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多年从事汉语言文字学教学研究工作，注重古典文献学考察与汉语史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本书从汉语词汇、音韵、语法、中古文献的校勘、避讳研究等多方面探讨了古汉语与古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具体问题，颇具现实意义。
校勘必求多種校法結合
完全的校勘,或者説對文書中某一處由傳寫而導致的文字訛誤的改正,必須擁有嚴密的邏輯依據,也就是説至少要做理校,已如前述,然而,因爲主、客觀方面的各種原因,推理的過程不能保證絶對符合實際的情况,因此,推理爲校勘完成的必要條件,但並不是充分條件。這也是校勘學界對於僅僅依據推理作出的校改往往不能輕易信從的原因所在。
任何的校改,除了具備必要的主觀的邏輯推理之外,還應該儘量提供客觀的證據,以使校改的結果儘可能避免不符合實際的情况出現,因此,校勘者對任何一處文字訛誤的判定,都應該充分運用所有的校法,結合主、客觀兩個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論證。
一處異文的判斷,如果確與事實相符,那麽無論通過哪一種校法去驗證,其結果也應該是一致的。這一點與中醫的診斷有點相似。
中醫理論認爲,一個人生病,總會有所表現,醫者應該通過各種途徑去判斷其病癥。具體的判斷手段,有望、聞、問、切四種。理論上説,每種病的病癥都會在這四個方面表現出來,都有可能被診斷者觀察到,因此,高明的醫生,往往能够只憑一二種診法便準確判斷病癥,不過,即使號稱神醫者,也不過是人,恐怕也難免會有所不知,所以,最可靠的方法,是將這四種診法結合起來,從四個不同的角度對同一對象作充分的考察,綜合分析四種診法所得到的結果再下判斷,這樣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僅憑一種診法而導致的誤診。
校勘也是這樣,一處文字的訛誤,總會在很多方面表現出來。如果要從四校法的角度來看的話,那麽,也許可以這麽説,古書中任何一處傳寫之誤,都有可能在四種校法中被發現。任何一種版本的任何一處傳寫訛誤,其未誤的原貌保留在同書的其他版本中的,可以通過對校發現;原貌保留在他書之中的,可以通過他校發現;任何一處文字的傳寫訛誤,都有可能在本書中造成上下文的矛盾,通過本校會被發現;所有的文字訛誤,都至少會在某一方面違反正常的邏輯或不符合事實,這些則可以通過推理發現。
這裏舉一個例子予以説明。
明代黄國琦刻本《册府元龜》卷一三〇《帝王部·延賞》載:
源懷爲車騎大將軍、隴西王賀之子,景明二年,上表曰:“昔高祖昇遐,南安在
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弑。時高祖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定,臣亡父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奉迎高宗,纂徽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勳,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先臣時都督諸將屯於武川,被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叡狀私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拔立高宗,朝廷録封叡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十二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勳,時敕旨但赴所臨,尋當别判。至二十二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時蒙敕旨征還當授。自宫車晏駕,遂爾不申。竊惟先臣遠則拔立高宗,寶曆不墜;近則陳諫顯祖,神器有歸。如斯之勳,超世之事,麗以父功而獲山河之賞,臣有家勛不霑茅社之錫,得否相懸,請垂裁處。”
這一段文字中出現了三處“高祖”的字樣,其中的前兩處屬於傳寫的訛誤。這兩處訛誤,我們都可以單獨通過四種校法來發現。
首先是本校。
源懷的表文是按時間順序來叙説的,他先從“昔高祖昇遐”説起,又記其後“時高祖避難,龍潛苑中”,最後又説“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如果這三處“高祖”是同一人的話,那麽就有明顯的矛盾:高祖既死之後,如何又會避難而龍潛苑中? 又如何能受皇帝璽綬? 從事情發生的先後來看,這三個“高祖”顯然不可能是同一個人。根據文中的意思,其第二個“高祖”,與下文的“高宗”似是同一個人,且此人應與另兩個“高祖”無關。從下文兩處提及此事時都稱“拔立高宗”,則可以初步推斷第二個“高祖”有可能是“高宗”之誤。除此以外的另兩個“高祖”,從時間上看,也至少必有一誤。
其次是理校。
當然,上述的本校也已藴含了理校的意味,除此以外,如果我們熟悉或者查證有關北魏的歷史,可知源懷所述,所謂的“高祖昇遐”一事,其實對應的是北魏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燾的去世,所謂“高祖避難”的事情,對應的是高宗文成皇帝拓跋濬避難於苑中,而“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也即《魏書·顯祖紀》所記册命太子曰“今使太保建安王陸馛、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致位於爾躬”,叙述的是顯祖傳皇帝位給時爲太子後稱高祖孝文皇帝的拓跋宏之事。據此可知,其第一個“高祖”,當是“世祖”之誤,第二個“高祖”,當是“高宗”之誤。
其次是他校。
源懷此表亦見載於《魏書·源賀傳》,相對應的文字分别作:
昔世祖昇遐……時高宗避難……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
據此可知《册府元龜》的第一個“高祖”有可能是“世祖”之誤,第二個“高祖”有可能是“高宗”之誤。
其次是對校。
收藏於日本静嘉堂文庫的宋本《册府元龜》中,對應於明本的三個“高祖”,分别作“世祖”“高宗”“高祖”。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無論運用四種校法中的哪一種,都有可能校出前兩個“高祖”的異文,因爲這兩處“高祖”的訛誤,會造成《册府元龜》不同版本之間出現異文,會使《册府元龜》與其他文獻的記載出現文字差異,會使所在的文本的上下文産生矛盾,會違反歷史的事實。
通過本例來對這四種校法作一些分析,可以看出四種校法相互之間的一些區别。
對校是最客觀最明顯地揭示異文的方式,但這種方式只是表明了異文的存在,並不能直接判定異文的是非。他校與對校相似,通過這種方式很容易發現那兩處異文,就本例而言,他校較之本校更有助於對異文作出判斷,因爲他校所使用的《魏書·源賀傳》表文及相關的背景材料,能引導校勘者進一步查明“世祖”“高宗”“高祖”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本校與理校本質上來説是一致的,都是通過文本的前後矛盾來推斷文字的訛誤。如果一定要説兩者之間的區别的話,那麽就本例而言,第二個“高祖”有可能是“高宗”的訛誤這一條是純粹的本校,即通過上下文的比較來發現的,對這一條來説,即使校勘者不瞭解北魏的歷史,僅據此表文意,也能大致作出判斷;另外,即使不瞭解北魏的歷史,也依然會對於另外兩個“高祖”産生疑問,只是不能確定究竟是哪一個存在問題。相對於上述本校的理校,其推理的依據,則主要建立在北魏歷史事實的基礎之上,在理校過程中所作的工作,不再限於在本書的文本及不同的版本之間作考證,而是利用已有的知識,通過邏輯分析來作出判斷。
從中可以看出,每一種校法都各有特點,每一種校法都能從不同的角度揭示異文,其中本校與理校所包含的主觀的分析爲校改提供了邏輯的依據,而對校與他校則爲校改提供了客觀的物證。誠然,别本和他書中的異文是客觀存在的,但是,那些異文要成爲是非判斷的客觀物證,則主要取决於主觀的邏輯分析。這也就是筆者以爲理校在任何一個校勘個案中不可或缺的理由。
在筆者看來,校勘的工作,與破案很相似。常言説“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一切的犯罪行爲都必然會留下蛛絲馬迹,能否發現與利用這些蛛絲馬迹來破案,取决於偵探的方法運用是否得當,考察是否細致,推論是否合理,等等。如果把發生在傳鈔過程中的前面的兩個“高祖”這樣的文字誤寫,比作是一起僞裝詐騙的話,那麽這一行爲一定會在很多方面留下痕迹,僞裝者與被僞裝者畢竟不是同一個人,他們之間存在著形形色色的差異,當僞裝者進入到被僞裝者所特有的生活空間時,這種差異總會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僞裝者的身份。偵探的職責是找出這樣的差異,確認罪犯的身份。校勘者所面對的訛誤的文字,與作者的原文相比,總是有區别的,多數的時候,這種區别的本質是語言中的不同的詞之間的差異,無論這種區别是非常明顯的還是比較隱晦的。由於這種區别的存在,訛誤的文字一定會使作者的原意在一定程度上被纂改,使得訛誤處或與上下文之間産生種種矛盾,或違背客觀的歷史事實,只有通過觀察分析這樣的矛盾,才能最終確認訛誤文字的性質。
每一個具體的案子,都會對偵探提出挑戰。影響一個案子偵破的因素有兩點:一是案件遺留的信息,這是客觀的;二是偵探的能力,這是主觀的。某種意義上講,後者尤爲重要。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雖然案件遺留的信息是客觀的,但能否獲得這些信息,或者説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握這些信息,却取决於偵探的調查觀察的水平;其次,即使擁有同樣的案件信息,如何認識利用這些信息,使之成爲推理的材料,對於不同的偵探而言,也有巧拙的區别。一個偵探的發現與推理的能力,是偵破案件最爲重要的因素。一個優秀的偵探,一定是一個不僅善於發現綫索,而且擅長分析推理的人。從事校勘的學者中,如王念孫、段玉裁、顧廣圻、錢大昕等無一不是這樣的優秀偵探。
對於校勘者來説,要完成某一個具體的校勘個案,必須充分擁有與之相關的真實可靠的材料,必須利用這些材料作出嚴密審慎的邏輯推理,因此,在具體的校勘過程中,將所有的校法結合起來,從客觀與主觀兩個方面展開工作,是其實現校勘目的的不二法門。
如果要用最簡單的話來説明校勘這種工作的核心内容,那就是:
實事求是。
目录
序(吴格)
漢語史研究所涉避諱問題錐指——以音韻、語法爲例
中古漢語雅言詞成詞方式初探
論割裂的修辭意義及其他
論雅言詞研究與詞典編纂
釋“介石”——關於詞義演變及其原因
釋“蕃朝”
辨析駢偶定句讀——《册府元龜（校訂本）》標點平議
典故校勘芻議——以《册府元龜（校訂本）》序文爲例
關於“渭陽”式典故詞的標號問題——二十四史標號研究舉隅
“數千萬”校議
正史唐諱語詞例説——以《後漢書》爲中心
是“光武”還是“世祖”——點校本《後漢書》唐諱錐指
《晉書》不偏諱唐太宗二名論
《晉書》校讀札記
《文館詞林》校史札記
《文館詞林》韻文的校點問題
古寫本《文館詞林》文字問題三議
易縣龍興觀唐玄宗注《道德經》幢諱校芻議
《建康實録》體例考
《建康實録》作者考
《建康實録》校議
《建康實録》宋本校勘芻議
《建康實録》校勘札記
《四庫全書》校勘管窺——以《建康實録》爲個案
實事以求是：淺議校勘的客觀與主觀跋
书籍简介
仪顾集——古汉语与古文献研究
季忠平 著
2022年12月出版/95.00元
ISBN 978-7-101-16013-0
内容简介
本书是有关中古时期汉语史以及文献研究的论文集。汉语史方面，涉及汉语词汇、音韵、语法等。文献方面，涉及中古文献的校勘、避讳研究等。收录文章约三十篇，总字数近三十万。本集所收录的论文，除一两篇外，均已在有关刊物上发表；多数为汉语史与古典文献学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对于汉语研究以及中古典籍整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季忠平，男，江苏省常熟市人，1966年3月出生。1988年从南京师范大学本科中文系古文献专业本科毕业后，供职常熟市图书馆古籍部。1996年调入常熟高等专科学校（后改名为常熟理工学院）任教。1998年至2001年进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2001年至2004年回到常熟理工学院任教。2004年获副教授职称，同年考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师从吴金华先生，攻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学位。2007年博士毕业后进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从事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教学研究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校勘学、避讳学。发表过相关论文数十篇，出版过中古汉语史研究专著《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近年多注重古典文献学考察与汉语史调查相结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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