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朱雷新刊布吐鲁番文献研究
作者：王启涛
ISBN 978-7-5531-1690-7
定价：58.00元
出版时间：2022年7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朱雷先生所著《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一书的研究和解读之作。王启涛教授向朱雷先生问学多年，深谙其治学路径和方法，故本书不仅仅是对朱先生遗著的研究，更是对朱先生一生为人治学之道的总结和怀念。
本书开篇首先向读者说明《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所收录文书的来源，并举例说明其价值。在本书中，王启涛教授旁征博引，对朱雷先生刊布的吐鲁番文书进行细心分析、研究，引证其他吐鲁番文献，逐一挖掘其隐藏的学术内容。王启涛教授认为，《补编》在历史学研究、汉语史研究两个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并且从文书涉及的行政、法律、交通、民风、劳役、民族、经济、丧葬等内容，以及词汇史、语法史、音韵学、文字学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本书并结合《补编》及朱雷先生此前的学术研究，总结了朱雷先生在整理吐鲁番出土文献上多个方面的成就，认为朱雷先生对于文献的整理研究并不单单着眼于一个角度，而是从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角度分析，并且还将历史文献的范围扩大，将敦煌变文等视为历史文献，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注重历史文献的内在联系和外部联系，对后辈学者具有多方面的启发。
作者简介：
王启涛（1965）,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语言学最高奖——第十五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获得者，国家民委首届领军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理事、中国文字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民族学与文化学学科委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常务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1项、重点1项、一般1项、青年1项）及省部级项目共16项,在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16部，在《新华文摘》《中国语文》《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海内外刊物发表论文160篇，先后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1次、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3次，中华优秀出版物奖1次。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20卷，3000万字）及国家重大出版项目《吐鲁番学大辞典》《中国通用语言文字史》。
正 文 摘 录
朱雷先生(1937-2021),浙江海鹽人,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37年5月24日出生於上海市,1959年7月本科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1962年7月獲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學位,隨後留校任教。1988年獲“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曾任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社科基金評審組成員、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等職。專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暨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是當年唐長孺先生領銜的“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小組的主要參加者之一,出版了《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等專著。2021年8月10日，朱雷先生在武漢去世。
由朱雷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的《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巴蜀書社,2022年),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結項成果。
《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以下簡稱《補編》)所收録的文書,大多是當年唐長孺先生團隊(以下簡稱“唐團隊”)整理出版《吐魯番出土文書》時因種種原因漏出者唐長孺先生團隊整理出版的《吐魯番出土文書》,直到今天依然代表了吐魯番文獻的整理水準(朱雷先生是這個團隊的重要成員)。朱先生對這批文書予以編號、録文刊布。如72TAM169:29/6a《高昌僧法寶等僧尼財物疏》,乃朱雷先生從内容、格式、筆迹、朱筆點畫等角度入手,考定爲唐團隊當年刊布《吐魯番出土文書》釋文本第二册、圖文本第壹册《高昌僧僧義等僧尼財物疏》之漏出部分;72TAM169:29/1b《高昌僧僧渕等僧尼財物疏》,乃朱雷先生從内容、格式、筆迹、朱書尺寸,以及“渕”字的特殊寫法,考定爲《吐魯番出土文書》釋文本第二册、圖文本第壹册《高昌僧智副等僧尼財物疏》之漏出部分;72TAM170:29/1a《高昌僧智酉等僧尼得施財物疏》,乃朱先生考定爲《吐魯番出土文書》釋文本第二册、圖文本第壹册《高昌僧義遷等僧尼得施財物疏》之漏出部分;72TAM170:29/1b《高昌僧道嵩等僧尼得施財物疏》,乃朱先生考定爲《吐魯番出土文書》釋文本第二册、圖文本第壹册《高昌僧僧明等僧尼得施財物疏》之漏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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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給我們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是善良。朱先生對我們後輩的請求,總是有求必應。我每次到武漢大學查找資料,他必然提前一天與石墨林老師聯繫好,然後陪同我去資料室,中午陪我到餐廳,招待我吃飯。我每一次從成都打電話到武漢請教學術問題,他總是誨人不倦,直到説清楚、説透徹爲止。2011年,我撰寫《吐魯番出土文獻詞典》,出版前,請求朱先生爲我的拙著寫《序》,並請先生審改這部300萬字的書稿,先生囑我背上全部紙質件,來到武漢大學珞珈山培訓公寓安營扎寨,一起面對面修改。武漢的夏天,驕陽似火,朱先生的住所又没有電梯,他每天就帶着一頂草帽,早早地從老式教師公寓高高的四樓走下來,走下陡峭的樓梯,走很遠的路,然後步行登上培訓樓三樓,我能够給他準備的就衹有一包香煙,一杯濃茶。先生對《吐魯番出土文獻詞典》逐條審改,疲倦了,他就使勁地抽煙,使勁地喝茶,然後又接着看稿,連在室内挪動一步都舍不得,生怕耽擱時間。每天就這樣起早貪黑,直到燈火闌珊才回家。該書出版後,先生又在《光明日報》2014年5月8日發表書評《求其真義·集其大成——王啓濤〈吐魯番出土文獻詞典〉評介》,2018年11月4日,我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語料庫建設”開題報告會暨“走向未來的吐魯番學”國際高峰論壇在成都舉行,先生莅會並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先生還爲拙著《吐魯番文獻合集》撰寫了《總序》,在北京舉行的《吐魯番文獻合集·儒家經典卷》首發儀式上,先生在師母的攙扶下到現場爲我們助陣;在成都舉行的《吐魯番文獻合集·契約卷》首發儀式和《吐魯番學大辭典》啓動儀式上,先生冒着凛冽的寒風,從武漢來到現場祝賀並做精心指導。可以説,先生爲了後輩的成長,真是關懷到家了。
朱先生給我們的第二個印象是和氣。他從來不臧否人物。我與朱雷先生接觸十餘年來,很少聽到他對當代人的評價。如果有評價,都是好的評價。即使是好的評價,也都是如實的、客觀的、理性的評價。在他的論著裏,在他的講話裏,在他爲别人寫的序跋裏,都可以發現他的陳述衹對事,不對人。這其實也是唐長孺先生的風格,亦即是唐門的風格。程喜霖先生告訴我:在唐門,形成了一種風氣:如果不贊同别人的觀點,一般都不必指名道姓,衹需把自己的觀點陳述出來就行了。事實確是如此,衹要我們打開《唐長孺文集》八卷(中華書局2011年版),就會發現唐先生的行文,完全是擺事實、講道理;唐先生的文筆,不僅有大格局,而且有大胸懷。朱雷先生在這一點上是完全繼承了自己老師風格的。可以這樣説,唐門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除了其博大精深的學術成就外,還與其心胸寬廣、極富包容、海納百川、廣結善緣的學術氣象密不可分。由此我由衷想到司馬遷在《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裏描述孔門業績之後的總結陳詞:“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没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我們對唐門,對唐長孺先生,對朱雷先生,是懷着史遷當年同樣的心情的。
如今,朱雷先生已經走了,我們再也不能和他在吐魯番徹夜長談,再也不能請他到天府之國來講學,再也不能到武漢去他的書齋訪學了。轉眼寒冬來了,先生書齋外珞珈山的樹木,恐怕早已由層林盡染變爲落葉歸根了。在這寂静的寒夜裏,先生距離我們漸行漸遠,我們除了無盡的懷念外,衹有沿着先生走過的路,繼續前行。
转自：初见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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