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欧亚的不变偏好：王公贵族为什么那么爱珍珠？

跨越欧亚大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漫长的古代都有所谓的宝石、珍珠崇拜。人们认为宝石和珍珠可以对拥有者产生有益的影响，甚至具有神奇的功效。

中国神话中，神秘的鲛人生活在海底，其眼泪变成了珍珠。而穿行西域做买卖的中国商人则流传着西方有出产珍珠和宝石的树。另外，还有说法是珍珠是在月光下孕育的。所以，古代中国人用珍珠治疗眼部疾病，有人还用来炼长生不老药。

有意思的是，中国辽朝的灭亡就是因为不断胁迫藩属的女真族不断冒险捕获海东青，并在冬季到寒冷的河流里去捕捞珍珠，从而引发了女真大反抗，最终以金代辽。

而在古代印度，云、蛇、鱼、大象，以及牡蛎都可以生产珍珠，可以带来好运、繁殖力和胜利，还能解毒。古代欧洲人既有珍珠产于牡蛎的观察，也认为圣像的眼泪可以产生珍珠。瘟疫到来时，欧洲人会用宝石和珍珠磨粉服用。

久负盛名的蒙古帝国史学家、内陆欧亚历史和文化专家、美国新泽西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托马斯·爱尔森（1940-2019）在其所著的《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一书就谈到，民间和文献传统中所见的关于珍珠的绝大部分知识，是跨文化共有的，而到了中世纪的，欧亚内陆显然都将宝石和珍珠认为是贵重物品，兼具象征性和功能性。

正如托马斯·爱尔森所谈到的，在中世纪欧亚各地的市场，商人以不同的话术版本行销珍珠：在中国，将珍珠包装为西方的名贵物品，而到了西方，珍珠就是中国人卖给印度人的稀有物；然后再各自添加奇特的神话来源、医治功效。这是一种高明的营销策略，可以分析出现代营销学、广告学中的许多方法。书中指出，“对故事主体的了解，就像对外国语言、汇率、重量和度量的了解一样，是商人惯用手段的一部分，是跨文化贸易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古代中国开始出产人造珍珠。而来自西亚和中亚，则由玻璃珠来假冒珍珠。人造珍珠被认为不具有神奇功效，而玻璃珠连基本的药用功能都没有。《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书中饶有趣味地为读者叙述了中世纪欧亚内陆的假冒宝石和珍珠的生意链。

珍珠、珊瑚其实都是典型的海洋产品，书中由此展开了对于中世纪欧亚内陆与沿海区域繁盛的贸易体系的研讨。在大航海时代以前，欧亚海路、陆路贸易是同等通达而兴盛的，这促成了不同地区代表性商品的大规模交换。而珍珠在不同时代都成为重要的行销品、进贡品，可以对此予以良好印证。

《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这本书浓墨重彩地引介了珍珠作为战利品、赏赐物、进贡品、流通商品在蒙古帝国中的重要地位。不仅蒙古西征中，以珍珠和宝石为重要的夺取战利品，而且蒙古多个汗国的体系建立后，彼此之间的政治联系也通过珍珠的传递来实现。珍珠贸易如此发达，体量如此惊人，以至于元朝以及蒙古其他汗国都建立了专门机构对此进行管理，也相应形成了不亚于陶瓷业的手工业，这在后来成为相关国家珠宝工业的根底。

书作者认为，蒙古帝国的兴衰，也很大程度上与珍珠、宝石催生的消费文化相关。蒙古帝国似乎并没有从辽朝因为嗜好珍珠的厄运中吸取教训，权贵高度沉溺于对这种显现身份地位而又具有神奇功效的物品的偏好，并不断加码要求藩属国、直属地的官僚、贵族进贡珍珠。远超曾有君主和大臣意识到这种消费文化的弊端所在，但整个宫廷、贵族阶层的喜好不可能因为极个别有识之士的警告而转移或式微。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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