的地方作为建基之地。之后，以保卫在洛阳的周朝遗存为旗号，将势力东扩。接着，它声称控制了南部的蜀和巴。最后，在中州平原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从此之后，这块平原成了四方兵家的必争之地。秦定都地处渭河河谷的咸阳，地理位置略为偏西，但中央官制体系却覆盖全国，包括河南东北部的大梁和睢阳。秦国因此赋予了“中国”（central state）以新意，直到很久以后，这一名称为西方词汇“China”“Sinicize”和“Sinicization”所借用。然而秦国的历史很短，并未能改变中州平原的概念以及地理位置。
继起的汉朝显示了中州地区和其他地区间日益复杂的相互影响问题。针对秦的反叛在中州平原及其南部、东部的边境上逐渐扩散开来最终以占领地处渭河河谷的都城咸阳为标志，推翻了秦朝。随后，各方势力为争夺权力而发起的内战，也主要是在这一平原地带展开。胜利者承继周、秦之后，也将都城建在了渭河河谷，命名为长安（即长久平安之意）。
尽管汉也是在周原建立政治中心，其包括国、郡、县在内的各级行政体系覆盖中州平原，但同时也拓展到了秦国领土以外的一些新的区域。汉朝在长安以东的交通要道上设立了诸侯国梁，下辖河内、河南两郡以及约150个县。因此，汉朝可以说比之前的任何政权都更切实地控制了中州平原地区；与1500年之后的明朝相比，也是如此（虽然明时的人口多些，但仅有100多个县）。
由于气候温暖和长时间的和平稳定，汉代的农业技术得以推广，食物充足，足够供养全国6000万的人口。在全国居民总数中，有25%居住在日后称为河南省的区域内。据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说，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中，有7座坐落于此地。我们缺乏东北部地区的确切人口数字，但河内、河南和颍川郡都自称各有20万户人口。伴随着王莽新朝（公元前8—公元23的兴亡，战事四起，地区人口也锐减，接着在河南南部的南阳还发生了旨在恢复汉室统治的起事。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起事者们攻占了经济首要之区河内郡，从而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定都洛阳。东汉时气候寒冷，政府管理的效率也低些，但据公元140年的人口统计数字来看，当时人口恢复到了5000万，其中大约有21%的人口居住在河南。
东汉之后，中国进入一个相对长时段的内部动荡、民族互伐的时期，但河南在国内政治舞台上，仍可以在四方竞争之中保持中心地位。在三国时期（220—265），魏国定都洛阳，同时面临着蜀汉和吴的竞争。在晋（265—419）和南北朝（420—589）时期，地处北部边境的一些国家，由于控制了前朝曾建都于此的中州平原，声称拥有对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南部的一些国家，也号称大汉子孙。在这一时期内，河南南部通常以“豫”为名，北部则沿袭战国时期梁国的名字，西部用汉朝河南郡的称呼。相比河南东北部一些主要城镇在连年战乱中日渐衰落，洛阳在北魏（386—534）这个边地少数民族的统治下，得以重新繁荣。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由于地近白马寺和少林寺，洛阳成为这一源自印度并已东传至东亚和东南亚的宗教信仰的重要中心。
西北部的鲜卑族终于在周和秦汉之后再次统一了中国，建立了隋朝（581—618），定都渭河河谷的大兴城。但鲜卑势力的崛起，得益于来自中州平原的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他们还在洛阳建立了第二个都城。洛阳很快发展为重要的通都大邑，周围的城墙有27.5公里长，人口22万户。这一规模可称空前，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远迈来者。温暖的气候和更新的社会秩序令中国的人口恢复到接近汉代的水平——4500万。其中有18%的人口居于河南。河南东北部的城镇日渐繁荣。以荥阳为例，其恢复了汉朝时的重要谷仓地位，也是区域内人口密度最大的郡。隋朝修筑了两条著名的运河，一条从开封发端，经过杞、商丘，抵达淮河；另一条从新乡抵达渤海湾。通过这两条大运河，隋朝将粮食从东南运往东北。无论这是否是出于有意，河南东北部都广受其益。
当隋朝试图毫无休止地强化其中央政府的行政统治时，西北部的其他贵族起而反叛，最终在中州平原击败了各地的叛军，建立了唐朝（618—907）。唐定都西部，即长安，但也重建了洛阳，仍然维系着连接东南和东北的运河系统，使之继续施惠于河南的经济。在唐代，“河南”既指包括洛阳在内的州，也指包括部分东北地区的道，这样一来，便将从汉代开始的河南这一地名，与实际所辖地域的名实关系确定了下来，但还并不能说就是精确划定了河南的确切属地。在唐代，汴河成为东西内河航运的主要枢纽；沿岸的一些城镇，如汴州和宋州，成了当时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两个州。到了晚唐，汴州成了堪与长江流域的扬州和杭州媲美的主要商业中心。
唐朝灭亡后，在五代十国时期（907—960），汴州保持了它的商业地位，并成为后梁的都城。并且，还是后梁之后的几个朝代——后晋、后汉和后周的都城。五代十国崛起于中原，以国号复古溯远的方式，号称得天下之权。尽管其中没有一个朝代能实现统一，更不要说恢复汉唐时的疆域，但基于汴州的繁华，他们的政治野心不衰这个史实，可能与中国人口、商业和手工业中心从中原移至江南那段历史同样重要。长三角地区也叫江南，正如北部的河南一样，是取长江以南之意。江南在五代十国时期，正如它所蕴含的潜力所示，也成了文化和政治的中心。江南多山，依山势分成了彼此对立的9个政权，但它们并没有对地处中原的那些短暂的王朝或哪怕势力很小的政权构成政治威胁。内藤湖南的“现代中国”说、伊懋可（Mark Elvin）的“中古经济革命”说和“帝制中国晚期”的模式，着意于解释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南移至长江流域这一问题，但此问题却不足以清晰地解释中国北部在历史上仍然保持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而这是持续时间更长，也更为重要的。
无论如何，定都汴州（960—1127）的宋朝（960—1279）几乎统一了自唐以后的疆域。接续西周的宋国和春秋时宋国的传统而下，宋代在商代以后，第一次恢复了河南东北部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在此地，宋朝建立了东京汴州（开封）和南京应天，正如西京洛阳和北京大名。在这些城市中，汴州无疑显得出众，它不仅是开封府的中心，还是京畿路的中心，并且其周围一些县所用的名字，直至明代都还存在。尽管气候有些寒冷，宋代农业的丰产仍足以支持当时前所未有的人口数量——到1083年，宋代人口已经达到了1亿左右。可以确定的是，河南在宋代人口份额中所占的比例仅有 12%，这是延续自后汉以来人口下降的趋势，并且这趋势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扩张。但河南东北部地区在河南省内及宋代整个国家范围里的人口份额均呈上升趋势，仅开封一府，人口便已达百万。
在宋代的第一阶段，也即北宋（960—1127），开封仍是中国的商业和工业中心，在规模上接近唐代，论财富则度越其上。开封仍是交通枢纽，与之交接的，有连接西北和东南的汴河、沟通西系的金水、联系西南的惠民河、南部的蔡河和东北部的广济河。有一些县逐渐成了主要的转运中心，另一些则成了手工业的中心，例如瓷器。由于受交通便利之宜和数量众多的商业市镇之助，开封建立了当时除印度以外，世界领先的铁业和煤炭业；其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同时，伴随着开封在文化、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发展，以及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大发明，开封府令一些历史学家将宋代的中国描绘成当时世界上最为现代的国家，尽管这类分析包含了一些微妙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目的论元素，也即现代性是根据欧洲的标准确定并被认为是整个世界发展的目标，但这种说法确实突出了当河南东北部再次成为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政治的中心之后，当时中国的繁荣程度。
然而，受不能或不愿将财富变为实力的想法所限，宋代试图恢复大唐疆域的抱负，受到东北部契丹人建立的辽朝（907—1125）和西北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1032—1227）的阻挠，最终金朝（1115—1234）入主中原。对比而言，金朝统治自唐以来这一庞大的政治实体的手段，并不比前朝高明多少，对河南东北部地区的管理，手段也过于强硬。当金人在靖康元年（1126）攻占开封之后，他们放火屠城并掘开了黄河大堤，汴河北岸满目疮痍。金国将首都定在燕京，以此开始中国政治中心北移的进程，如今中国的政治中心仍然在北方。金人将开封定为南京，它从前的社会、经济职责在很大程度上由江南城市杭州承担。杭州是南宋（1127—1279）都城，仅能掌控中国的南部。当南宋绍熙五年（1194）黄河决口之际，河水自东北改道东南，摧毁了汴河以及8个市镇，河南东北部便失去它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了。金朝留给当地的唯一正面影响，就是为此地命了名，区分了开封和归德两府，这一地名和大致的地理区划，在明代又再次出现。
当蒙古军队凭借其出色的机动性在宋端平元年（1234）征服金国时，他们将黄河北岸绝大部分的县都夷为平地。之后，蒙古人对当地竭泽而渔，以攫取制约南宋的资源。在蒙元时期（1271—1368）河南的人口在至顺元年（1330）估计暴跌至80万，仅占6000万汉人中的1.34%。许多人因黄河屡发洪灾而丧生，幸存者也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被迫充当修筑大堤的劳工。开封收缩至仅有宋代时内城的规模，人口降至10万至30万之间。作为交通枢纽的城市功能，也丧失殆尽。附近的商业市镇或者消失，或者改为军用，成为驻军之所。当元朝据黄河在中原地区自北而南的走势修筑大运河，以沟通都城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和南方的大都市杭州时，这一地区愈见萧条。尽管如此，元朝通过在大都附近设立中书省来加强对中部地区的统治，便包括了黄河北岸的河南部分地区，也即卫辉路。元朝的“河南”地域也广，包括中书省外河南东北部的地区，下设若干府，包括归德在内。河南东北部尽管并不繁荣，却成了国家核心区域的一部分，以此为中心，元朝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幅员最为辽阔的政治实体。
为反抗蒙元的过度剥削，朱元璋起兵中原，并在1368年建立了明朝。明朝在全国设立了13个行省（后增至15个）和许多军事区。包括河南在内的许多行省的名称和边界，直到如今都少有变化。借用“河南”这一之前地处黄河以南的行政单位的名称，明朝第一次令它包括了黄河以北的地区。这取决于黄河河道的南移，也有在政治区划的建制上力求突破河流、山川等自然屏障的因素。仅有147090平方公里的河南在明朝各省中规模较小，但却能与邻省湖广争夺地理中心的位置，也能与其他相邻的省份争胜。由于地处黄、淮之间，并连接山地和平原，河南成为明代驿传系统中连接南北、东西主干道的重要枢纽之地。
明朝最初将河南分为七府一州。朱元璋最初还考虑过定都开封，使之成为一个大府，包含39个县和4个州。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定都南京，之后，他的儿子朱棣迁都北京。开封便仅仅是省会城市了。1545年，开封府境内东部的8个县和1个州划归了新成立的归德府。同时，在黄河北岸已经有了卫辉府。开封、归德、卫辉这三个府构成了我们称为河南东北部的地区（见地图I.1）。开封的面积最大，有 30725平方公里，下辖30个县，4个州；归德次之，有10629平方公里，管辖8个县，1个州；卫辉有3572平方公里，有6个县（见地图I.2）。
尽管在14世纪至16世纪中叶，中国的气候一直较为寒冷，但大明王朝最终实现了海内晏清，农业以及商业均得以恢复，人口也得以在建文二年（1400）恢复到6000万—8500万，后来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增长了一倍，或者两倍，达到了12000万—26000万的水平。河南所占的人口份额也在增长之中，人口从洪武十四年（1381）的190万增长为万历六年（1578）的520万，增长了近三倍。据严瑞源的研究，从救灾的统计看，河南的人口总数可能事实上在万历二十八年达到了1500万—2000万。因此，河南人口数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0%。河南东北部地区的人口在明代也有所增长，在万历元年（1573）可能有220万之多，也即占省内人口的40%。
在河南东北部，到了晚明，人口逐渐聚居于某些府、州和县。仅据在籍人口的统计显示，开封和卫辉的每个县和州平均有近5万人，归德则略多于其半数。在每个府内，在册人口也向某些州、县集中。以开封为例，祥符和杞县以及豫州均有10万的在籍人口。在开封、卫辉和归德三府中，有10个县、4个州的人口超过5万，32个州县少于这个数字。我们用人口密度，也即以在籍人口的总数除以国土面积，来考虑这一问题，发现包括开封境内的祥符和杞县以及卫辉的新乡在内的8个县，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00人的密度，卫辉境内的其他州县以及归德的睢州达到了每平方公里50人的人口密度。包括归德的商丘在内的22个县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少于50人。据此而言，开封的祥符、杞县以及邻近一些县，加上卫辉的新乡，在晚明成为当地的人口中心。
明朝鼓励军民两途并行来开垦荒地，以恢复农业经济。早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的一项地籍统计中显示，如果将军屯的土地计算在内，当时国家的可耕地为88000万亩，军屯的数量则是国家高度机密。据称河南在当年有14490万亩土地，仅次于湖广，是山东的两倍、山西的三倍。从相对贫困的西北和人口过多的东南，均有人口迁入河南，这或许导致了人口重复统计的问题。尽管有些屯田土地从未进行过统计，有时被略而不计，但大多数田土还是计算在册的，况且河南的在册土地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包括官属和民有在内的中国全部可耕地从建文二年（1400）的40000万亩增长到万历八年（1580）的60000万亩，增长了50%；同时河南的可耕地从弘治十五年（1502）的4200万亩增长到万历九年（1581）的 9500万—10500万亩，涨幅达100%，甚至更多。在河南东北部，开封府的在册土地从成化十八年（1482）的不足1000万亩增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超过3000万亩，几乎增长了三倍；卫辉在同时期内也实现了几乎翻倍的增长，从不足170万亩达到了300万亩。于是，河南东北部地区的在册土地，在明代增长了大约350%，至少与人口的增幅相埒；实际面积则大约是省内可耕地的42%。此外，河南东北部的在册土地数量与在籍人口数量呈正相关关系。举例而言，祥符和杞县是两者都有增长，商丘是两者都有所下降。即便如此，杞县和卫辉的五个县，相对来说还是土地资源匮乏。因为明代在册的土地数与实际可耕地之间存在着数量差异这类普遍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就此断定当地人口压力的严重性和波及范围。（参见地图I.3）
明朝利用在籍人口和土地数量的增长来适度提升征税的额度，河南及其东北部地区的赋税都相应地有所增加。例如，当全国的税收从万历六年（1578）的26638642石（1石相当于72.6公斤），增长到万历二十八年前后的 28170343石。河南的赋税贡献，从占全国9%的2380759石，增长到占全国10%的 2751970石。河南东北部的三个府在万历二十八年总共缴纳了赋税1131100石，占全省总额的41%。税收负担在地区内的分配尚属合理，例如一些在籍人口和土地均较多的县丁税就多，例如祥符和杞县，到了晚明时折银的数量也多。由于既定的征收税额和实际的征税数在明代存在着为众所知的差距，如同对其他地方的研究一样，我们不太可能把此地在晚明具体的征税数量弄得很清楚。然而，在万历二十八年以前的正式税收似乎相对而言还比较轻。以万历六年为例，河南要为74157951亩的土地付税，每亩平均0.032石，这就比当年中国平均每亩0.038的税额要低，比明初定下的0.035的标准也低，与山西持平，仅比每亩征收0.009石的湖广高些。因此，万历二十八年明代的税收可能既不像王朝衰亡论者所说的那样太高，也不像近来学者研究说的那样低，但恰好在不盘剥百姓的情况下，足够支撑国家的法律与社会秩序的正常运作。这一结论与近来有关明代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成功的中央政府”及它管理下的“大华北地域”繁荣的说法吻合。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明代河南省所在的地域早在颇具传奇性的夏王朝，就已经成了中国的文化首要之区，在整个商代，都以重要的政治中心面貌卓然而立，并且在商亡周兴的转折过程中也居于重要的地位。从一开始，河南作为文化中心的地理位置就暗示了此地不仅可以吸纳、综合来自四方的影响，更可以将之熔于一炉，衍生成自己能够辐射世界的特质。它作为文化交汇之地的角色，因为在南北朝时成为吸收、转化并传播佛教的重要区域，而再次得以印证。但它很快便与其他一些区域分享其突出的政治影响力，例如渭水的长安、江南的杭州和北部的北京，只是同时也令其他一些中心区域确立起合法性地位，或是建立陪都，如洛阳；或是以追古溯远的名义建立新朝，如后唐、后汉、后周和北宋。该省很早便以四方征战之地而闻名，并且许多文人学士也屡居于此地，为地方起义者出谋划策。
在明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应属北方的北京，社会和经济的中心则毫无疑问地在江南，然而河南省则在很多领域居于中心地位，在地理上，它离明朝疆域的中心不远，延续了之前行政机构所用过的名称，并一直被视为中州。当地的人口、土地和税收的状况，在明代颇具代表性。在省内，东北部地区并非地理上的中心区域，但却是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中心。此地的百姓，有足够的理由对明朝保持政治上的忠诚，但他们同时拥有坚实的文化根基，据以评价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更迭的政权。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说的“习性”。他说：
习性是历史的产物，按照历史产生的图式，产生个人的和集体的、因而是历史的实践活动；它确保既往经验的有效存在，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与各种形式规则和明确的规范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和它们历时而不变的特性。
考虑到河南作为中国中心的情况不断出现，其东北部地区又是省内的中心，当地百姓便可能会有类似“既往经验的有效存在”的强烈感觉，并且会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能感受到这种“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和它们历时而不变的特性”。在此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实体展现了一种“分形”（fractal）的特质 —形式类似却又彼此有别的不规则形态，在其中心和构成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有存在，它们基于过往的历史而形成的对强力发展的愿景，在明代的中国颇具代表性。至少，这一看法能够得到其他地方以及中国这个政治实体之经验的印证。
（来源： 商务印书馆文津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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