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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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宋史研究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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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学术方法的西南中国边疆：
《边境上的中国：11世纪以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历史与记忆》评介
文丨王思思 刁培俊
作者简介：王思思，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刁培俊，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上，“中国”何以成为“中国”？长期以来，学者们已从多种角度对之展开有益的探究，阐发各自的见解。[1]从边缘、地域出发理解“中国”，是其中两种取径。厦门大学杜树海教授新著《边境上的中国：11世纪以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历史与记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340千字；下文简称《边境上的中国》）融合边缘和地域两个视角，做出了别开生面而又深邃精彩的研究，提供了一套边疆地区如何整合进王朝国家的解释框架，令人耳目一新，给人启迪。
《边境上的中国》考察宋明以降，西南疆域的动态建构过程，旨在探讨国家整合方式及其地方意义，尤其关注人群如何塑造边界。全书循着这一思路，基于中越两国史籍的梳理，秉承年鉴学派倡导之“长时段”研究取径，展开历史性探索。全书正文分上、下篇各三章，前有绪论、序篇，后有结论、附录诸部分。各章所论，在空间上完整囊括了广西中越边境地带。其序篇重构了地方酋领侬智高建国失败，为北宋、交趾进入此夹缝之地提供契机，两国边界由此初定的故事。“上篇”则聚焦明代思明府核心区（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展现土司势力范围逐渐成为国家边界的历程：思明黄氏土司与安南争夺地界，为获朱明朝廷支持而归附，创制先祖随狄青征讨侬氏之叙事；土司内部势力借用土司承袭制度这套礼法话语，甚至伪造谱系以谋利，然终因种种“争袭”“篡逆”行为遭受打击，王朝流官趁机扩大势力；明末清初，经历文教渗透、军事部署之后，思明土府终遭裁撤。
“下篇”转向清代以降归顺州地区（百色市靖西县），关注改土归流之后，该地发生的社会文化“巨变”：矿产开发带来的资源、人员流动，拓展了当地与外界的联系，地方物产成为国家资源；流官在方志中确认这些新开地域，推广大一统的神灵象征，而士人取代头目主持地方事务，并建构南宋义士辟疆的地方历史，和“祖籍广东南海”的家族叙事。“下篇”第三章另辟蹊径，聚焦当下民间信仰和仪式，揭示不同地方仪式传统的共存状态与层级关系，阐明“多层一统”地方文化体系，和国家整合的文化统合性。附录两篇，借明清防城港地区“汉将后裔”祖先叙事，重申祖源书写与记忆模式在国家认同和边界确定中的运用。近千年的历史与记忆，在作者的笔下缓缓展演。区域“边境化”和族群“国家化”的历史过程，蕴含着广西中越边境国家整合所由之道。
如所周知，既往学界多关注中古东北亚边疆中国，近三十年来，方有越来越多的著作关注岭南与西南，逐渐改变边疆、族群研究长期以来重北方而轻南方，重中古而轻近世的学术生态。[2]尽管这些领域已有不少成果，《边境上中国》仍是一部深具开拓创新意义的力作，“该书的重要价值在于，改变了历史学界在边疆和族群历史研究中，‘北重南轻’或‘北多南少’的学术地图”（葛兆光先生序）；它以超越“汉化”“华夷”等传统学术话语取而代之以“中国”的方法论视野，将更新我们对中国西南边境，以及边疆、民族研究的认识。历史人类学的地域研究方法为之提供思想框架；“地方社会模式”“结构过程”（structuring）、历史记忆、国家性（stateness）、日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等概念恰如其分地运用，丰富、深化了全书的分析视角；作者宏大视野与严谨考释并举，使这部新著独具一格，富有见地。本文拟就其问题意识、理论借鉴与反思、视角与方法、资料取径与立论过程、学术贡献等方面进行简要述评，并就管见寸识所知，针对其中一些或可延伸的线索展开讨论。
一 “边境上的中国”从何而来？
《边境上的中国》以“国家整合方式问题及其地方意义”为核心问题。在详尽个案研究基础上，全书提炼、总结五种国家整合方式：地缘血缘想象、文化地景塑造、礼法话语建构、资源/人员流动以及信仰仪式统合。同时，作者强调整合之下“多层一统”地方文化体系的存在。
作者开篇即敏锐指出这项研究的突破点：中国南方不存在农耕与游牧的天然界限。这是“华夏边缘说”——华夏边缘的根基在于这些区域已达华夏生存的生态极限——不曾关照到的。[3]如绪论所言，中国边疆通史，壮族土司研究，壮族身份、认同研究等，是与此课题密切相关的三个领域。然而，这项考察锐意创新的起点，是将“边疆”与“民族”解绑，将边界与人群解绑。
中国疆域辽阔，边疆研究有诸多分支，其中亦存有一些共性——边疆史与民族史紧密相连，便是表现之一。这与中国边疆的“民族性”息息相关。[4]其中，游牧民族特性尤为学者所关注。就疆域的形成与演变这一议题而言，学者对中古游牧民族的考察业已为我们勾勒了一部分边疆图景。[5]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清史”的兴起，及其所注重的“内亚视角”，更向我们展现了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转向等影响之下，西方学者如何运用族群、身份、认同等概念工具，重新理解王朝统治、边疆和族群问题。[6]此外，王明珂之“华夏边缘说”亦有对游牧民族的关照。
诚然，西南边疆史虽不若西北、内亚边疆研究起步早，但亦在近百年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7]至晚在20世纪20年代末，有关西南民族的学术考察业已肇端。1930年代，中国高校西迁，学者云集，进而推进了这一领域研究的逐步展开。中外学者的早期游历性描述，丰富了全球对中国西南的认识。19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修正中国学界既有的民族史研究范式，强调去“汉族中心”观，主张立足本土，重构历史。不过，这种修正，一定程度陷入到“殖民”话语之中。[8]尽管西南边境与北方、内亚边境迥然有别，然“汉化”“殖民化”范式对西南边境的讨论依旧存有莫大的影响。
如何在汲取先行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摆脱“溯源式”的书写方式，民族国家的框架，以及“汉化”“殖民化”诸学术话语？《边境上的中国》将历史人类学的地域研究方法运用于边疆研究，或可视为其推进边疆史、民族史研究的有效途径之一。将边境视为“地方”，而非民族聚集的天然境地，此视角对这项考察大有裨益。依作者所述，“国家整合”指的是“国家统治权力在各个地域建立、深化以及均质化，各个地域整合进国家范围以及一体化的过程”。[9]这一概念的提炼，源自科大卫先生的“地方社会模式”理论。[10]在地方做研究，却不局限于地方，而是以解释整个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最终目的。此乃这一理论之学术旨归，亦是全书关怀之所在。
与此同时，这项研究还借鉴了萧凤霞（Helen Siu）和刘志伟两位学者提出的“结构过程”（structuring）概念。“结构过程”，意在联结两个长期二分的概念——“结构”与“变迁”，以强调人的行为创造结构，又为结构影响的“永无止境的过程”。[11]它着意于挖掘“人”的因素——“活生生的、有利害关系的、懂得运用文化策略的、具有历史经验、有矛盾的心理和情绪的‘人’。”[12]
《边境上的中国》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首先，作者重新阐发国家与边境、边界与人群这两对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人群的“能动”与边界的“变动”，“国家”的整合与边境的“生成”，在作者笔下呈现一种共生状态。一系列耳熟能详的人群“标签”，从一开始就被抛却：无论是历史上的“蛮”“峒”“狼”“僮”，还是经由民族识别而来的“壮族”“京族”。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完全置之不顾，相反，书中不乏对族群特性、认同等问题的深刻检视与反思。
其次，全书对边境地区的考察，基于捕捉与解读关键历史瞬间，而不是建立在其作为“边境”的已然事实上。由此，我们看到的区域“边境化”过程，是其成为一个国家之边境，其归属、属性发生变动的过程。这群从“标签”中脱离出来的地方人，既是行为主体，也是“边境化”的经历者。国家边界的形貌与地方人群出于独特认知、利益纠葛、生存境遇等采取的征用、规避等策略息息相关，是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结果，此即书中所称“国家边界的地方意义”。[13]
再则，丰富的史料是解答全书核心问题的基石，然最具学术含量者，是作者对史料的分析与解读既细致入微，又能直击要害。全书时常聚焦某一文本或现象进行深度解读：剖析其历史层叠性，捕捉发生变动的时间节点，联系微观、宏观历史背景，提供合理的解释，并最终能服务于核心论点。对文献生产过程和语境的关注，能让我们借助作者的判断与见解，理解并想象复杂的历史情境。
“边境上的中国”，或者说“中国的边境”从何而来？作者在多个层面上引导我们从“地方”着手：将边境视为“地方”，依凭数十年来历史人类学地域研究积累的丰厚经验，突破既有研究范式的局限；以探求中国文化与社会为目标，在地方做研究；尽全力搜集中越、官方与民间史料，结合文献与田调，还原国家整合过程中那些重要的，由地方人群参与、选择、主导的历史场景。职是之故，广西中越边境成为我们观察“国家整合中的地方”的理想切入点。
二 国家整合方式的再讨论
《边境上的中国》全书叙述展开与论点提炼，紧扣书名中“历史与记忆”之意。历史本相与历史记忆之间存在着距离，这一点不言而喻。[14]学术重构是面对已然建构的“历史”和历史记忆，所进行的对历史本相的探求和理解，亦能展现学者分析问题之深度。
（一）历史记忆：在书写与口头之间
《边境上的中国》在重构这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触及到了形形色色的记忆及其载体，其中不乏虚构的、想象的成分。祖先/家族记忆、地方记忆、集体记忆、口传记忆等，在国家整合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地缘血缘想象”，是全书着墨颇多，分析相当透彻的国家整合方式之一。它指的是通过祖源叙事的创制构建“祖先记忆”，从而强化自身对某一群体的归属与认同。[15]
基于谱牒、墓碑等材料的解读与考辨，使我们一窥创制祖源叙事的多元动力和多种情境，其中充满地方人群的情感诉求、利益权衡与现实考量。在这项看起来颇为广泛的实践中，透露着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记忆“当下性”，即个体或群体通过对（向前的）故事的再现，塑造身份归属，并提供经过层层编辑的过去。[16]正如作者所言，侬智高起事及中央王朝的“平叛”事件，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历史遗留，其一是于其地生长出两个王朝国家的边界，其二是可资借用的“历史资源”——在明代，土司们的一世祖先被追溯为随狄青南下征讨侬氏的部将。[17]在钦州西部的黄氏壮族人群，借嘉靖“议征安南”重新“站队”，将祖先追溯为东汉马援南征交趾的部将。[18]作者着力分析这些“攀附”行为背后地方人群的处境与抉择：或是出于土地纠纷中的求援，或是出于军事威胁、“划界”压力下归正复业的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祖源叙述中存在着武力事件的挪用与消化。此处用“武力事件”指代军事部署、“平叛”、地方武力冲突等，也包括军事威慑力，及其带给地方人群的压力。事实上，作者并不讳言这数百年间的各类武力事件。他用“历史资源”来描述那些成为祖先记忆的借用场景，而笔者在此希望重申的，是其中暴力或压力的转化。在《边境上的中国》里呈现的记忆，绝大部分都不是当事人亲身经历的事件，而是截取遥远过去片段的再创造，甚至是经由“神乩降笔”而获得的祖先记忆。[19]然而，“武力事件”的持续影响与传递，对广西边境的个案来说，其实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地方人群对创伤、暴力、流血的武力事件的转化，充满了选择性与策略性，甚至能够给地方人带来诸多益处。
历史记忆，在书写与口头传统之间，既可联结有关“记忆”的经典论述，又能引出更多阐释空间。作者强调口头传统方法在研究中的运用，这对于长期处于“无文字”的社会尤为重要。历史在书写与口头里呈现层叠性。祖先叙事，经由口传、文字书写等多种传统，以及方志、族谱等多种载体，被“记”下来。从口头、虚构、改编等最终形成文本，甚至存在多个版本互有出入的叙述，或再以口头方式流传，这恰恰也是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产生过程。
而那些可以被剥离出来的层——被补充的、修改的、删除的信息——正是捕捉宏观或微观历史瞬间的着眼点。相互矛盾的集体记忆的整合，恰好证明更大社会的存在。[20]作者援引“想象的共同体”概念进一步说明，这些生存策略与历史记忆相糅杂的溯源故事的创制，在明清时期作为“国家整合”方式和一统性想象的意义。无论是明代流行于土司家族的“山东青州”迁徙故事，还是清代兴盛于普通民众中的“广东南海”说，都让这些边缘地带的人群知晓自身的来源，以及自身与他者的关系，都是“区域人群身份与认同”建立的体现，与边缘人群的生存境遇紧密相关。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发问，这些记忆是谁的记忆？这涉及到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即全书反复强调的“地方人群”究竟是谁？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尽可能地展现了多种人群的活动：北宋的酋领、明清的土司家族、流官、士人阶层，以及当代的经女、麽公、麽婆、道士等仪式专家和参加仪式的斋主等。那么，历史记忆是一种“机器”般的存在，既能够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又在各种日常活动中实践与重申记忆背后的理念，从而渗透到社会当中？当然，在国家整合的过程之中，其实存在一些“主要的”地方人群，他们是这些记忆的创造者，也是边境整合进王朝国家的核心行动者？
（二）文化地景：理解地方的另一个维度
《边境上的中国》借用“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通过分析其塑造机制，讨论边境的国家整合问题。作者所理解的“地景”（landscape），是能够被视为“文本”予以解读的自然景观或社会人文景观，它同时蕴含着人类藉由神话、传说、故事等形式对景观的阐释，也包含“人们的审美态度、情感认同以及意识形态”。[21]读者不难发现，地景/景观是一个与全书主旨相当契合的概念。人文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将“人”与“地方”置于核心，并强调两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多层次的意义，其中即包括（个体或集体）记忆的作用。[22]
“文化地景塑造”是相当切题，又有足够阐发空间的国家整合方式之一。这一点尤见于铜柱分界故事——它充分展现了由地方人士参与创造“边界”的生动画面。铜柱作为中原王朝南方边界象征，在中国历代史籍中多次出现。作者关心的问题是，“铜柱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背景下、由谁提出的”，即铜柱位置移动背后所反映的历史变迁。根据作者的梳理与分析，在《水经注》中，铜柱在今越南南部的日南郡象林县，也是汉帝国疆域的最南端，此时铜柱为帝国南界之标志。在《隋书》中，铜柱的位置较之前已经北移，作者认为这反映了中原王朝对象林临邑国“独立”的体认。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记载了位于钦州、安南交界的马援铜柱，反映了北宋控制力量已然到达钦州。至明初，铜柱被转移到西边的内陆地区——思明黄氏土司指铜柱为与安南的“分界标志”，即思明府所辖之南至所在。这一指认，以及行为主体的转变尤其值得注意。作者认为，土官对铜柱分界故事的征用，说明国家认同已经逐渐生成。同时，这一指认背后其实隐含着土司扩大自身利益的企图：黄氏多次上疏，希望借助明廷的力量，收回被安南“侵占”的“失地”。于是，铜柱在明初生发出新的含义：在作为王朝国家南境之界外，它还是地方势力争取土地控制的依凭；在土司依附明廷之后，土司此前争取到的势力范围转而整合进王朝国家。在这一意义上，正如作者所言，边界“既是国家的，更是地方的”。[23]
基于以上梳理与分析，作者提出“虚拟地景”概念，借以分析不存在客观对象物却同样拥有丰富蕴含的地景。明初黄氏的例子并非个案：晚明广东钦州界西境“分茅岭”的铜柱位置也来自于地方人士的指认；道光《钦州志》记载了崇祯年间廉州知府寻访铜柱的经历。马援铜柱亦成为诗歌唱和中的象征物：一种区分自己与他者的存在。在作者的口述采访中，依然有当地老者声称自己儿时曾在越南境内看过粗如碗口的铜柱。与以往学者着意于考证铜柱具体位置的做法不同，作者认为证明铜柱是否存在，存在于何处，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人们如何认为才是关键。[24] 边境人群的情感认同、意识形态、历史记忆，在这一鲜活的个案中得以展现。
此中最为关键的是，“虚拟”与“变动”之间的相互联结。“虚拟地景”可以被改动、被想象、被赋予意义。这种灵活空间的存在，使其成为标记变动的边界的绝妙选择。在整个过程中，作为象征存在的铜柱与客观对象物相比，更好地发挥了其作为边界标志的作用。
“地景”这一拥有丰富意涵的概念，在人类学、文学、史学等领域已有不少运用，包括一些关注中国西南地区的研究成果。穆格勒（Erik Mueggler）在《纸路》（The Paper Road）中，阐释了作为社会关系的地景——“一个地景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性的、把大地铺向纸面的过程”。穆格勒讨论的是20世纪初，西方植物学家与纳西村民的合作“如何形塑博物学事业在西南中国的实践”，植物学家把大地搬到纸面的活动“如何重塑大地或重塑那些参与人际社会关系的人以外的生灵”。[25]黄菲以18世纪云南东川府为中心，着重考察了西南边疆的地景重建过程。伴随着国家政权渗透，官方、土著、客氏共同构筑了当地实体的与象征的景观，以及多重的历史记忆。它们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建构并融合于地方日常生活。[26]这两部著作都深刻地反映着“地景”在联结“人”“地方”“自然”等概念时的深刻分析力。
借助“地景”概念，还可以进一步挖掘边境人群对空间的安排、部署、想象与阐释，如何反映地方空间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运作。《边境上的中国》已经用田野考察所得向读者展现丰富多彩的仪式世界，以证明“当地的地方文化是在不同时间段内，经由不同的文化传统以不同的方式层叠而成的”，且“那些与王朝国家‘大一统’相关的文化传统”对其他文化传统有一种“统合之势”，此即国家整合下“多层一统”的地方文化体系。[27]然而，田野调查之于过往历史的阐释力还有待进一步说明。[28]我们好奇的是，包括“大一统”神灵象征、地方神灵的多元庙宇景观，或者其他类型的多元景观，如何丰富全书关于文化地景塑造的讨论？是否可以补充、修正“多层一统”地方文化体系的提法？是否可以更好地衔接行文中在时间序列上的断层，尤其是弥补20世纪中国近古边疆历史在论述中缺失？
三 阅读者之疑惑与追问
总体而言，《边境上的中国》已然是一部精彩而深具说服力的著作，全书开篇提出的诸多疑问在文中基本上都有妥当圆满、完满的解答与回应。然在展卷之间，时有引起读者强烈共鸣或无限联想的段落、字句，在文中未能展述，故谨择其要于后。
（一）为何书写民众的日常生活？
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全书希望有所推进的领域。作者谈及给予他灵感的两个概念，其中一个是米歇尔·比利格（Michael Billig）的“日常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主张关注民族主义日常化的、平和的一面。作者深以为然，并指出，“从重大历史事件转向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本书所坚持的路线。[29]然而，通过田野调查之经验，了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想法，改写中国史，原亦是“华南”学者之共识。它同时也反映了“文化转向”影响下，史学分支在研究取向与阐释方式上的转变，让更多历史中的“失语者”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故而，作者对“日常民族主义”的借鉴，重在“日常”二字，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了“民众”视角。这也表明这项研究区分于从王朝国家切入的考察。但仅仅如此，大概未能曲尽其意。
或许作者可以通过定义“日常”，以避免一些可能的麻烦，并促成与既有研究的对话。[30]首先，由“日常民族主义”引发的讨论，与作者文中所呈现的，仍有一定距离。“日常（的）民族主义”是“banal nationalism”多种译法中的一种。它有时也被译为“平庸的民族主义”、“不起眼的民族主义”。[31]根据这一理论的特征，学者认为banal主要指称“日常的、惯常的、平凡的”的含义，故而沿用“日常（的）”这一翻译。[32]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表现日常民族主义的场景是“一面在公共建筑物上悬挂的、没有被注意到的旗帜”。[33]在关于日常民族主义的后续研究中，报纸、街名、邮票、电视剧、钞票等，都成为讨论的对象。[34]与之密切相关的日常民族生活（everyday nationhood）研究，更强调关于民族的观念（ideas about the nation）如何经由普通民众（ordinary people）的日常生活实践而再生产。[35]
那么，《边境上的中国》所呈现的是什么样的“日常”？根据作者的表述，大概非暴力、非血腥，以及诸如“在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例行的实践”，可以归为“日常”。[36]循此逻辑，作者所提炼的五种国家整合方式，大体都可以算是平和的，其中有关仪式活动的讨论也有一定的“日常性”。但是祖源叙事创制、文化地景塑造、礼法话语建构等，仍需要一定的展述。或许这些方式背后的行为逻辑与策略，是从日常生活中生发出来的，但这仍属隐幽模糊之状。当然，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重复性的，有些可能是特定情境下的举措。[37]与此同时，书中不乏各类战争、内斗，以及王朝国家对边陲军事行动、管制与渗透。武力事件，可以在祖源故事中可以被消解。但是，这些事件本身的效力如何？它们是否也在构成国家整合的一环？
其次，“日常”本可以不必与“民众”联系在一起。[38]但针对作者的提法，我们又不禁要问，什么人才是《边境上的中国》的“民众”呢？书中提出要从“基层百姓的感受与反应”出发，而这些“基层百姓”，并不是普通的民（common people/ ordinary people），更不是一般的农户。元明清时代，更在四民社会背景之外，别有职业种类的户别。我们在这个广西边境的框架里，看到的是核心行动者吗？那么，除此之外的人群，他们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他们的能动性如何发挥？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境况是，当学者进入到地方，需要找到一些比较了解地方的，又能够顺畅沟通的人，这么做或许就已经将另外一些人排除在外，尤其是一些在预想的“社会结构”之外的人。如此，是否有人“代表”他人发声了呢？当然更遑论被代表者纯属少数而非主流的历史面相。
复次，如若以上两个问题都得到妥善处理，在深化讨论的基础上，是否有可能与其他关注普通人、边缘人群能动性的研究展开对话？在广西边境的个案中，包括国家整合方式在内的地方人群的行为，是否有一些也是介于被动服从与主动反抗之间“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39]他们是否也会采取“策略性边缘化”（strategic marginality）行为，在一定情况下主动宣称自己的边缘性，与中心与主流保持距离，以达成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目的？[40]在能力性、策略性、趋利避害的层面，人们有相通之处。除了相通之外，是否还有特殊之处？
以上提出的诸多问题，正是基于《边境上的中国》提供的“蛛丝马迹”，而非随意联想。书写民众的日常生活，无疑能够更新我们的知识，这也是一股强有力的研究趋势。[41]我们如何去定义“日常”，与为何书写这些“日常”息息相关；而我们如何定义“民众”，则与厘清历史主体的权力关系与界限，并通过捕捉他们的声音来重新书写已知的历史有关。
（二）如何让地方走出“国家整合”？
《边境上的中国》所讨论的国家整合，与长期以来学者所关心的中国文化的多元与统一的形成（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整合）问题很贴合。域外学者之中，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施坚雅（G. W. Skinner）、武雅士（Arthur Wolf）、孔迈隆（Myron Cohen）、华德英（Barbara E. Ward）、华琛（James L.Watson）等都曾探讨过这个命题。
基于既有研究和西南边境的个案，作者反思华琛的“标准化”理论和苏堂栋（Donald S. Sutton）的“伪标准化”理论，指出地方文化体系是多层而一统的，并非“真”“伪”所能解释，同时承认越“标准化”“正统化”的越在权力关系中占有优势地位。本书正文最后两章，讨论地方如何应对王朝国家力量时指出，对外的文字语言体系与村落内部保留的口头语言体系，代表王朝国家传统的道公与代表地域性传统的麽公，其实是共存而非取代的关系。因此，此书的观点更近于苏堂栋所援引的Judith Berling关于中国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关系的论述。在抛去对“真”和“伪”的执念之后，观察者更容易回到现象存在状态本身，并思考这种“存在状态”存在的结构性动因。“标准化”的真伪和是否存在“异端的标准化”，其实都是对“标准化”认知的差别，是研究对象的自我认知与他们对大一统的认知之间的关系问题，即“正统化”的问题。[42] 作者也曾撰文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43]从行文来看，作者接受了这种“正统化”的提法。
作者所提出的“多层一统”概念，深具启发意义。尽管它仍然是一种在“国家整合”的话语下，对地方文化体系的描述，但是这一描述已经将焦点转移到了文化体系内部的结构中。我们已经了解，这部新著背后的思想框架和方法论支撑，是一套已然拥有深厚理论探索、丰富经验积累，持续反思与推进的学术传统。但是，“地方”也并不一定要放在“国家整合”的脉络中去讨论。本书所讨论的中国西南边境，它是否还有其他属性？对这一区域的深挖，是否可以跨越国界，回答“国家整合”之外的学术命题呢？
依作者所言，内特尔（J. P. Nettl）的“国家性”概念启发了“国家整合方式”的提炼。在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下，内特尔强调的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国家性”的差别。作者就此提出，同一国家内部亦存在此种差别，“国家整合的过程就是‘国家性’均质化、一体化的过程”。作者应该早已注意到，内特尔归纳国家特征时曾指出，国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即有其主观性和建构性。[44]那么，作者所称的国家内部存在差异的“国家性”为何，有何表现？广西中越边境，在北宋已经不存在建立与维持一个新王权的空间，它的“国家性”与其他地区有何异同？
“作为中心的边境社会”，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如所周知，边境社会是一种建构出来的概念。[45]学者用交汇地带（convergence zone）定义川藏交界地带，凸显边界社会文化的自我中心地位与自成体系性，关注其与一个或多个中心的互动过程中的能动性。[46]广西中越边境也经历着同样的处境，才会有作者所说的边境人群在认同上的易变性与策略性。如若我们将边境社会视为中心，同时也不将别处视为边缘，而看到多个中心间的联动，而不是边境社会向一个中心“靠近”的相对线性的发展状态。
馀论：作为一种学术方法的西南中国边疆
本文从《边境上的中国》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角度，史料解读与分析的深度，以及一些线索引出的研究广度等方面着手，将一部著作的诸要素串连起来，分三部分展开述评。篇幅有限，本文不能逐一述评全书立体的历史细节，精彩的论断，更多内容留待读者发现与品评。
概言之，《边境上的中国》兼顾既有研究与具体个案，巧妙地进行了双向对话。作者深受历史人类学地域研究方法的熏陶并深谙其旨趣，娴熟并融通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并予以积极反思。全书尝试综合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充分展现地方人士的能动性，为边疆史、族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悉心研究个案的基础上，作者所提炼的国家整合方式，是对既有成果的补充，是一项有意义的探索。
全书的独到见解源于作者对史料的深度挖掘。对书写“历史”的重新梳理，尤其是官方与民间史料的互相参照，是对在不同层次、拥有书写权力的个人和群体所构建的叙述，以及不同时期、不同文类所能呈现的“历史”面貌展开解构与再解读。[47]对口头语言传统的关注，对未经书写的行为和实践的考察，是对文字传统之外可能存在的体系的挖掘和对已知体系的补充。常识告诉我们，口头语言的传延，相对于文字书写而言，虽存有执拗的低音，[48]但仍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学术建构过程中，我们所使用的汉字历史文献，也是相对具有话语霸权的。当然，我们无从得知更多非汉字文献背后被汉字文献所遮蔽的历史记忆。进而言之，作为方法的西南边境之构建与书写，因汉字文献而呈现出单向度的书写倾向，而非双向的或多元投射下的历史记忆和学术建构。[49]
《边境上的中国》，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整合中的地方”。边境，可以有很多种理解方式。它是变动的，是基于人群活动建构而来的，同时又推动或限制人群活动。作者尽可能地突破学科的藩篱，综合多层次的史料，把握住了“动态”，也描绘了一种“结构过程”，展现了一个跨越多个世纪的区域，成为“中国”边境的历史与记忆之一种学术建构模式，足见作者的学术素养与功底。此书创获之丰之富，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基础上，我们期待这套国家整合方式能够突破地域模式的层面，成为一种可供检验与修正的学术体系，即努力建构出一套属于自己的“作为一种学术方法的西南中国边疆”学术理论。在结论处，作者也提到了鲁西奇的“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概念，而这项关于西南边疆的考察的起点之一，是希望与北方的、内亚的“华夏边缘”展开对话。就此而言，是否可能存在一种“中国边疆的南方模式/道路”，它与以往学者所关注的北方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不只是历史细节上的差异，而是结构性的？
作为方法的中国近古西南边疆，涉及到国家整合、认同记忆与书写等诸多学术话语，但这些大都笼罩和统合在边地人群和地方周围，建构者的意象中以达致“国家”的存在正义和治理秩序，为其终端阐释理念和书写旨归。反而言之，这种边地认同中的“国家”和“认同”书写，与正统官僚儒士的政治正确书写模式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又该如何使被遮蔽的无声者出现其应有的历史映像？亦颇值得深思。
与此同时，我们期待地方的、区域的、边疆的研究可以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发现其他可能存在的多重网络，即期待“地方”走出“国家整合”脉络。[50]对微观的深入分析，并不是让学者孜孜于细小的历史事情，而是拥有一种不被常规所束缚的视野，即跟着行为主体走动，跨越行政规划与国界，勾勒更为复杂又相互联系的网络，描绘一幅更为生动有机的历史图景。
赘言之，而今史学研究在学科整合的路途中一往无前之势，尤其是在主流学者的倡导和示范之下，各美其美，自是其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取径更显得预流抑或自居主流。这在晋唐史和清史近代史研究领域，以及相近的跨学科研究中，已几近学术真理追求的不二法门。我们认为，华南学派的学术取径也近乎是，其以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的学科理路和方法，大量引入史学文本之中，[51]进行了艺术性、诗性的学术文本建构。在当今学术认知中，这一模式或已日趋成熟。《南齐书·文学传论》曾记载了南朝萧子显在回顾了汉魏以来作家作品时，曾言：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清朝桐城派大家姚鼐也提出：“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多年前，科大卫教授倡导“告别华南”，或可视为地域上的扩展；而今华南学派第三代学者们的著作出版一如雨后春笋，我们引颈而待：杜树海教授等作为华南学派的传承者，一如年鉴学派之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一样，在理论与方法领域亦求新求异求转型，代有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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