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
定价：58元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1. 内容简介
夏文化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命题，开展夏文化探索，对于夏王朝及先夏历史的研究，早期国家与文明形成的研究，增强历史自觉，树立文化自信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夏王朝是否存在，中国是否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海外考古学界、汉学界高度关注的话题，是一个国际化的学术研究领域，因此积极推动夏文化考古和古史研究、成果转化、宣传普及，以及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互鉴，异常重要。经过中国几代考古人的努力和二里头遗址60年的考古发掘，夏王朝真实存在、二里头是夏晚期都邑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纪年是公元前2070—前1660年，但由于殷商晚期甲骨文之前没有发现文字，国外很多学者仍然对夏王朝以及夏文化存疑。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冈村秀典先生是日本考古学界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权威学者，曾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访学，参加过著名的焦作府城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讲谈社学术文库，2007年修订再版）一书是他对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研究的集成性著作，该书以二里头遗址为落脚点和重点研究对象，认同夏王朝真实存在、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这与我国国内中华文明探源及夏文化研究的主流观点相合。作者以海外异域学者的身份和视角对夏王朝的真实存在和二里头文明的辉煌成就进行了深入细致研究，是夏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
2.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冈村秀典，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所长。主要研究中国考古学，并多次来华参与考古调查和发掘。2000年获第13届滨田青陵奖，2019年获“立命馆白川静纪念东洋文字文化赏”。
译者简介：
秦小丽，主要研究新石器、夏商周考古等，现为中国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及科技考古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合著作品《早商城市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获得2017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
3.编辑推荐
考古学的发现，使遥远的历史逐渐与我们接近。我们的寻根之旅不会停息，因为，在那遥远的古代蕴含着我们现代文明最原始的基因。一个尘封了数千年的夏王朝，已不再被认为是迷雾朦胧的传说，而是以日益清晰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4.亮点
1、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作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被殷商灭亡的夏王朝真的消失了吗？踏寻“夏墟”——二里头，发现中国文明的原像。
3、“考古中国”，探源夏文明。
4、一位日本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学者认为夏王朝是真实存在的，它即是中国文明的原像。
三、全书目录
绪 言 寻根中国
第一章 传说时代
第二章 夏王朝是真实存在的吗？——传说与史实之间
第三章 考古学的探索
第四章 王权的诞生
第五章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生活
第六章 中国世界的形成
终 章 实际存在的夏王朝
后 记
《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2007年学术文库版）跋
《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中文版后记
译后记
四、全书序言
政治理想与夏、商、周
中国古代国家是何时诞生的？根据《史记》等诸多古代典籍记载，它是由夏、商、周三个王朝相继发展而来的。其中西周王朝因为有详细和确切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录，其真实存在不容置疑。西周末期的公元前 841 年以后，历法年代已经非常明确，也没有任何异议。而西周之前的商王朝，自从 19 世纪末期甲骨文发现以来，随着对甲骨文的解读，商王朝的真实存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如今已作为可信的历史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那么，早于商王朝，作为中国最早王朝国家的起始——夏王朝是否也真实存在呢？若真实存在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范围又包括哪里？建立的王朝国家又是怎样的体制呢？
有关记载夏王朝的文献典籍，成书于夏王朝灭亡1000多年后的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 221 年）。战国时代是一个因周王朝的衰败，不断强盛的各诸侯国为了实现中国的再统一而互相争斗的时代，各诸侯国的诸侯都主张自己的国家才是最正统的中国，为此将其祖先的谱系不断地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古代，甚至与传说中的圣王联系在一起。也有很多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杜撰圣王的传说。在这样的战国时代里，诸子百家的说客们游历各国，巧妙地为各诸侯国争辩正统地位。诸子百家中，在古代寻求理想的是儒家。孔子作为其开山鼻祖，尊崇古代的圣人君子，主张将他们推崇为政治的典范。他认为尧、舜、禹是无可挑剔的圣王，在孔子的《论语》中，经常出现对开创了夏王朝的禹，建立了商王朝的汤王，奠定了西周王朝基础的文王、武王和周公的赞颂之词。夏、商、西周王朝就是孔子追求的政治理想国——这一儒教教义在汉代以后成为历代王朝的官学，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但是，关于夏王朝和商王朝的制度，其实在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 476 年）就已经不清楚了。孔子自己曾经感叹道，作为夏人和商人后代的杞国和宋国，有关王朝制度的证据都没有充分地保留下来（《论语·八佾》《礼记·礼运》）。因此孔子理想中的圣人君子时代，并不是根据子孙后代传承下来的传统所得到的，而只是孔子自己在头脑里描绘的理想图景而已。因此若连夏王朝和商王朝时代的史实都不清楚的话，那么要追溯尧舜时代的历史事实肯定是更不明白的
事情了。而且，这些典籍是在孔子时代之后成书的，因此即使夏王朝是真实存在的，要想从古代文献中正确地了解其历史也是非常困难的。《史记》的“夏本纪”和“殷本纪”主要是以《尚书》等古代儒教经典中的一些零散的记载为基础资料整理记述的。其中从王朝的兴建和灭亡，以及王名和王位的继承来看，有很多理想化的圣人故事或者荒唐无稽的传说记录。尽管如此，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为止，在连续 2000 多年的历史时间里，这些古籍的内容几乎没有被怀疑过。辛亥革命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革命派，为了选择中华民国的年号，讨论了以黄帝和禹即位年为起点的纪年法，甚至一时采用了黄帝纪年。由此也可联想到，日本在 1940 年曾隆重举行根据神武纪年法而来的皇纪 2600 年纪念活动。
疑古派、释古派与考古学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批判了儒教和孔子的封建思想，正式引入了近代历史学，开始了对古代史的学术研究。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和内藤湖南（1866—1934）等人也很早就开始了基于对史料的批判性来复原古代史的研究。之后，1923 年顾颉刚（1893—1980）发表了否定夏禹真实存在的论文，给学术界带来极大的冲击。顾颉刚等疑古派，站在否定夏王朝及其之前古代历史的立场，与传统的历史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夏王朝的怀疑论至今仍在欧美和日本的学
术界根深蒂固，这反映了根据近代史学方法的疑古派学说所具有的说服力。
另外，对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出土甲骨文的解读，在传统历史学家的推进下取得进展，王国维（1877—1927）等释古派从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和传世的古典书籍两方面开拓了复原古代史的二重实证方法。然而，考古出土文字资料只可以追溯到商王朝时代，而在此之前的夏王朝依然不明朗，而这与疑古派对夏王朝及其之前的历史持怀疑态度所争论的时代范围是不同的。
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与近代历史学同时诞生的还有考古学。正如在第三章中将会有详细叙述的那样，1926 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济（1896—1979）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首次铲起考古发掘的第一锹土，之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一直围绕着传说中的夏王朝进行发掘与调查。1928 年开始的殷墟发掘揭示了关于商晚期的考古学文化，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河南省郑州城遗址（即郑州商城遗址——译者注）和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考古学家的研究焦点转向从商早期到夏王朝的考古学追溯。1983 年，在二里头遗址东约 6 公里处发现了商早期的偃师城遗址（即偃师商城遗址——译者注），由此确认从夏王朝到商王朝交替的舞台可以限定在洛阳平原。因为如果偃师城是以武力打败了夏王朝的商汤王都城的话，那么二里头遗址就只能是夏王朝的王都。如今，在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支持下，夏王朝的存在越来越真实可信了。
商王朝通过甲骨文的解读证实了其真实存在，现在夏王朝正在被考古发掘资料渐渐揭开神秘面纱。这是 70 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懈努力的结果。这一结果明确得到中国舆论和世界形势的强烈支持。20 世纪末以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和考古学家苏秉琦（1909—1997）等人提出的新的中华民族论为理论武器，以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口号，提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2 年开始，在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陕西省政府实施了黄帝陵的大规模修筑工程，2003 年国内外的大量募捐使得第二期工程也在顺利进行。山西省临汾市的尧庙于 1998 年因火灾被全部烧毁，但是由于政府的援助和民间的捐款，第二年便对重要的尧殿进行了重建。2002 年两侧的禹庙和舜庙也得以重建，占地也进行了大幅扩展。另外，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舜帝陵，以前只是小学用地内的一个小土丘，现在在当地政府的推进下，进行了大规模的陵园建设。在湖南省永州市的舜帝陵，也在 2000 年举办了祭舜大典，包括海外华人在内共有 6 万多人参加了这一盛会。（《朝日新闻》2000 年 11 月 16 日朝刊）
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并列的古代文明的验证
为了推动举国上下展开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运动，1996 年中国政府批准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并作为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国家重点科学研究项目，开始了组织多学科研究者进行西周以前确切历法年代学的研究。这是一个由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国家性科研项目，为验证中华文明是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并列古代文明的学术活动。2000 年结束的结项成果指出，夏王朝开始于公元前 2070 年，夏朝到商朝的王朝更替是公元前 1600 年。夏王朝确实存在自不必说，其历法年代也得以正式确定。以这一成果为基础，接着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地理学、遗传学、动物学、植物学、冶金学等方面的专家也参与其中，开始寻找中华文明的根源。其时间范围自不必说，是从黄帝到尧、舜的五帝时代，在考古学中的时空范围则是指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的公元前 3 千纪。根据《人民日报》2000 年 6 月 6 日的报道，在山西省襄汾县龙山文化陶寺遗址中，新发现了尧、舜时代的城郭遗址，诸多专家论证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应该比现在公认的夏代还要古老。中国古代三皇五帝的历史传说，通过考古学将被证实为确实的历史”。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加和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夏王朝的实际存在将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更期待着五帝时代也能得到考古学的证实。
暂且不提带有政治性的学术讨论，仅在中国考古学中，关于尧、舜、禹以及夏王朝的都城到底在哪里的集中性讨论已经很久了。只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夏王朝的历法年代被重点提出来而已。以夏王朝的实际存在作为前提，夏王朝在何时何地成立？同时期的商人在何时何地完成了从夏到商王朝的交替？站在考古发掘第一线的中国考古学家们，对以上问题正在逐一进行着个案研究。
对此，欧美和日本的研究者都回避正面讨论夏王朝，对其实际存在继续持慎重态度。因为受疑古派的影响且这是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不同文化，即使夏王朝的实际存在作为中国史的讨论或者真实性探究是有意义的，也几乎与本国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没有关系。另外，由于没有实地考察的便利，很少有机会看到实物，除介绍中国学者正在进行的研究外，超过中国研究者的详细考证越来越难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取而代之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如何进行历史评价等。我们应将思考的关键点聚焦在潜藏这些问题背景下的社会问题上，并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进行研究应该是可以的。尤其是夏王朝的时代，从历史学来看，是从原始社会到英雄时代世袭王权成立的时期；从考古学来看，是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按照 V.G. 柴尔德（1892—1957）的古典学说，正好处于都市革命的时期。虽然历史事件只是一时性的东西，但历史事件的根源在于其历史性、社会性的背景和人类史上共同的普遍性。这些不正是我们可以作为课题研究的目标吗？
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的方法
本书以夏王朝为主题，主要以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的方法来论述中国的国家形成。首先第一章和第二章是以古典文献为基础来重新构建禹所建立的夏王朝的传承历史。最完整的文献记录是《尚书》，以《尚书》为基础的《史记·夏本纪》则是对王朝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构建。除此之外，在战国时代编纂的《春秋左氏传》和战国时代墓葬中出土的《竹书纪年》等著作中也有片断的记录，我们将尽可能地忠实于远古时期所写的记录和注释，尝试进行合理而具有稳妥性的整理。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是到现在为止，虽然我们以夏王朝的王系和所在地等历法年代和地域可考证的文献记录为主进行讨论，但是，含有这种内容的记载篇幅极少，而且更多记载的是一些难以被视为史实的荒唐无稽的传说，正所谓是网罗所有的传承和传说。但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夏王朝的实际存在，我认为都有必要首先把古典文献的记录整理好。二是至今为止，古典文献的记录历来被视为是有史实或历史背景的记载，但在此我要强调的是，必须把这些记载放在战国时代或者汉代当时的背景下来看待。也就是说，比起夏王朝的时代，我更想把这些文献记录的时代作为主轴来考量。结果可能是这两章会没有什么新颖的内容。但是，这种整理并不是像以前那样以恢复夏王朝的历史为目的，仅选择适合自己研究的片断记载，而是虚心坦诚地收罗所有关于夏王朝的传说，试图梳理从战国到汉代的学者们是如何看待夏王朝的，我相信这也是为了今后的研究讨论所必须进行的基础工作。
第三章到第六章论述如何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夏王朝。首先，在第三章中，梳理探索夏王朝的学术研究史，以明确中国的考古学家为何确信夏王朝是实际存在的。在中国，对夏王朝的探索从考古学诞生之日开始，一直都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题，也是中国考古学史的缩影。在第四章中，以被认为是夏王朝都城的二里头遗址为例，探讨其王权结构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是否可以说是中国最初成立的王朝或国家。第五章论述二里头文化中人们的生活。利用环境学、农学和动物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将研究的触角深入人们的生存环境、生活等各个方面。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书的核心，与以往那些大量介绍遗址、遗迹和以遗物编年研究为主的专著不同，本书引入了更多新的研究方法和崭新的研究视点。想了解中国国家形成过程的读者推荐先读这两章。第六章论述公元前 2 千纪前半期二里头文化的扩大和中国世界的形成。这是肩负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考古研究者最为关心的课题，他们认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在中国大地各个地区自主发展起来的诸多考古学文化，随着相互交流而紧密融合，最终形成一体化的中国这一所谓的多元一体的雏形。本书大体上遵循了这一观点，但是并没有得出夏文化的扩展直接显示夏王朝的势力扩大，或者随着夏王朝的灭亡，夏人及其文化向四方扩散这样直接的结论，而是认为对很快建立了王朝国家的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影响力应该给予较高的评价。
本书肯定了夏王朝的实际存在。但是，我想尝试讨论的并不是夏王朝是否实际存在这样直接的结论，而是希望探讨延续到 20 世纪的中国 4000 年文明是什么，其起源有着怎样的特质，又是经过怎样的过程促使王权和王朝诞生的。这一尝试是否成功，就要看读者的判断了。
五、在线试读
二里头时代的倡导
现在中国考古学的重点大多放在陶器的系统论上。陶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器具，具有可塑性强、使用量大因而制作量也很大的特点，而且根据时间和场所的不同很容易发生形态的变化。因此，陶器在形状、花纹、颜色等方面的差异也反映了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为了更容易了解遗址中大量出土的陶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考古学上设定了“型式”“类型”“文化”等这些概念。中国考古学文化正是以这种陶器特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尺度”为基础而划分的。
正如第四章所述，依时间顺序，考古学家们首先建立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墟文化的编年史。接着在龙山文化和殷墟文化之间设立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又将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二里冈文化分为下层和上层。另外，龙山文化根据地域差异，被划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进一步细分为河南东部的王油坊类型、河南北部的后冈类型、河南中部的王湾类型、河南西部的三里桥类型、河南南部的下王岗类型。二
里头文化的母胎是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考古学家们不仅根据陶器的不同对文化进行了细分，还以陶器的相似为基础对类型和文化进行了总结。在公元前 3 千纪中，除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之外，长江中游有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还有良渚文化，黄河中下游地区有龙山文化，在各自进行自律性发展的同时，地域间的交流也变得活跃起来，超越地域的共通性也出现了。为了解释公元前 3 千纪的这种多元性和统一性的现象，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提出了“龙山时代”这一概念。多元的“文化”有着“时代”的共通性——这一观点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考古学的主流。
龙山时代之后的二里头文化时代可以说也是一样的——第一次关注二里头时代多元文化真相的是北京大学的邹衡。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被区分为分布在河南省黄河以南的二里头类型和山西南部的东下冯类型，与此同时，从河南北部到河北南部的漳河流域，分布着作为二里冈文化源流的先商文化的陶器类型。邹衡之所以将东下冯类型包含在二里头文化中，是因为考虑到那个地区存在着很多与夏王朝有关的传说。
夏王朝及与其同时存在的诸文化的势力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张立东，继承了其北京大学的导师邹衡的学说，根据陶器提出了文化等于族群的“分区居住论”。河南中西部有二里头文化，山西南部有东下冯文化，山东到河南东部有岳石文化分布，从河南北部扩展到河北南部的先商文化分为辉卫文化和漳河型文化，各个领域如图 43 所示。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漳河文化属于“商”，辉卫文化属于“韦”族的结论。让我们试试在图 43 中找一下图 10 中所示的王都所在地，④黄台之丘、
⑤斟 、⑧原等三处是二里头文化，①阳城（唐）、②晋阳（平阳）、③安邑等三处是东下冯文化，⑥斟灌、⑦帝丘、⑨老丘等三处是在漳河型文化圈内，⑩西河位于东下冯文化之西。可见古典文献记载的王都与考古学的文化圈完全一致。
但是，张立东的文化圈说也存在问题。正如张先生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每个陶器文化都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同时也有着广域共通的特征。即使像张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族群以排他性的领域分开居住，在地区间交流频繁的大背景下，自然也会表现不同陶器特征的交错分布。作为浅显易懂的例子，让我们来看看位于河南省杞县的鹿台岗遗址和段岗遗址。图 43 中，在漳河型文化领域向南细长延伸的尖端部有鹿台岗遗址，而段岗遗址则包含在二里头文化圈内。但是，从其陶器构成的真实情况来看，鹿台岗遗址最初以岳石文化陶器为主，后来则以漳河型文化的陶器居多。与此相对，在段岗遗址中，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确实占了大半，但也包含了不少漳河型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陶器。虽然遗址的情况各不相同，但从河南东部来看，二里头文化、漳河型文化、岳石文化的要素混合在一起，虽说出土有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但将其认定为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则是错误的。一般来说，随着距离文化中心越来越远，文化因素也会逐渐减弱，相反，越是靠近文化中心，
文化因素则会越强。正如不能把陶器文化按王朝和族属区分那样，如果地理上不存在明确的障碍，其实也很难将陶器文化的地域范围明确分开的。
我在京都大学指导的留学生秦小丽在首先承认了张立东的文化区分的基础上，以鹿台岗遗址和段岗遗址为例，将两个遗址中的各个文化的陶器所占比率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以此确认了不同遗址中陶器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本来就是模糊的陶器文化，因此无法像张先生那样能明确划分分布区域，只能是在保持模糊的同时尝试去理解它的内容。
尽管如此，本文在这里还是对张立东的文化区分说做了详细的介绍，这是因为他的这个文化划分与将要分析的夏王朝的势力范围，作为大致目标是有效的。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仅分布在河南中部，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河南东部还存在着其他不同的陶器文化。二里头文化以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分布区域为基础，向其周边略有扩大，即以王都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半径不到 100 公里的范围是夏王朝的实际势力范围。由此看来，《尚书·禹贡》的“九州”是一个与之无法相比的广阔领域，保留了很多夏王朝风俗的山西南部也脱离了夏文化势力圈，所以在古典文献上看到的“夏墟”的记载也几乎不可信。但是，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时代的核心在中国世界的形成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里展示几个考古资料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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