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信息
媒介环境学译丛第一辑：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第二版）》，（美）林文刚编，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636页，ISBN：978-7-5202-0572-6，118元。
《什么是信息：生物域、符号域、技术域和经济域里的组织繁衍》，（加）罗伯特·K.洛根著，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252页，ISBN：978-7-5202-0571-9，59元。
《心灵的延伸：语言、心灵和文化的滥觞》，（加）罗伯特·K.洛根著，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386页，ISBN：978-7-5202-0570-2，79元。
《文化的肌肤：半个世纪的技术变革和文化变迁（第二版）》，（加）德里克·德克霍夫著，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467页，ISBN：978-7-5202-0620-4，98元。
《震惊至死：重温尼尔·波斯曼笔下的美丽新世界》，（美）兰斯·斯特拉特著，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211页，ISBN：978-7-5202-0569-6，55元。
媒介环境学译丛第二辑：
《帝国与传播（第三版）》，（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228页，ISBN：978-7-5202-1031-7，59元。
《传播的偏向（第三版）》，（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254页，ISBN：978-7-5202-1030-0，59元。
《麦克卢汉精粹（第二版）》，（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550页，ISBN：978-7-5202-1040-9，108元。
《被数字分裂的自我：如何避免被互联网左右我们的意识》，（意）伊沃·夸蒂罗利著，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323页，ISBN：978-7-1565202-1032-4，69元。
《数据时代：可编程未来的哲学指南》，（意）科西莫·亚卡托著，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164页，ISBN：978-7-5202-1034-8，55元。
作者简介
李明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林文刚，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为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2018WCXTD015）阶段性成果。
一
丛书概要与评介
2021年9月18日，媒介环境学译丛第二辑发布会在深圳大学召开，除了三本经典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麦克卢汉精粹》的再版，第二辑推出了两位意大利学者的前沿论著：科西莫·亚卡托（Cosimo Accoto）的《数据时代：可编程未来的哲学指南》，和伊沃·夸蒂罗利（Ivo Quartiroli）的《被数字分裂的自我：意识如何被让与互联网》。一年前，译丛第一辑同样推出了五本书，包括再版林文刚编著的“媒介环境学百科全书”《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首次引入媒介环境学会创会会长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的《震惊至死：重温尼尔·波斯曼笔下的美丽新世界》，罗伯特·K·洛根（Robert K. Logan）的《心灵的延伸：语言、心灵和文化的滥觞》和《什么是信息：生物域、符号域、技术域和经济域里的组织繁衍》，以及重新翻译的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论著《文化的肌肤：半个世纪的技术变革和文化变迁》。这是雄心勃勃地专注一脉的一个大型学术译丛出版计划：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合作计划用四年时间，推出20本媒介环境学海外专著。编委会和丛书主译何道宽都十分推崇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当年组建的包括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建筑学等诸多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小组，力主这套译丛以媒介环境学为原点，以跨界开放的姿态和视野，采撷更多元和前沿的研究，推动传播学的理论创新。
译丛第一辑偏重媒介的文化意义。洛根《心灵的延伸》一书试图从语言演化机制的角度，建构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大一统理论。他以交流媒介和信息工具来界定语言的本质，认为语言是用自主生成的符号系统传达思想、情感和欲望的纯人类的非直觉的方法，以及加工、储存、检索和组织信息的方法。这实际上是把语言等同于所有用来交流的媒介技术，正如麦克卢汉套用斯特劳斯的神话定义来解释媒介，建议把媒介当作神话来研究，当作群体经验和社会现实的大规模的语码编程来研究（麦克卢汉，2003/2006：4）。按照这个定义，洛根概括提出了人类语言的演化链：口语→文字→数学→科学→计算技术→互联网→搜索引擎→数据空间。参考唐纳德（Merlin Donald）（1991）的语言生成模型，洛根认为，语言的出现是因为原始人在认知上的三个重大突破：工具制造，社会组织与互动，模仿性的交流。而源于工具制造的技术，源于社会组织与互动的商务和源于模仿性交流的艺术，正是后来人类文明的三种基本活动。因此，“语言是链条，把人类所有的活动统合起来了”（洛根，2007/2019：13），而口语便是人类文明的滥觞。语言演化绝非纯粹达尔文式的生物进化过程，而是文化的演化。人类的心灵不等于大脑，而是大脑、语言和文化共同创造和生成的。此后，洛根在《信息是什么》这本新著中进一步探索了信息的含义及其深层的文化社会意义。他揭开了信息从一个基本的心理概念被转化成一个技术概念，因而其原初本有的“心智功能”之义被剥离掉的过程。信息不仅与心灵的运行机制高度相关，而且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在生物域、符号域、技术域和经济域的组织繁衍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洛根是在多学科的交叉巡回中追寻语言和信息的普遍文化意义，并由此探索人类文化深层的发展规律。德克霍夫和斯特拉特则是承续媒介环境学经典研究的路径，扫描近半个世纪的媒介发展及其文化影响。前者不仅借用麦克卢汉的警语“在电力时代，我们身披全人类，人类就是我们的肌肤”来用作自己的书名“文化的肌肤”，而且重点章节是模仿《理解媒介》一书的第二部分，着力对电视、计算机及当时尚未登场的赛博空间逐一进行了媒介与文化分析。令人叹服的是，他竟也像麦克卢汉那般对未来媒介与社会变革图景作出了一些相当准确的洞察与描摹。比如，他预言一个可以独立设定议程、独立思考决策并独立执行，为人和社群提供服务的“共生自主系统”（symbiotic autonomous system）即将来临，人的自主性乃至人性都将因此发生巨变，相应的伦理秩序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还指出，技术变革的加速度可能导致社会某些领域的解体或者突变，这比罗萨和韩炳哲更早觉察到了加速度带来的社会危机。此外，书中对视频会议、交互式广告、虚拟现实、赛博空间、3D打印等等技术与社会前景也多有预见。与德克霍夫向麦克卢汉的致敬相比，斯特拉特对恩师波斯曼的致敬更为昭彰而热烈：他自称是波斯曼的“孝顺儿子”；书名“震惊至死”是模仿波斯曼的名作《娱乐至死》；既对《娱乐至死》作了解读，又以纪传体的方式检视了波斯曼的媒介环境学研究，然后延续波斯曼的文化批评路径，分析了电子媒介对美国文化四大基石——新闻、政治、宗教、教育——的冲击，主张回归理性和启蒙理想，以强化对这种冲击的抗衡。
第二辑引入的两本意大利学者专著把译丛的视野拉到了最前沿，都是审视数字时代人的主体性问题。亚卡托认为，代码、传感器、数据、算法和平台等新技术带来的将是一个新的世界和文明，它们重构了人类的时间、空间和主体性的意识。传统的时间压缩、加速或实时等概念都无助于理解技术在时间维度带来的革新。例如，“区块链时间不同于人的时间，它对应的是‘若干区块待确认所需的时间’。这样看，智能合约就可以容纳一种慢时间（时间放慢）、一种加速时间（时间加速）、一种与事件的发生相联的时间（等待事件的时间）、一种与假定事件相联的时间（事件假定的时间）”（亚卡托，2019/2021：92-93）。空间消除、距离终结、身体和物质性变得“无关紧要”，这些范式也不能解释新世界的空间关系。因为代码已经把空间变成了一种生成性运行即空间转导（transduction）的模态——它们因情况而定，因语境而定，不断被修正和迭代。主体性也不再是个体行为者的特权，而是一种新的“基要主体性”（elemental subjectivity），具有数据驱动的自主力、分布式的自主力、自动化的自主力和预知的自主力这四个特征（亚卡托，2019/2021：95，99-101）。与亚卡托对数据时代的理性哲学反思截然相反，夸蒂罗利的《被数字分裂的自我》完全是对技术统治心灵的激情文化批判。他本是网络达人，写编程和博客，办网络杂志，作为出版社负责人策划推出了意大利首批互联网的图书。但他却警示我们，技术在越来越深入地分析、理解、预测和操纵我们的心灵，从思想操纵、神经系统软件走向神经生理学。数字技术改变心灵机制的力量胜过政府或宗教的任何灌输，而我们还用自己宝贵的数据喂养那些应用软件，让它们反过操纵我们的行为。而且，我们竟还对人工智能创造的意识模拟如痴如醉，甘愿成为它们的俘虏，成为宗教狂热般的技术信徒。那么，如书的副标题所问：如何避免互联网左右我们的意识？夸蒂罗利指明的自我救赎之路是富有东方特色的“冥想”。冥想不是脱离现实。刚好相反，冥想是观看事物的本来面目，有机会发觉心灵的和技术的魔咒，我们借此可以聆听我们的身体、感知和内心的沉静，并恢复与它们的联系，进而摆脱技术控制和操纵人的机制，重新获得真正的自由（夸蒂罗利，2011/2021：5）。
“译丛”两辑引入的这六本新作中，洛根《心灵的延伸》是媒介环境学迄今为止对语言最系统深入的研究，而且也最有理论野心和建树——不仅揭示提出了语言演化的机制，更借此把语言置入了人类活动的中心，建构了一个他所谓的人类文化大一统理论。只是，洛根浓彩重墨论证的，实乃各种语言是对人类活动日益复杂而致的信息过载作出反应的结果，而非语言如何牵引人类活动。他的大一统理论固然令人心动，但把原生口语产生的机制径直推及整个语言演化链，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逻辑断裂。虽然对麦克卢汉的引用两倍于对波斯曼著作的引用，《被数字分裂的自我》还是跟《震惊至死》一样，走的都是波斯曼的媒介文化批评之路，分析的是数字媒介对自我更隐蔽却更有力的麻醉与控制。无论是研究主题还是表达形式，德克霍夫都延续了麦克卢汉的衣钵：对媒介的未来发展及其影响多有洞见，但比麦克卢汉更吝于论证影响何以发生。沿着这一方向，亚卡托把望远镜对准了未来技术与未来世，以哲学家和未来学家的眼光视野，对时间、空间和主体性这三个问题作出了一番哲思和预测。
译丛在复刻媒介环境学经典研究的同时，展现了这个学派对媒介与人类心智文明之间的共振演化持续深入的思考与追问。丛书推出之际，恰逢传播学的学科反思渐趋柳暗花明，媒介研究转向已现云蒸霞蔚之势，正可谓不约而同，相激互映。接下来，本文从媒介的社会认知和传播学科的反思与突破这两个层面，谈一谈这套丛书在媒介化社会加速发展趋势中的现实意义，和对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理论价值。
二
美丽新世界与媒介教育
未来已来！2021年，元宇宙突然不期而至，并迅速成为市场和学界追捧的热点。一个像电影《头号玩家》中的“绿洲”那样的平行世界，似乎正在华丽成形，一些年轻人已经跃入其中而流连忘返。同年4月，埃隆·马斯克（Elon Reeve Musk）的公司Neuralink发布了一个视频，他们给一只猴子大脑植入一个公司研发的芯片之后，猴子可以通过意念控制来玩游戏。这种脑机接口技术（Brain Computer Interfacing，简称BCI）正应了德克霍夫二十多年前的预言：“看起来，使人脑和互联网连接，并最终直接而恰当地获取互联网浩瀚的内容几乎已成定局；即使起初并非无缝对接，也许通过调节数字孪生体就可以实现无缝对接”（德克霍夫，1995/2020：216）。
人机关系的裂变正在与我们对它的思考和理解竞速。从长戈铁矛对手的延伸，马镫车轮对脚的延伸，影像媒体对感官的延伸，到手机电脑对大脑的延伸，而今正在通往心理、意识乃至心灵的纵深。从人机界面到可穿戴智能装备，从有线接入到芯片植入，人机关系不久可能会迎来一个深度的裂变：界面隐去，代码（编程）消失，机器让人的思想可视，乃至脱口成章......德克霍夫指引我们试想BCI连上3D打印，我们就可以从“脑授”一个文本到“脑授”一个物体，就像上帝创世那样，“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德克霍夫，1995/2020：384-385）。对心灵的延伸和外化不是当代才有的技术潮流，它是人类从起步那一刻至今从未停歇的追求。洛根就认为，口语作为心灵的延伸，既是人之成人的历史起点，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逻辑起点。因为，“口语的发生代表着基于感知的思维向基于概念的思维的实际转折过程”，而这是“完全智人出现的界定性时刻”（洛根，2007/2019：37，46）。
从最古老的口语，到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媒介环境学认为，亘古以来所有的媒介都是“人的延伸”——人体某一组织比如手臂或牙齿的延伸，人体某一感官比如视觉或听觉的延伸，还有人的神经、意识或心灵的延伸。早在1877年出版的《技术哲学导论》（该书首次提出了“技术哲学”这一概念）一书中，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已经提出了技术是“器官的投影”（organ projection）一说（拉普，1978/1986：4）。后来，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他的劳动研究中指出，劳动工具是人体器官的延长，是人将自身的特性外化到自然界之中的结果，同时也是自然界的人化过程（马克思，1867/2004：209）。20世纪早期，对技术与文明发展史有专深研究的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提出，“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使用的工具和设备，主要是人自身有机体的延伸：它们不是独立存在的”（Lewis，1934：321）。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 Jr.）在分析人类文化网络中的基本信息系统时也认为，“一切人造的东西都可以当做是过去用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所行使的功能的延伸”，这直接影响了麦克卢汉的感官延伸论（麦克卢汉，秦格龙，1995/2000：153）。在麦克卢汉之后，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唐·伊德进一步细化了人-机-世界的关系，并强调了技术的知觉转化机制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基特勒和凯瑞都对这种延伸论不以为然。前者认为，没必要将所有媒介都挤向人类感官的瓶颈；后者批评延伸论“是一个特别薄弱的基础却要支撑着如此巨大的上层建筑”（温斯洛普-扬，2011/2019：147）。然而，当代技术的进化逻辑和各种智能媒介的涌现，对“延伸论”作出了更生动而丰富多彩的演绎。图灵测试（Turing Test）从一开始就为包括计算机在内的一切智能机器的发展确立了检验的尺度和发展的方向：像人一样思考!正是捕捉到了电力技术在此方向上的革命性变化，麦克卢汉提出了与此前肢体的生理延伸迥然有别的“内爆”效应——人脑内部的心理和意识的延伸。一切正在发生的智能革命，都在力图把人更内在的东西挖出来，转换成各种令人意乱神迷的商品和服务。离开对人的理解，对人的各种感官的理解，任何高新技术都难以通过图灵测试，也就与“智能”无关。“人工智能研究的最杰出人士已得出结论：不把感知的作用纳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智能’可言，人工的或非人工的智能就不存在了”（德克霍夫，1995/2020：216，384-385）。随着内爆加速度，媒介的延伸通向了心灵的更深处。未来这种延伸一旦能够自我反省和自动修正，具有了反身性意识，媒介就从人体到仿体进化到了超体层次。所谓“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说就名不符实了，“机器人”（robot）也许更接近这种延伸的本质。
媒介是我们自己在世存有的方式和日常生活的基础配置，而且它正无限逼近人之为人的那个内核，甚或即将取人而代之。如赵汀阳（2018）所言，一旦超级人工智能能够对人说“不”，实际上就是人类的自我否定和自我了断。人类在世界存在系统中将不再重要，历史将失去意义，人类文明将成为遗迹。但我们对媒介的理解完全不能匹配对它们的享用，犹如一粟之于江海。这既有媒介影响广延无边又深不见底这个原因，还在于媒介对我们的麻醉及表象对真相的遮蔽——这是媒介环境学一直在疾呼提告的。
从他们的视线望去，媒介对人类的改变不是来自传播内容的信息轰炸，而是媒介本身的潜移默化；不是对人赤裸裸的压制，而是以近似谄媚的方式让人沉醉其中，忘乎所以。《娱乐至死》“甫一开篇，他就指出，人人都聚焦于奥威尔，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两相比较，奥尔都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更有预见性，至少对西方生活更具预见性。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建立在压制和镇压的基础上，强加严格的纪律和组织，完全控制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反，赫胥黎的享乐社会用性、毒品和娱乐使人规规矩矩”（斯特拉特，2013/2020：12）。对于表象的遮蔽，麦克卢汉先是在《机器新娘》一书中用“乌龟”之喻来警醒我们对媒介本身的无知：“工业人的觉悟与乌龟不无相似之处，就像乌龟对自己背甲上美丽的花纹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宁可沉溺于报纸中，也不愿从审美或思想的角度去把握报纸的性质和意义”（麦克卢汉，1951/2004：4-5）。后来在《理解媒介》一书中，他以“看门狗”的比喻继续批评这种“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直言“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麦克卢汉，1964/2000：46）。此外，麦克卢汉还用鱼和水之间的关系作比，批评人们对身处其中的媒介环境没有觉察，就像鱼对水的存在浑然不觉一样。
由此就不难理解，媒介环境学人都对媒介教育深有情怀（林文刚，2019）。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原本就来自一个面向11年级学生的媒介教育研究报告。波斯曼（Neil Postman）更多是被称为媒介教育家而不是媒介环境学者。其弟子诸人包括林文刚、莱文森（Paul Levinson），至今都在深耕媒介教育。但凡承认媒介之深远社会历史意义的学者，对媒介教育似乎都格外重视。媒介学专注研究的“传承”（transmission），德布雷（Régis Debray）（2000/2014：6）说，“往往从教育开始，而且从未停止”，这个问题关系到法国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历史的教育。基特勒在谈及“话语网络”时，重点考虑的也是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以媒介为基础的语言习得实践等等联系在一起的大型反馈回路似的教育体系（温斯洛普-扬，2011/2019：147）。2020年，新修订的人教版高中教科书《语文（必修）》下册收入了陈力丹早前发表的论文《传播媒介变迁的社会影响》，这是媒介教育正式纳入中国公立教育通用教材的一个突破，是中国素质教育正视与回应媒介化社会的一个开端。
三
传播学学科反思及其理论研究的媒介转向
进入新世纪这二十来年，传播学理论版图就像是镜头快速往后拉开的画面，版图里原本是一个孤胆英雄的麦克卢汉，其背后的媒介环境学耀然而现。之后，更多的媒介中心论涌入我们的视野，包括上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的媒介技术哲学，90年代法国学者德布雷提出的媒介学，2000年以来以丹麦学者夏瓦为代表的媒介化研究。媒介化研究中清晰可见伊尼斯媒介偏向论和梅罗维茨交往情境论的影子（戴宇辰，2016）。而正是麦克卢汉思想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促成了“媒介学”的诞生（徐桂权，雷丽竹，2019）。总之，这些研究“都认为要高度重视媒介技术、形式，也就是媒介的物质性而不是媒介的内容；它们都认为要把媒介看成是一种无形无象的隐喻而不是一种实体；它们都认为媒介对社会的组织和建构能力强大。这些理论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表现媒介的丰富内涵和本质，从而一举摆脱了功能主义传播研究的困境，让人看到了传播学理论化的希望。”（胡翼青，2020）
媒介似乎正在进据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中心，正如它正在进据现代人类社会的中心，成为人与万物的尺度。2008年，索尼亚·列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就任国际传播学会（ICA）主席时发表了题为“论所有事物的媒介化”（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的演讲，认为人类进入了一个所有事物都媒介化的时代（Livingstone，2009）。同是受到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兼新技术革命的启发，彭兰在2015年提出了万物皆媒之论，杜骏飞在2017年提出了“泛媒介”的概念。媒介的这种本质和角色不是今天媒介化浪潮汹涌了才有，它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海洋向来自有的存在。伊尼斯从时空偏向的维度，最先研究发现了媒介对于知识生产和权力转换的意义，及由此给文化和文明的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冲击。麦克卢汉从感官延伸的角度，扫描了媒介在形塑我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文化形态、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等等方面的深远意义。媒介在传播学视野中的含义，由此被完全改写了。它们不再是客观、中性、空洞和被动的信息传输管道，而是各自拥有价值偏向的“脚本”（Latour，1999：177），左右着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与实践，并由此型塑了人与社会。
我们崇信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们还以为理性是支配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但事实上，“我们总是已经在语言中，在符号系统中；我们通过语言、话语和符号，来理解我们居住于其中的世界，而不是一一借用康德的术语一一对物自体当即进入”（胡泳，2019）。媒介化社会正在越来越清晰地演绎媒介环境学的先见之明：媒介是人与社会的尺度。“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麦克卢汉，1964/2000：33）。我们可以把媒介尺度理解为人、社会与历史发展的一个矢量（李明伟，2010）。所谓矢量，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一个有向线段，直观上表现为一个前端有箭头的线段，箭头代表方向，线段长度表示大小。在计算机应用领域，矢量图可以无限放大而永不变形、失真。在媒介环境学看来，媒介就是一个既有意义数值，又有意义指向的一个重要矢量。能指越强大、人类浸淫越久的媒介，其意义的数值越高，便会成为某一阶段的主导性媒介。媒介环境学以递次发达起来的主导媒介来指谓和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历史周期。每一种媒介都会延伸人的某些感官，同时弱化或者截除其他一些感官；都会点亮某些曾经黑暗的角落，同时让某些曾经高光的失权落势，这就是媒介的意义指向。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揭示了媒介的知识意义、权力意义、时间意义和空间意义。麦克卢汉洞见了媒介的感官意义和广泛的社会意义。波斯曼、德克霍夫和斯特拉特警示了电子媒介的反文化意义。梅罗维茨论证了电子媒介对角色扮演和行为方式的意义。
媒介环境学沿着媒介矢量挺进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处，异彩纷呈地烛照了媒介作为人与万物的尺度，在广阔而深远的社会历史巨变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们为传播学一直以来因为没有独特的研究问题而存在的学科危机，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令人动心的破壁突围之路。早在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实证研究上如日中天的时候，贝雷尔森便断言传播研究行将就木。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也一再对传播学身处“十字路口”而无中心理论可供自己立足表示担忧。《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先后三次（1983，1993，2008）出版特刊，组织展开对传播学学科危机及未来发展的反思与讨论。2000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多年，华语传播学界的自我反思渐趋深入，而且因为同时背负学科身份危机和研究本土化焦虑而倍加深重和迫切。正如张涛甫（2018）所言：传播研究者时常陷入“影响的焦虑”，一面需要强势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一面却苦于本领域自治性与自主性遭受的冲击，总要竭力避免成为其他学科的“余数”。
国内传播学科的有力反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向。其一，是理论上论证媒介转向的必要性，强调对主客二分立场的批判，和对传统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超越，主张传播学只有重新理解传播及其技术是如何嵌入人的生活，重新界定人的存在及人与社会、物的关系，讨论传播与人存在的意义，才能有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传播理论，才能与哲学元理论发生关联，才有资格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对话。由此来看，从麦克卢汉到媒介化社会理论，媒介作为一种意义的空间、一种信息方式和一种社会关系的隐喻渐渐成为了一种成熟的思想，一种新的媒介学脉络正在成为传播学摆脱危机的方向（胡翼青，2016；2018）。其二，是某些领域研究的媒介转向，如对出版史的媒介分析（黄典林，2017），从媒介角度对报刊史的重写（黄旦，2018b），以及新闻学研究的媒介逻辑（常江，何仁亿，2021）和物质性转向（吴璟薇，曾国华，2021）。尤其是，黄旦（2018a）对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的研究表明，“媒介对于传播和社会关系的重组，引发学科和学术研究的变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其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所以，“解放媒介的意义，既是历史的揭示，更应该成为未来学科建设的基本视野和思路”。黄旦因此提出，完全可以考虑把媒介作为新闻传播学科的“特定入射角”，以此突出新闻传播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色。同时，我们又可以以媒介为支点，打通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重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理论话语体系，形成新闻传播学科新的版图。
放在滚滚历史长河中看，人类在突破了神性的束缚之后，一路高扬人性的大旗，狂奔突进，跨过工业革命而走向了两个反面：于己，人类作茧自缚，成了人所发明的物的奴役对象，人的异化成为后现代社会焦虑的一个主题；于他，人类沙文主义汲汲于征服和主宰自然万物，致使生态岌岌可危，自然的恶化成为全人类头顶挥之不去的乌云。两个方向上的矛盾有着统一的反社会逻辑：人类以自我为中心为主体，忽视自然生态系统的法则，也几乎不考虑技术的价值和意向。当代人机关系的加速度革命正在刷新人类的世界观，在神性和人性之后，物质性渐入人类视野的中心。20世纪下半叶以来，始自科学、哲学领域的“物质转向”思潮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他们聚焦审视的正是技术在与人、世界关系中的价值：技术不是一个“死”的物，而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对人、技术与世界三者关系的反思与重构，是当代以及未来人类世界观和认识论发展的主题。媒介环境学对媒介矢量的专注思考，以媒介为中心对技术、人与社会的深刻洞察，大可以让传播学与哲学、科学等学科展开对话，为这一时代主题的研究提供传播学这个学科独特的理论视野和学术贡献。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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