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

最近出版的《化身万千：开放的思想史》一书，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著。这本书汇集了2019年12月举办的第一届复旦大学“思想史高端论坛”的论文，桑兵、罗志田、李孝悌、叶文心、钟鸣旦等中外知名文史学者围绕不同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

这本书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系讲座教授叶文心《专辑与时空：我读列文森》一文颇为可读。叶文心教授在文中比较深入地介绍了20世纪西方学界界定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要人物，也就是伯克利的列文森教授。列文森1951-1969年在伯克利任教，出版了《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孔孟经纶与近代中国》、《诠释中国：从缘起到汉亡》，以及由学生编录的《中国革命与走向世界》。列文森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研究领域确立了相当高的学术声望。

叶文心说，20世纪50年代北美知识界比较关注的中国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建立。列文森当时就坚持认为，没有中国参照的欧美知识不是世界知识，指出中国历史素材所表述的意涵跨越中国。列文森不同于很多西方学者，在“为什么”、“如何”读中国历史、中国思想问题上，强调不能以西方思维来驾驭中国材料，必须警惕产生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尴尬。如列文森的同事所说，“列文森一辈子关切的，是中国思想取向在世界文明之列所代表的独特的文明主体。”

尽管如此，列文森的中国思想史解读也曾引发广泛争议，尤其是中国学界、华裔学者都曾表达异议。因为在列文森看来，中国古代以孔孟为基础的礼教学问与经世之道，在19世纪中后期的几次战争以后，完全失去了实用意义与生机活力。这种情况下，要保留儒家文化一贯的价值，列文森认为就不可能同时接纳现代科学的理性，“关于这种知识与情感之间的矛盾，以及对传统思想与道路的自信丧失，他论断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无可逃避的心理困境与文化危机”。

列文森的观点与宏大论证，推导出一个结果，那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列文森认为，透过接纳国际共产主义，中国思想界终于在情感与认知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是因为马克思与列宁主义源自西方，驾驭了科学原则的普遍性。这个源自西方的主义又站在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对立面，也就是能够跟中国百年以来以人民为主体的反帝斗争站在同一战线……20世纪中期的中国共产主义，重新定位了来自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与儒学，认定了人民的主体性与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这样的结果可以算是兼顾了现代理性与中国情感，满足了中国人在知识与情感上的双重需要”。

列文森当时得出上述结论，是非常具有勇气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前期，麦卡锡主义肆虐，美国政界和知识界陷入了被渗透“妄想症”，到处缉拿叛徒和间谍。这种情况下，列文森反而宣称中国文明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可与欧洲、北美并驾齐驱，并佐证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

《专辑与时空：我读列文森》这篇文章还引介了列文森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列文森思想史研究，首先确立了一个对中国思想进行建构的“道”，以之为主体，去探讨相关思想文本所承载的历史意涵。他打破了学界惯常从宗教信仰、制度与社会等视角切入思想史研究的惯例，或者说窠臼，而是紧紧围绕文化心理层面上的需求，来进行自己的思想史研究。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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