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筏远行
书名：皮筏远行: 拉萨河畔渔村生计研究
作者：张婧璞
ISBN：978-7-5668-3413-3
出版时间：2022年7月
定价：108.00元
字数：413千
丛书：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民族多样性研究
丛书主编：何国强
本书以青藏高原东南部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河交汇处的渔民群体为研究对象，聚焦拉萨曲水县俊巴渔村和山南贡嘎县陇巴渔村，运用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结合历史、考古等文献，集中论述了资源利用与渔民生态适应、人口繁衍与渔民社会适应、信仰体系与渔民宗教适应三方面内容，揭示出渔民捕捞生计是对藏区传统农牧生产方式的有效补充，生产方式的链接性与主体选择性决定了渔民适应中的不同路径，社会制度与观念文化影响了渔民群体的生计选择。
西藏俊巴村民捕鱼（图源/网络、边疆社会科学）
前言
本书揭示了西藏鲜为人知的渔民群体，以翔实的田野资料证明了该群体的存在。这样的主题带有挑战性，需要逆流而上的勇气与信心，而我的导师何国强教授始终坚定地支持我、指导我。他坚持实事求是、践行田野调查，不轻信、不盲从。我们师徒二人终在雪后的冬日揭开了“隐藏”在雅鲁藏布江和拉萨河交汇处藏族渔村的面纱，从此，我的研究便与西藏渔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青藏高原东南部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河交汇处的藏族渔民群体，以拉萨曲水县的俊巴村和山南贡嘎县的陇巴村为代表。本书介绍了藏族渔民的捕捞生计、群体特征和渔村的发展脉络，既反映人类对青藏高原整体环境的多样化适应特征，又探究捕捞生计和渔民村落在与藏传佛教存在观念冲突的情形下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历史与社会渊源，使得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古老技艺与文化得以彰显。
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鱼骨和网坠，说明在原始社会，渔猎曾经是满足高原先民生存的主要适应方式之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多元、佛苯观念的深入，从事渔猎生产的人数逐渐减少，对水中鱼类资源的利用率也逐渐降低。渔民群体的总体数量较少，空间分布有限（在雅江及其支流区域散存少量存在渔民的村庄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能找到史料明确认定为渔村的有拉萨曲水县俊巴村、山南贡嘎县陇巴村、羊湖附近的次陇巴村等。1961年，岳佐和、黄宏金等在藏南10县做鱼类资源调查时，记录的渔民户数为“日喀则18户、江孜15户、曲水60户、打隆100户、拉孜20户”，其中有注释：“除曲水为专业渔民外，其他均以农或牧为主要生活来源，过去渔季也偶尔抓一些鱼，以补其生活之不足。”（参见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编著：《西藏南部鱼类资源》，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10页。），创造的产值较于农牧、手工业亦相对少，研究者自然容易忽视此群体的存在。在历史进程中，虽然渔民数量少，但作为青藏高原资源利用的一种延续方式、一种特殊存在的文化类型和适应方式，其具有研究价值，尤其是探究渔民与藏传佛教存在观念冲突的情形下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显得更为必要。
本书以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为基础，获取第一手资料，结合历史、考古等文献，从零星的线索中梳理出西藏渔民捕捞生计及其群体历史变迁的脉络；运用整体论视角，关注渔民生计与生态适应系统中的影响因素，将个案分析和数据统计相结合，从微观、中观到宏观视角看待渔村内外的互动过程，找出俊巴和陇巴渔民生计变迁的一般规律，探索西藏渔猎文化的特点。
不同于较多被论及的西藏农牧民、城市市民、乡村手工业者等群体，渔民在青藏高原具有特殊性，因其从事捕捞生计，与藏传佛教不杀生的观念相悖，故在藏族社会观念体系中处于底层，受到歧视。因此，探讨藏族渔民生计不能仅仅局限在生态适应的框架之内，而是既包括生态与资源的适应，也包括社会和宗教的适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文化特质和文化丛。渔民并非孤立从事捕捞生计，其与外界广泛接触，在互惠与交换中形成自身的生存空间，在藏区资源流转中承担中介的角色。本书正是通过对藏族渔村的田野个案的研究，关注西藏的渔民群体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区域的生计方式、适应过程及内在发展机制。
一、资源利用与渔民生态适应
渔民群体生产方式与资源的利用路径是多元的，在不同时期，资源利用的程度不同。捕捞生计与皮具制作衍生于早期渔猎，互为补充；后以少量农牧辅助；民主改革之后，生态和水利的完善使农牧得以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俊巴村借助政府的资助和旅游的开发，少量发展服务业并适度参与市场。不同生产方式存在延续性和彼此连接的必然性。
宏观上，虽然青藏高原的农牧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不同，彼此分离，自给自足；但从中观上分析处于河谷地区的农业和藏北草原的牧业，可发现农牧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农耕中存在少量的畜养，牧区有小片的种植区。多元的资源利用模式能有效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同时，农耕存在另一个问题，每年藏历的5—6月，青稞播种后，冬储食物耗尽，收获期未到，食物来源成为影响生存的问题，此时，渔民的渔获与渔农赊账式交换为农民食物的延续提供了途径。农民还账给渔民的青稞刚好弥补渔民自身缺乏植物蛋白的问题，也使渔民可以同牧民进行交换，获得生产所需。渔民对资源的利用模式补充了半农半牧对资源利用的不足，也是渔民适应生态与交换的有效途径。牧民将对自己无用的皮毛等物折价让予渔民或皮匠，换得马包、皮衣、皮裤等日常用品，将对自己无用的资源进行转化。皮匠用皮具跟牧民换得新皮板、碱面和肉类等，具有姻亲网络的皮匠与渔民共享资源。渔民生计对西藏农牧民的资源利用也起着有效的补充作用，甚至成为资源流转的有效中介。
微观上，渔民群体通过捕捞、皮具生产和交换提高资源利用率，借助水路的优势参与区域间的交换网络。民主改革前，少量的农耕和畜养是对劳动力资源的优化利用，规模有限。民主改革后，随着所有制和水利等设施的完善，俊巴村利用资源的生产方式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提高，显示出多样性，形成渔、皮具制作、农牧兼有的混合生产方式。劳动力资源随农牧和捕捞的季节性而互补，青年人和老年人在职业上互补。因此，在微观上，渔民的资源利用也是混合多元的，是捕捞、皮具制作、农牧并存的结构性的生态适应。
渔民多样化生计与资源利用模式是将生态、劳动力分配、资源有效利用和贡赋压力整合考量，通过存储和制皮技术增加与扩大市场交换的时间与空间，提高资源的交换率与利用率，是藏民资源利用中的智慧。在发展场域中，渔民将物质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并成为有限的财富积累，即使放弃捕捞生计，也并不意味着捕捞文化的终结，而是以另一种文化形态存在、延续和发展下去。
二、人口繁衍与渔民社会适应
多元的资源利用和生产方式决定了渔民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较大，人口繁衍成为渔村生计延续的内在需求；渔民底层身份却限制着其婚姻家庭与“种”的繁衍，解决此矛盾是西藏渔民适应社会的重要方面。
俊巴、陇巴渔民的婚姻与生育、养育制度有效满足了渔民生育和繁衍的需要，是渔民文化适应的重要途径。渔民遵循血缘外婚与阶层内婚的限制，俊巴和陇巴的业缘通婚，渔民与皮匠的地缘和职业外婚部分解决了上述问题，但血缘外婚的压力依然很大。历史上，部分逃奴和定期的入赘婚缓解了血缘内婚的矛盾，降低了村内亲上加亲的概率，阶层内婚中伴有少量外婚。通过进一步分析挤压下的剩余男性和女性的生育权问题，可以发现潜在的“非婚性行为”是农牧区及渔民群体解决婚恋问题的隐性路径，既没有冲破阶层间婚姻的限制，又满足彼此的需要，可结合农牧民和渔民间的隐性交往，凸显彼此生育制度上的互补性；同时，非婚生育子女在俊巴、陇巴社会得到包容和养育的协助机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村内血缘内婚的概率。渔民的婚姻制度一显一隐，缓解了当地宗教和社会对渔民婚姻的限制，使人口得以繁衍；同时，此种制度也使外界对渔民的歧视因婚姻道德标准的放宽而加深。
渔民的社会适应系统中，蕴含互惠和交换网络，贯穿不同阶段的适应形态。渔民的制度文化和社会适应展现了渔村生产、交换的特点，包含了渔村内部与外部的联系，既有村内外的互惠协作制度，村民间的换工、互助和亲属网络的连接；也有区域交换与市场网络，使资源得以高效利用，皮匠和渔民间亲缘与业缘的互惠使市场交换得以最大限度延续。在地缘网络中，物物交换以渔农交换网络和集市贸易的形式存在，有交换的标准。渔民的市场交换既考虑经济利益，也考虑社会地位、宗教地位、村民纽带等因素，此种灵活、多元的互惠观念成为俊巴村村民适应不同历史时期整体环境的关键。应看到，农牧民对渔民存在歧视，彼此自觉规避。整体上，村内与村外的互惠和交换没有明显剥削，处于相对公平和等价的条件之下（经济帮助、劳力换工、婚姻协商均非常理性）。同时，渔民对寺庙等的贡赋是其换得合法身份、从事生计的前提，实物贡赋、差役的根本是一种非等价互惠（贡赋、依附、娱神）、大量的代金（现金）贡赋，一则显现俊巴物质生产的匮乏，二则使渔民和皮匠更加依赖市场，以换得生存与适应。渔民、皮匠与寺庙等之间的贡赋是在看似公平的面具之下，对渔民、皮匠剩余价值的剥削。
三、信仰体系与渔民宗教适应
渔民的精神世界、宗教信仰、丧葬和娱乐活动彼此联系。渔村的渔民虽然受佛教歧视，但依旧以佛教作为主要信仰，在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和节庆活动中，村民积极参与村中的佛教事务。村中拥有多元信仰体系。早期的涂红、网纹原始信仰和村中的祖先、藏王特许捕鱼等传说，在心理上使渔民认为捕捞具备合法性；山神、水神、出生地守护神和村庙层层递进，从个体到家户、出生地，再到村落、整体生态，渔民身处的世界完全沉浸于自身的信仰系统之中，弥补了佛教歧视对渔民心理的消极作用。
当地节日活动将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结合，渔民既践行佛教的仪礼，又践行村中人际和亲缘网络之下的规范，渔民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信仰体系、性格特点和评价标准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渔民的底层性使其更需要用节庆仪式来彰显和凝聚内部认同，在集体的祭祀活动中凸显村中亲缘网络或身份归属，通过饮酒、打牌、玩骰子等节日活动积蓄情感，使压抑的情绪得以发泄。渔民性格中也存在着对内寻求公平、对外依附以寻求资源的矛盾性，卑微与自尊同时存在于底层渔民的性格中。渔民的适应是与宗教、政府、地方社会之间的双向动态适应，渔民的存在是解决社会矛盾与满足社会需求的出口。
本书以历时性的视角，对改革开放后渔村的生计调适、转型与发展情况加以讨论。此阶段的适应已经不仅仅是生存方面的满足，还包括发展的需要。一是渔民群体内部职业多元，出现新的阶层分化；二是思考国家项目和扶贫工程介入民族地区的方式以及如何激发其内生发展动力的问题。生产方式的链接与延续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网络和地方观念秩序，对渔村的转型起着重要作用。
本书所论述的是青藏高原渔民在漫长历史中利用自然资源求得生存，并与环境（生态、社会和宗教）相适应的真实表征。书中将渔村生计的延续置于整体性适应的框架之内，引入生产方式的概念，借鉴马克思的生产方式链接与选择理论，强调生态适应与社会和宗教环境的适应并存、物质生产与人口繁衍并行；同时，关注群体适应与个体适应差异，即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结构动态中的张力，探究渔民整体适应的动力系统。渔民的生计实践具有能动性与选择性，渔民个体既受制于整体的社会结构，又作为中介影响着村落社会整体适应的形态，是村中内在选择与主动调适的影响者。藏族渔民社会具有生产方式的延续链条，从适应环境的生计到互惠交换体系的多元，一以贯之的脉络存在于渔村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其虽然形成了逐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链条，但此种链条在现阶段可能并不是那么牢固稳健，还存在相对薄弱的部分，因此更需要渐进性的由内而外的适应整合以达到新的适应形态。生态适应与社会适应、群体适应与个体适应、生产方式的客观链接性与渔民主体选择性的张力是渔民社会整体存在并适应于青藏高原的内在机制。
本书是国内迄今关于藏族渔民的第一本民族志，突破“西藏没有渔民，藏民不吃鱼”的固有观念，揭示西藏渔民的捕捞生计是在青藏高原延续与发展的生产方式之一，是对藏区传统农牧生产方式的有效补充，展现了高原渔猎文化在藏传佛教挤压下延续的历史脉络，丰富了藏族经济社会与文化研究。面对当下西藏传统工具、技艺的消逝，本书既是对珍贵资料的抢救，亦是对西藏渔猎文化形态的有效保护。
张婧璞
2022年2月于广东开放大学2号楼
作者简介
张婧璞，中山大学民族学博士，广东开放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讲师。坚持扎根农村进行田野调查，专注于高原渔民群体、西藏渔猎文化和岭南海岛文化研究。先后发表论文11篇（核心期刊7篇），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广州市社科规划课题各1项，主持省级质量工程教学改革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教育部一般项目。
目录
总序
前言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第二节 文献综述
第三节 思路方法
第一章 历史的沉浮
第一节 远古记忆
第二节 建村过程
第三节 村庄布局
第四节 小结
第二章 渔猎生产方式的主导
第一节 鱼类与禽兽资源
第二节 捕捞与渔获
第三节 狩猎与采集
第四节 小结
第三章 农牧生产方式的介入
第一节 土地、牧场和水源
第二节 民主改革后农耕的发展
第三节 畜养与生态、渔农的联系
第四节 小结
第四章 血缘组织与地缘关系
第一节 婚姻家庭
第二节 生育、养育和教育
第三节 地缘关系
第四节 小结
第五章 宗教与娱乐：行为规范和情感宣泄
第一节 信仰与仪式
第二节 丧葬与疾病
第三节 休闲与娱乐
第四节 小结
第六章 转型期的调适与重构
第一节 社会地位的重组
第二节 生产资源的重组
第三节 人际关系的重组
第四节 小结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第一节 适应过程中的结构与路径
第二节 适应的选择性与动力系统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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