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才艺术家到囚徒天子，他离千古帝王唐太宗有多远？ | 《宋徽宗》出版

宋徽宗赵佶在历史上知名度颇高，没有哪位帝王像他这样饱受争议：他一时被尊为百艺之神，一时又被视作亡国昏君，一时又被感叹差点就成了像唐太宗一样的千古帝王。

本书简介：本书以宋徽宗的人生历程为主线，勾勒出北宋末年风雨如晦的历史场景。也通过对宋徽宗等一个个人物形象的描述，揭示出北宋覆亡的潜在原因。本书是历史与文学的高度结合。作者在全面掌握和吃透史料的基础上，披沙拣金，反复斟酌，以文学之笔触写历史之秘辛，叙事畅达，语言简洁，故事紧凑，人物形象鲜明，贴近大众读史需求。

作者简介：任崇岳，河南临颍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辽宋夏金元史研究专家。著有《宋徽宗传》《韩愈传》《李后主》《宋元宫廷秘史》《中国社会通史·宋元卷》《中国文化通史·辽西夏金元卷》等。

前言
宋徽宗赵佶是历史上知名度颇高的人物。有关他的逸闻轶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不仅因为他同名妓李师师曾结下不解之缘，从而成为骚人墨客吟咏的对象，而且也因为他风流倜傥，精通绘画，擅长书法，工于诗词，使他在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亡国之俘后，度过了八年铁窗生涯，受尽了凌辱和折磨，54岁时在北方边陲小镇——五国城结束了生命。这一段传奇式的经历，恐怕也是引起人们兴趣的一个原因。
宋徽宗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仅仅用“昏庸”二字形容他，似乎不尽贴切。北宋末年政治黑暗，经济凋敝，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金国铁骑频频南寇，终于导致社稷倾覆，江山易主，宋徽宗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把罪过全部算在他一人身上，那也不尽公允。
众所周知，北宋自真宗以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财政危机加深，宋朝的统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有识之士为挽救危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从真宗时王禹偁的应诏上书，建言五事，仁宗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直到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都殚精竭虑想使宋王朝摆脱危机，重振雄风。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努力并未成功。1093年，19岁的哲宗亲政后，曾一度表示要继承神宗的未竟之业，并为此改元“绍圣”，将保守派官员贬窜出朝，恢复王安石新法。这些措施，固然未可厚非，但在执行过程中，有些法令被歪曲，变得对大地主豪强有利，显然有悖于王安石的初衷。就是在变法派内部，也因意见不合而产生了裂痕，他们党同伐异，互相攻讦，为一己之私利而把民族国家的命运抛诸脑后，本来势力就很薄弱的变法派，处境就更加不妙了。1100年，25岁的哲宗撒手人寰，19岁的端王赵佶入继大统，他就是宋徽宗。主少国疑，权柄落在从来就反对新法的向太后手里，变法派雪上加霜，遭到了更沉重的打击。次年正月，向太后病逝，宋徽宗始得亲政。经过这些折腾，北宋王朝已是每况愈下，气数将尽了。

徽宗执政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已久，就像一个久染沉疴、辗转床褥的病人，要徽宗妙手回春，挽狂澜于既倒，当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徽宗昏聩荒淫，挥霍无度，任佞逐贤，大兴土木，沉溺道教，加剧了北宋的覆亡，也是明白无误的事实。
平心而论，徽宗在即位之初，曾经有过一段励精图治的辉煌时期，清人王夫之曾说：“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试看他屡下求直言诏、窜逐奸佞、昭雪冤狱、察纳忠言，所有这些，都受到了朝野的一致赞誉。这位涉世未深的少年天子，此时还未被权臣所左右，还有一股振翮九天的雄心壮志。假如他能够持之以恒，假如他不受宵小们的包围，假如他能够汲取历史上那些亡国之君的教训，北宋王朝也许可以中兴，至少能够保持与金国抗衡的局面。
可惜的是，这段清明政治只是昙花一现，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时隔不久，徽宗便沉沦了。他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得满目疮痍，哀鸿遍地，十室九空，民怨沸腾。在毁掉北宋社稷的同时，他也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沦为金人的阶下囚。
《宋史·徽宗本纪》在谈论北宋覆亡的原因时说：“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王夫之说，徽宗君臣“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这些评骘大体符合事实。

徽宗联金灭辽，本想大伸国威，谁知弄巧成拙，金国的铁骑却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北宋王朝。后世不少史学家对徽宗这一决策提出疑问，认为如不与金朝结盟，不纳叛将张觉，金军便没有理由南下，北宋便不会覆亡。这显然是皮相之见。其实，徽宗图谋恢复燕、云之举并无过错。自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与辽以来，中原王朝便丧失了抵御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长城，而自燕京至黄河之间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游牧民族很容易进入中原腹地。从周世宗柴荣以来，中原王朝便处心积虑地要夺回燕、云失地，以使本固邦宁，但是又都力不从心。“澶渊之盟”后，宋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给辽，庆历年间又增银绢各十万两、匹，才换得两下相安无事。尽管北宋又从对辽的榷场贸易中赚回了岁币，但向辽缴纳岁币这件事，毕竟使一个主权国家难堪，徽宗宁愿将给辽的岁币给金，也要把燕、云十六州置于自己的有效控制之下，这个设想还是值得嘉许的。

就北宋的情况而言，自元祐以来，朝廷上下几无可用之将，举国内外几无可战之兵，城堡颓圮，戍卒离散，武力不竞，自然难以抵御游牧民族剽悍铁骑的进攻。但是，如果徽宗认真整军经武，事情并非没有转机。以财赋而言，徽宗虽然奢侈，还未至于像隋炀帝杨广那样用之如泥沙，尽天下财力以捍蔽北方，仍是绰绰有余。以兵力而论，北宋的士兵人数超过金方许多倍，以将相而言，张孝纯、张叔夜、张浚、赵鼎等俱已在位，韩世忠、岳飞、刘琦等或已身在行伍，或已崭露头角，如果用人得当，他们当可大展身手。但是徽宗、蔡京统治集团却派出了童贯、刘延庆等人。宋军以精锐之师去攻打如爝火之微，行将澌灭的契丹，犹不能稳操胜券，先是童贯败于白沟，接着是刘延庆、郭药师败于燕山，更不必说与士马强勍的金军对垒了。金军的铁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打到了开封城下，这一切来得如此突兀，徽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一夜之间他便由尊贵的天子变成了阶下囚。凄风苦雨，长夜不寐，他只能在羁旅中含泪吟出“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的诗句，以抒发他国破家亡的感慨了。

徽宗是位多才多艺的帝王。他那潇洒飘逸、刚柔相济的瘦金书，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花鸟人物画，饱蘸泪水、哀怨低回的诗词，时隔八百余年，如今仍然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光彩。他嫖娼狎妓，但没有像前蜀王衍写出“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醉妆词》）那样格调低下的词；也没有像李后主写出“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菩萨蛮》）那样露骨的词。他那凄怆欲绝的《燕山亭》词，足以和李后主的《破阵子》词相媲美。实事求是地说，宋徽宗与李后主在才能、气质乃至结局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李后主除了诗词、书法外，对于治理国家一窍不通，让他当一国之主，实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因此，南唐的覆亡在人们的预料之中，而赵佶的情况则不同。以他的才能，治理国家本可游刃有余，到头来却演绎了一出系颈牵羊、衔璧出降的悲剧，这个结局，是耐人寻味的。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二十四史中的《史记》之所以享誉古今，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因为它文藻灿烂，妙笔生花。目前的史学著作大多引证烦琐，晦涩难懂，因此令读者望而却步，倒是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百家讲坛》栏目讲述历史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颇受大众欢迎，给一向沉寂的史学园地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宋徽宗一生事迹甚多，笔者在全面掌握和充分吃透史料的基础上，去芜存菁，择其荦荦大端，加以叙述，力求语言简洁流畅，富有文采，避免烦冗、艰涩之弊，没有烦琐的考证，没有大段的引文，丰赡通达，雅俗共赏。
限于水平，书中肯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还请博雅君子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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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书斋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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