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的东亚海域交流

以下文章来源于嘉陵桥渡 ，作者郑渝川hiecy

《从海洋看历史：东亚海域交流300年》书名中的300年，其实指的是3个100年：1250-1350年，1500-1600年，1700-1800年。在第一个100年，也就是宋末元初到元末的100年里，元朝统治的建立，许多中国人海商和文士躲避进入日本。日本列岛其实也陷入南北朝之乱，高丽则陷入愈演愈烈的党争，元朝后期则彻底失去了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控制，这意味着加入鄂霍次克海、日本海、东海、南海片区海洋竞争的势力在当时进入了一个失控的状态。

而在1500-1600年，也就是明朝中后期，明朝的海禁走向了废弛，前述海域因东南亚开始被欧洲殖民者占领，进入了一个更为多元、激烈的竞逐状态。到了1700-1800年，东亚海域的海洋竞争开始回复平静，中国、日本、朝鲜都进入了一个比较和平稳定的状态，当然同时期的欧洲和北美的发展进步更快，这个世纪东亚的稳定只是暂时的。

说到东亚海域，这本书开篇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从鄂霍次克海、日本海、东海、南海从南到北四个区域。总体来说，这四个海域的物产都相当丰饶，这使得古代中国、日本、朝鲜的近海捕捞非常繁茂，为几国之间的贸易、技术、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宋代，航海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发达的水平，当时的诗人有过一首《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记述了海外贸易的繁盛“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

1250-1350年间，元朝和日本处于始终的政治紧张，却没有彻底隔绝贸易来往。这显然与元朝（蒙古）的亲商特性相关。《从海洋看历史：东亚海域交流300年》挖掘了相关的史料记载，并根据考古发掘的成果证明，一些历史学者因元朝和日本政治上交恶而导致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断的判断是不准确的。

有意思的是，在这100年来，积极往来于中国与日本、朝鲜之间，以及这三国与东南亚、印度乃至更远目的地的成员之中，除了海商，还包括大量的佛教、伊斯兰教信徒。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日本等国，外国民众在口岸城市都形成了稳定居住的社区。这些国家也均采取相对开放包容的贸易、外国人管理政策。书中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在东南亚岛国垦殖、定居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元朝甚至更早以前，在欧洲殖民者没有到来之前，在政治认同、宗教信仰不一致的情况下，彼此相处相对融洽。

《从海洋看历史：东亚海域交流300年》书中还指出，日本在中国元朝时期保持贸易开放，有着南北朝分立的特殊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素在于，当时的日本货币经济迅速展开，但还没有进行本国铸币，所以依赖中国输入的铜钱，而且还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陶瓷、丝织品，还通过中国引入了占城稻。而元朝也持续向日本进口硫黄，以保持火器武器的基本需要。

到了1500-1600年，明朝的海禁已经无力紧密维持，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持续肆虐。比较麻烦的一点是，倭寇并不仅仅是日本海盗、浪人组成的，其中的主要成员其实是中国沿海地区因无法忍受海禁而投身走私贸易的商帮力量。明王朝组建剿灭倭寇的多次努力，成效甚微，主要因素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上实则比较依赖海外贸易，包括海禁体制下的走私贸易，所以明军的清剿行动与当地民众的利益常常是背道而驰的。成建制的倭寇逐渐式微后，纯粹意义上的华人海商武装集团崛起，这其实同时扮演着海商和海盗的角色，但从欧洲殖民者渗入亚洲的历史背景来看，正是因为这股势力的存在，才极大地抑制了欧洲殖民的可能进程。

这一时期的日本，因发现了石见银山，而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出口白银，以换回生丝、纺织品、铜钱、漆器、药材。欧洲殖民者则向中国输出墨西哥白银。大量增加的白银供给，给明朝政府的经济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据估算，1600年前后，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高达100-150吨。这其实才是中国明朝后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真正秘密：江南地区盛产可以行销蒙古、女真地区，以及东南亚（经由欧洲殖民者转运回欧洲贸易）、日本的各种物品，在一定意义上就已经成为了当时的世界工厂（手工业工场）。

这一时期的中国和日本，也都从欧洲引进了经由关键改良的火器武器，还有相关的科学技术。但两国以及朝鲜也都在之后的200年里转向相对意义上的封闭，相对消极地防御欧洲殖民者的加紧渗透。

所评图书：

书名：《从海洋看历史：东亚海域交流300年》

编者：（日）羽田正

译者：张雅婷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

出版日期：2023年2月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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