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运河城市的繁荣和脆弱

以下文章来源于嘉陵桥渡 ，作者郑渝川hiecy

济宁在明清时期曾长时期成为至关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济宁坐落在京杭运河的中枢位置，成为重要的运河城市，并因此过度形成了对于漕运贸易的依赖。

在明初重修京杭大运河之前，山东省的辖地曾经长期成为较为单一的农业区。本来，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中期以前，齐鲁大地的经济功能要更加繁多，但中唐以后，山东、河北等地的持续战乱、动荡降低了这种功能的复杂性与重要性。

到了明朝初年，来自北京和北方边疆的需求，推动了明政府致力于重修疏通大运河。大量粮食从南方输送到北方，也有宫廷、贵胄、富人所需的贵重物品，还有各阶层居民不同程度上需要的瓷器、丝绸、棉布、药品、纸张、茶叶等消费品。而北方返销至南方的棉花、皮毛、盐，也颇成体量。济宁、聊城、德州、临清等城市得以发展起来，也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山东西部之前相较于东部的发展落后局面。

漕运因而变得发达。明清两代的税收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运河的钞关税。历史学家孙竞昊所著的《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一书指出，运河枢纽城市得以迅速提高商品化程度，通过运河强化彼此经济联系，也增强了对所在省份的辐射。大量就业机会在运河枢纽城市出现，比如服务于水闸、税关、码头、泉河要津口的劳力，差役，书吏。而且明清政府也确实兴办了改善运河流经城市的部分公共工程。这类工程、雇佣都以货币支付，从而带动了济宁等运河枢纽城市的稳定就业人口增长。

运河还刺激了沿线各地农业灌溉系统的发展，催生了其他沿运商业性机会，比如促成了粮食加工的进一步精细化，并因这些商业性机会的增多，促成了更多外来人口的集聚。

《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书中谈到，济宁的商业在明朝中期开始迅速崛起，其外城不断扩张，延伸了防卫系统，并容纳增长的商业活动。相较于作为官仓重地的临清，济宁主要从事私粮贸易，稻米来自南方，小麦和玉米来自山东各地。

济宁当时还作为分销中心向周边各地分输陶瓷、茶叶、盐、糖和纸张。当时的许多商铺也发展出所谓的前店后厂，手工制造业也盛极一时。当然，这种手工制造业的水平相较南方的苏州等城市还有差距。尽管如此，济宁的贸易成功地促成了当地的农业在当时也紧密地卷入了市场体系，很多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在济宁从事诸如皮毛加工、竹器、酱菜等产业。济宁甚至发展出了较成体系的借贷业、钱庄、票号、当铺和牙行，这深深地改变了当地居民所习惯的经济生活。

明中期以来，济宁究竟有多少人口实现了“城市化”？学界不同学者就此展开过研究。按照估算，济宁城区、郊区明末人口就不少于10万人。而乾隆五十年（1785）的人口统计则显示，济宁注册的户籍人口合计为6.56万户。这其实也是明清两代山东省人口不断快速增长的一个缩影。很显然，济宁为代表的山东城市，就因为强劲发展的城市经济滋养出了从农业、农村游离出来的部分人口，进而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

《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书中也指出，山东西部在明清两代消化人口增长的压力对生态和经济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危害。也就是黄河和运河水利工程的繁盛，人口增长导致了耕地的最大程度开发，导致既有自然资源耗尽。这种状况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也出现了。过度开发虽然会带来经济繁荣，却使得经济、社会变得进一步高度脆弱，一旦发生重大灾害或是社会动荡，就可能引发极为严重的后果。

济宁商业力量的增强，也使得商人这个在中国社会曾长期无法获得很高社会地位的阶层，通过抱团，以及与本地士绅精英力量的融合，从而提升了对于地方的影响力。但书作者也指出，饶是如此，济宁的商业力量、士绅精英力量也没能通过其财力引导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地方制度建设，相当数量的余财其实会花在了营造城市文化认同的用途上。

《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书中指出，济宁在明清两代的城市化，源自运河运输和贸易，这就是一种“植入型”现代化，具有经济机理上的脆弱性，与同时期发生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情形大为不同。长江三角洲，城市空间在明清两代的扩张，建基于本地区商品化，也就是专业化的商品生产和商业系统发达基础上的市场所牵引实现的经济进步。这种情况下，城市与农村构成一个内生型的模式，相互带动，也不会因为外部促进政策、力量的暂时消失而导致城市发展动能的突然消失。

 所评图书：

书名：《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

作者：孙竞昊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4月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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