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是过时产物，还是不可或缺的阶段政策？

作者 | 郑渝川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重商主义制度及其历史意义》，出自德国经济学新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古斯塔夫·冯·施穆勒（1838-1917）。

重商主义这个词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8世纪创造出来的。彼时的英国虽然失去了北美殖民地将近一半（美国），却在军事和政治上开始强化全球殖民霸权；而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则赋予了英国以经济和技术优势，所以英国开始从重商主义帝国转向鼓吹自由贸易。

毫无疑问，这种转向并不是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有什么错误，而是需要根据国家发展阶段进行的正常调整。但亚当·斯密以及其之后的很多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进行了讨伐。二战后，美国也开始大范围推销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内里正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放松管制，但哪怕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友日本和韩国，其实也没有完整地引入这样的政策，而是很大程度上复刻了19世纪德国崛起过程中的政策体系，对本国起飞产业进行了严密保护。而那些比较完整依照华盛顿共识来改造政府、金融、产业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在经过了20世纪60-70年代短暂的繁荣后，又纷纷陷入经济困难。

施穆勒的前辈、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曾痛斥过亚当·斯密的双重标准。意思是说，英国人在依靠重商主义实现富强后，就强迫落后国家接受自由贸易，这就好像一个人靠着梯子登上高处后将梯子一脚踢飞，让后来人没办法上来。

施穆勒的这本《重商主义制度及其历史意义》最早出版于1897年，在很大范围内形成了持续影响，正如本书此次译本的译者所介绍的那样，曾经对民国时期的中国，以及日本等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影响甚大。这本书也比较好地示范了历史研究对于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研讨可以起到的积极作用。

考虑到经济史研究领域，而今很多著作偏重于对英美为研究对象的现实，这本书相当程度上解释了德国的快速工业化奥秘。书作者在回溯19世纪以前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实践指出，漫长的中世纪和近代，德意志各地分散形成的市镇、地方经济中心，通过产业和贸易协作逐渐形成了共同利益，而在18-19世纪的民族主义潮流中，彼此的团结加深了，呼唤出现更为统一、一体化的政治和经济联合。

这种政治和经济联合之所以在德意志地区成为一种普遍愿望，还有着很复杂多样的因素。经济学家经常在解释历史问题时，过度、孤立阐释经济因素的影响，而罔顾其他层面的因素往往导致的更突出结果。这本书准确指出，德国走向统一，与语言、艺术、文学上的共同 体不断发展，民族精神的勃兴，交通和商业的增进，货币流转和信用交易的日益普遍相关。事实上，无论是德国，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皆是如此，形成了民族意识、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共振。

在这个过程中，重商主义之所以成为上述国家一体化进程中不约而同的政策选择，就在于可以促成上述共振。而多个国家推行重商主义，又同时在欧洲范围乃至全球范围内竞逐殖民地、间接控制范围，这也离不开重商主义体制。德意志的统一要滞后于上述多个国家，而在这个过程中，德意志的商业利益受到了严重影响。而在德国统一以后，德国的企业、资本才被纳入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转自：“学术星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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