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人类价值：人文主义传统的演进

已故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原副校长阿伦·布洛克（1914-2004）生前所著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是一本追溯人文主义传统演变历程，对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思想源流进行再梳理的佳作。这本书勾勒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时代画卷，展现了天才人物们在哲学、文学、社会、政治、心理、艺术等领域的璀璨成就，更是揭示了这些领域的思想成果、思考方式的相互影响。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舶自古希腊、古罗马，这是一个长久以来的结论。当然，正如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已经较为充分证实过的那样，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经由阿拉伯人在中世纪的保存与转译，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这意味着，文艺复兴欧洲所依据的人文学、古典学成果，其实也掺杂了相当数量的阿拉伯加工的内容。而众所周知，阿拉伯文明也不是封闭的文明，对于古代印度和中国等其他文明的成果并没有拒斥。

当然，正如《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这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仅仅缩小到西方思想看待人和宇宙的方式，那么近代以来的西方与古希腊、古罗马确实有着很大的一致性：第一种，以超自然或超验的模式，关注上帝，将人类视为神造物；第二种，以自然或科学的方式，关注自然，将人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第三种，关注人以及人的经验，将之定义为人类认识自我、上帝和自然的起点。

有趣的是，中世纪欧洲沿用了上述第一种模式，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为第二种和第三种模式腾出了空间。三者在17世纪以后以不同方式并驾齐驱，“在竞争性地自称独占真理与不同形式的共存之间摇摆。”

文艺复兴之所以在意大利首先发源，然后经过100年才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意大利各个城市在当时的非凡商业成就，且因此形成了高度外向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还有，意大利城市的教会、贵族、军阀也有财力赞助人文主义者，以及纯粹的艺术匠人。在当时的环境下，科学、艺术、文学、修辞都不是截然分开的。这意味着，艺术与文学创作，会不免启发触动科学层面或哲学层面的思考。

如《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这本书所指出的那样，文艺复兴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给了人们展示潜能与创造力的机会。在中世纪之中，教会力量在欧洲许多地方都十分强大，当然也并不至于夸张到可以禁锢所有民众的思考，教权、王权与世俗成见并不需要禁锢所有人，只需要抑制其中的知识精英就可以了。文艺复兴时期，恰恰是那些有权势的人，需要借助知识精英以艺术、文学以及科技的成果方式，来为自己歌功颂德，这恰恰为人文主义的扩散留下了空间。这也使得欧洲思想界的精英因而可以没有障碍地吸取阿拉伯等地区转译回来的古典经典。

文艺复兴之所以是在一个物质财富、生活水准、思想认知远未发展到完美的情况下，被认为是驱动欧洲乃至全球迅速转向近代化的重要过程，就在于前面提到的科学、艺术、文学、哲学的紧密关联。在气候的启蒙运动之中，哲学与科学精神相结合产生的科学经验主义，更是支撑认知和思想革命的重要工具。

启蒙运动以后，科学的进化之快，可谓一骑绝尘，将其他三个方面甩在了后边，甚至后来很轻易地击垮了神权，使得哲人惊呼“上帝已死”。但科学代表的科学理性、机械理性，在脱离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框架后，就被两次世界大战所证明，更可能让世界走向越来越深重的危机。

不仅如此，哲学、艺术、文学等人文框架中的体系，19世纪后期以来还反过来被科学方法进一步地渗透，或者说改造。《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书中指出，在引入科学方法后，哲人对于人性进行心理学和道德分析，还有社会分析开创出更多的领域。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这本书很好地记述了近代以来不同时代，在近代人、现代人、当代人不断逼仄的精神空间中艰难维系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演进。这种传统在一战后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换言之，世界大战所展现出的理性的人在集体、组织环境下，走向高度一致的疯狂这一幕，着实让人心惊。所以，人文主义传统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接续古希腊的议题，重审人之为人的价值，重新以人类经验为起点，这种情况下，新的科学观、人道主义观念、可持续发展观构成了殊途同归。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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