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在英语世界的译释
宋晓春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ISBN：978-7-5446-7019-7
65.00元
本书简介
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面厘清了《中庸》英译史，指出阐释性翻译是贯穿典籍翻译各个时期的普遍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译释个案研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乔斯顿、迦达纳、浦安迪等译者的开创性研究。第二部分侧重于对《中庸》英译史上阐释性翻译的解释，首次尝试将《中国阐释学》义理和“强制阐释论”用于翻译研究，对《中庸》英译史上多元阐译现象产生的缘由做出合理解释，并对其中出现的强制性翻译阐释、译者的主观预设、强制征用场外理论的技巧和模式等予以描述和批判。第三部分将《中庸》中的相关义理如“慎独”“诚”的思想等运用于指导典籍翻译阐释主体的行为规范，探究典籍翻译译者在翻译时如何从道德层面进行自我把控，提出了典籍翻译阐释中的译者“慎独”论。本书条理明晰，论述详细，可为典籍译者及翻译研究者提供有效参考。
-绪 论-
《中庸》——儒家经典“四书”之一，是宋朝以后古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被称为“儒家古代经典中最具哲思的著作”（Chan, 1963: 96）。《中庸》所论述的主题是作为儒学之经典的中庸之道，是上古圣神以来代代相传的道统命脉。“盖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朱熹，1985：25）记载了圣圣相传、切切叮咛的儒家之道统命脉的《中庸》在西方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引用《中庸》的原文；庞德《比萨诗章》的扉页上印下了一个大大的“诚”字，他在文中四次引述《中庸》中的经典章句，三次在其中的《诗章》篇中手书“中”字，《中庸》的“诚”“信”“中（庸）”等核心思想成为庞德眼中拯救当时没落的西方社会的灵药；瑞恰慈的美学理论创建与《中庸》有着直接的关联（容新芳，2009）；莱布尼茨也深受《中庸》影响，《中庸》译者之一修中诚在其译本附录中专门考察了《中庸》对莱布尼茨的影响，修中诚甚至从康德早年受莱布尼茨的影响，晚年受卢梭的影响中推论康德的理性学说也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Hughes, 1943: 22–26）。
英语世界学者对《中庸》也展开了相关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比较研究和关键术语研究等方面。有关《中庸》的比较研究主要散落在儒学与西方苏格拉底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基督教义等比较研究的大主题之下。斯蒂克勒（Richard N. Stichler）以《中庸》新译本为切入点，比较了苏格拉底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与《中庸》中的相关思想（Stichler, 2004: 235 – 251）。罗特利（Te-li Lau）在《和平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eace）一书中比较了“四书”（尤其是《大学》《中庸》）和《以弗所书》（Ephesians）中对“peace”阐释的异同。罗特利认为“四书”和《以弗所书》中“peace”可资比较的基础是《以弗所书》对“peace”的阐释包含了家庭、地方教会、国际教会和宇宙观；“四书”对“peace”的阐释也是围绕着家庭、封建政权统治、世界和宇宙展开的，而且二者都论证了伦理、政治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复杂关系（Lau, 2009: 30）。罗特利通过详细分析《中庸》的主旨及其推进轨迹，发现从语义上来说，《中庸》对“peace”的阐释体现在“中”（perfect balance）和“和” （harmony）这两个关键术语上（Lau, 2009: 255 – 264），《中庸》体现了儒家 “和平观”（the Confucian vision of peace）的八大特点：1）注重内在的和平；2）从根本上来说是伦理的；3）达致“peace”的方式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4）儒家社会秩序观强调内省和反思；5）因为“礼”表现为正确与公正，所以政治和礼仪密切地交织在一起；6）是一种谨慎的乐观（guardedly optimistic），夹杂着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成分；7）家是基础的社会结构；8）通过道德修身来推进和平。梅·西姆（May Sim）的专著《重现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道德》（Remastering Morals with Aristotle and Confucius）中认为亚里士多德和孔子都注重德性修养，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是一种在极端中取中，在行为和感情的过与不及中走中间道的性情，这与儒学传统中的部分思想类似。亚里士多德的“the mean”和儒学的“和”“中”之间具有可比性和互补性。儒学的“中”是“和”的基础或准则，“和”——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是我们关注自身和道德生活的焦点。然而在实践中，“中”和“平衡”退居幕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识到“中”和“和”，但强调的重点不同，儒学强调“中和”，亚里士多德承认“和”但强调“the mean”的两极结构。另外，是孔子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这种实践的宇宙论或形而上的基础，弥补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基础的缺失。亚里士多德的“the mean”有时接近儒学中“中”的意义，但有时却又与“和”的内涵更相符，不能简单翻译为儒学中的“中”或“和”（Sim, 2007: 130–133）。
对《中庸》中关键术语的研究集中在对“中”“诚”“礼”“天”“道”“和”等核心术语的讨论方面。杜维明 在《论〈中庸〉》（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hung-yung）一书中对照《中庸》早期的注解与诠释，认为“诚”应被理解为“创造性”。用他自己的话说：“‘诚’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创造性的形式……它导致了天地转化与繁荣的过程。作为‘创造性’，‘诚’是不息的。由于其不息，‘诚’不会在一种超越时空关联的单一行为中进行创造。毋宁说，它是在时空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中进行创造。……‘诚’是一种自发进行自我维系和自我实现的创造过程，这种过程使生命不断地产生”（Tu, 1989: 81 – 82）。赖蕴慧（Karyn L. Lai）讨论了《中庸》中“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庸》就是一部讨论人与宇宙之间“和”的专著，是关于获取“中”与“庸”途径的论著，《中庸》最重要的价值是“诚”，“诚”是“天道”，人能达到“至诚”就能企及天、地、人之间的“和”（Lai, 2008: 45–54）。
《中庸》在中国的翻译思想史上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佛经翻译时期慧远的“允执厥中”论，赞宁“折中适时”的译论主张以及玄奘的“圆满调和”论，近代到现当代以来，马建忠“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的“善译” 论，梁实秋“中和之美”论，钱锺书“化境”论、“打通”论，鲁迅的“易解、风姿”论，贺麟的“和谐化合”说，茅盾原则上赞成“直译”，同时又强调保持原作风格的“神韵”说，朱光潜的“中和”审美思想，刘重德的“中道观”等，无不透露出这一传统文化思想的印迹。《中庸》与现当代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建设紧密相连，如近年由张从益（2009）、钱纪芳（2010）、吴志杰（2011）、戴玉霞、刘建树（2016）等提出和完善的“和合翻译理论”，其理论核心主要亦是中庸思想。
综上简述，《中庸》在英语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亦引发了英语世界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庸》在中华思想史中享有重要地位，在海外拥有悠久的翻译传播史，对西方思想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现当代中国社会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庸》思想是建立中国翻译学的重要支撑理论。因此，对这样一部重要著作的译介进行整体、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其必要性与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摘自本书第1—4页，此处省略脚注。）
-目 录-
第1章
绪 论
1.1 《中庸》英译本
1.2 《中庸》英译本特点分析
1.3 《中庸》英译研究概述
1.4 典籍翻译质性研究中的“译者志”方法
1.5 研究问题、研究设想和创新点
第2章
《中庸》英译中的宗教阐释研究
2.1 宗教的定义与《中庸》的宗教性
2. 2 柯大卫译本按语对《中庸》义理的基督教化阐释
2. 3 理雅各《中庸》译本中基督教化的儒教蓝图
第3章
《中庸》英译中的哲学阐释研究
3.1 辜鸿铭《中庸》译本中道德哲学的建构
3.2 新柏拉图之光与庞德的《中庸》翻译
3.3 安乐哲、郝大维《中庸》译本对过程哲学的阐发
第4章
《中庸》英译中的诗学阐释研究
4.1 《中庸》的诗学话语
4.2 “以中释中”——陈荣捷《中庸》译本中的诗学阐译
4.3 “以西释中”——浦安迪《中庸》译本中的诗学阐译
第5章
《中庸》英译中的史学阐释研究
5.1 迦达纳经典重构的史学路径
5.2 乔斯顿、王平《中庸》译本中的史学阐译
第6章
《中庸》核心术语译释考
6.1 “中庸”的译名志
6.2 “诚”的哲学内涵与英译
6.3 “慎独”的哲学内涵与英译
第7章
《中国阐释学》理论视域下对《中庸》英译多元阐译的解释与批判
7.1 《中国阐释学》义理对《中庸》英译史上多元阐译的解释
7.2 “强制阐释论”对《中庸》英译史上基督教化强制阐释的批判
第8章
典籍翻译阐释主体的“慎独”论
8.1 “慎独”论提出的意义
8.2 译者“慎独”的原则与方法
结 语
参考文献
（此处省略三级标题，详见纸书。）
作者简介
宋晓春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课题1项，湖南省社科课题3项，校级课题多项，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图源湖南大学官网。）
转自：“思飞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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