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与梵化：印度近代知识分子画像

以下文章来源于嘉陵桥渡 ，作者郑渝川hiecy

印度的近代化进程开启于英国殖民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在印度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已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红生（1951-2022）所说的“西化与梵化”同步发生的现象。

王红生在其所著的《印度会崛起吗？》一书中就谈到，印度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具有几方面特点：第一，出自最高种姓婆罗门。印度的种姓制度严禁低种姓向高种姓的逾越，所以低种姓出身的人很难进入知识分子阶层。加之，印度古代知识的载体一般是梵文，艰深难懂，这就堵死了其他种姓获得知识来跻身知识分子行列之路，而印度传统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种姓排斥性。第二，有很强的社会优越感，很多情况下对于世俗权贵表现出无所畏惧，因为他们笃信精神生活的法则，在经济上享有特权，所以无须仰仗世俗权力。第三，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主要是有关宗教的。

马克思曾在著作中指出，英国人对于印度的殖民，前所未有地带来了新挑战，也就是英国人相较于印度次大陆之前的历次征服的霸主（各异族），文明程度更高，因而作为新征服者不受印度文化的同化。而且，英国人虽然认为自己高于印度人，却主张所有印度人都应该平等，都是“低于英国人的二等公民”。

这对于印度知识分子传统的优越感构成了严重冲击。但印度知识分子也敏锐意识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管治也离不开自己的帮忙。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在殖民地设立的法律行政机构，开办学校，举办文官考试，受益者其实还是过去的印度传统知识分子。由此出现了所谓的印度社会西化之风。曾有印度作家讥讽指出，“一时间，会英语的印度人以模仿主子为荣，他们穿西服、抽雪茄、叼烟斗、用刀叉、啃牛排，连房屋也按英国式样建造和摆设，他们憎恶印度人的一切，因自己英国化了而感到高人三尺。”

西化之风也深深地影响了印度社会的其他种姓和阶层，虽然他们很可能只是接触到英国文化的一些皮毛，但发现通过西化可以提高社会声望，甚至宣扬自己本就属于更高种姓，然后通过标榜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来提高社会地位。这就是“梵化”。

梵化和西化看上去存在价值观念的直接冲突。但实际上，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如《印度会崛起吗？》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印度知识分子在西化的同时，加强了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固守，比如大学里的物理学教授，一方面给学生讲授近代物理学，另一方面相信占卜，挑黄道吉日出行。有些近代政治精英分子在群众活动中大肆批判种姓观念，但私底下却积极参加种姓组织活动。

《印度会崛起吗？》这本书指出，印度西化的知识分子相较于传统知识分子，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个人精神法则的完善，吸纳了西方近代文明所包含的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等精神。但书作者也强调，印度西化的知识分子不同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知识分子，前者最开始并没有思考如何推翻英国人统治，而是深刻反省印度社会内在的种种弊病与弱点，主张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实现印度振兴。一直到了20世纪初，印度的西化知识分子才逐渐意识到英国统治，放大和延续了印度社会的弊病，从而从合作转向不合作。

印度独立以后，知识分子阶层失望地发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并没有像尼赫鲁所说的那样吸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华，相反接续了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以及苏式制度下的公营企业低效益、官僚作风。这使得20世纪70年代印度迎来了相当程度上的政治混乱。

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股浪潮中，印度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崛起，相比其前辈带有更强的民粹化特征。《印度会崛起吗？》书中解释说，印度独立后，其宪法明确保障包括贱民在内各种姓均应享有一定的大学入学名额。但印度的种姓制度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渗透仍然很深，所以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在完成大学教育后，仍然发现自己无法挤入中产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

《印度会崛起吗？》这本书涉及四个方面问题，包括印度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乡村自治，印度的精英与大众，印度种姓制度与民族问题，独立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王红生教授生前数十年沉浸于印度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转变中社会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并多次深入印度当地进行田野调查。

按照书作者的观察分析，印度在殖民时期和独立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快速接纳了自英国舶来的西方文明价值体系，推动了法治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部分实现了精英和大众的融合，经济和教育发展也有可观改善，但社会、文化等制度层面的历史负担制约着印度的成长。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的知识分子从传统类型，到西化、梵化二合一的转变，再到独立以后民粹化的知识分子的涌现，也相当程度上呈现出知识阶层在社会体系中的下沉态势。

所评图书：

书名：《印度会崛起吗？》

作者：王红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5月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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