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编写与出版始末

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于2022年7月23日15时仙逝，享年96岁。朱绍侯，辽宁省新民县人，中共党员，著名历史学家，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退休教师。历任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2年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 2012年被评为“中华文化人物”，是获此殊荣的首位河南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国内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军功爵制度、户籍制度、治安制度的开拓者之一。已出版著作有《军功爵制考论》《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等8种，主编著作有《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中国治安制度史》等10种。所出版的著作，在国内外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朱绍侯先生所编《中国古代史》是很多学子的历史学入门读本，也是众多历史学考研学子的专业参考用书，影响十分大。故摘录本篇文章，回顾《中国古代史》的编写和出版始末，以作纪念。

编者注：下文节选自朱绍侯：《曲折的历程、美好的回忆——纪念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史>出版30周年》，《中国图书商报》，2011年7月5日。转自公众号“中国历史评论”。

朱绍侯：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教材回忆

十年浩劫，高校教材建设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古代史教材也不例外。所以在1977年高校重新招生时，各校历史系都没有教材可用。1977年3月，西北大学林剑鸣先生、韩养民先生与杭州大学魏得良先生、徐明德先生共同发起，并联合安徽师大、山东大学、陕西师大、河南师大、广西师院等七院校合作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约定于1977年12月末在杭州大学召开编写会议。在杭州开会时，南充师院、福建师大、山西大学三院校同志也赶来参加，于是就形成了象征圆满的十院校格局。

十院校同仁汇集一起，合作编写教材的热情非常高，但在推选主编的时候却出现了曲折。最初十院校共推西北大学林剑鸣先生为主编，但林先生坚决不接受。之后又推另一位先生，也遭婉拒。合作编写教材没有主编是绝对不行的，推不出主编就意味着十院校合作就要散伙。在此情形下，发起人之一的韩养民先生就和到会的西北大学历史系总支书记李怀真先生商量，想推我当主编。他说朱绍侯是东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又编过教材，可以胜任主编。李书记表示赞同，并与其他院校商议，各院校也表示同意。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只是考虑让我系另外两位同志接受编写任务后，自己就退出来。现在突然提出让我当主编，确实没有思想准备。可是当我看到十院校同志那种殷切期望的目光，所有推托之词都咽了回去，硬着头皮接受了主编任务。

主编确定下来后，下一个任务就是要定出一个教材编写大纲。此时又出现了第二个曲折，当时十院校共带去三个编写大纲，即山东大学一个，安徽师大一个，河南师大一个。讨论确定新大纲的会议开了一天，意见五花八门，根本无法统一认识，怎么办？于是我只好把范文澜先生抬出来说事。我说1959年我在北京参加过《中国史稿》编写研讨会，郭沫若那么大的一位权威学者，也统一不了各位编写人员的认识。在关键时刻，范文澜先生站出来说话了。他说意见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他在延安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也是各持己见，无法统一。但是合编一部书必须有个统一认识，范文澜先生就说他当时即明确表态：这书既是我主编，就该按我的意见编写。于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才得以顺利进行。范老接着说，现在《中国史稿》郭老是主编，就该按郭老意见编写。说完范文澜先生的这么一个故事，我就说大家既然推我当《中国古代史》主编，就听我的吧。大家都表示赞同，有人提议让我参考三个大纲和大家的意见编出一个新大纲。于是我就和魏千志先生以河南师大的大纲为基础，吸取各方面的意见整理出了一个新大纲，经过十院校全休会议讨论，略作修改就确定下来。

大纲确定下来，下一步就是分工编写的问题。先是各院校根据强项自报所要编写的章节，然后会议领导组又作了适当调整，落实了编写任务。这时有人提出让我谈一谈编写《中国古代史》的指导思想，我就根据当时的形势及中国古代史研究状况，谈了五点原则性意见：一、鉴于“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提出不与现实政治挂钩的原则；二、放弃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动力说；三、重视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四、注意吸收考古学界新成果；五、注意吸收中国古代史研究新成就。

1978年12月底，在广西桂林召开定稿会议，会议前后共开了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定稿任务。但是在出版问题上，又遇到新的难题。按教育部规定，我们的《中国古代史》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在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系时，他们说1979年出版计划已经定过，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没有列入计划，不能出版。这一下我们可感到紧张了，因为十院校都没有教材，等着在1979年下学期能用上新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计划已满，别的出版社又不能出版，这可怎么办？

有人提出说可以先用“内部试用教材”名义出版。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但找哪家出版社心里却没谱。这时福建师大历史系总支书记许在泉对我说，他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李瑞良很熟，可以通过李先生征求一下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意见。我赶紧请在泉先生用电话联系。想不到李先生很快就作了答复，说他们愿意出版，而且李先生马上乘飞机赶到桂林和我商量出版事宜，我们很快就达成协议。李先生将《中国古代史》书稿带回到福建后，立即投入审读和编辑加工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于1979年8月出版了《中国古代史》试用本，解决了十院校教材荒的问题。因此十院校对福建人民出版社是心存感激的。事后我曾问李瑞良先生：“你们连《中国古代史》书稿都没看，怎么就敢答应给我们出书呢？”李先生的答复很妙。他说：“《中国古代史》是教育部确定的推荐教材，水平应有一定的保证。你们十院校都是中国正规大学，如果你们粗制滥造，不怕丢人，我们也就陪你们丢一次人。”听了这话，我对李先生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十分钦佩。他们出版《中国古代史》并非盲目的冒险，而是有胆有识有远见的举措。

试用本《中国古代史》教材只能出版一次，正式本教材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李瑞良先生向我表示，他们想继续出版正式本《中国古代史》。于是我们就到教育部，见到了高教司谭司长。我们说明来意后，谭司长说：“你们给我出个难题，按规定地方出版社不能出高校教材，况且出高校教材，教育部还要供应纸张，由北京运至福建也是很麻烦的。”李先生说纸张我们可以解决。谭司长看到李先生对出高校教材那种热烈期望，很受感动，就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吧。我们由北京回来不久，就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中国古代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要印上“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字样。教育部通知说明，福建人民出版社不仅能出版《中国古代史》，而且也取得了出版高校教材的资格。

转自：书斋里外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