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史长编》
中国戏剧史长编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周贻白 著
ISBN：978-7-100-21560-2
2023年2月出版
【内容简介】
中国戏剧是繁衍千余年、灿烂辉煌、独一无二的古代文化遗产。本书是著名戏剧史家周贻白先生的经典之作，也是我国古代戏剧史研究的传世之作。该书篇幅适中，完整介绍了我国古代戏剧的起源、形成和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评介了许多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收集的材料丰富详尽。全书注重戏剧全史的研究，对中国戏剧发展作了通史性的探讨和总结；提出声腔的三大源流，即昆曲、弋阳腔、梆子腔的见解，并且做出详尽的论述；论述密切联系舞台演出实践，注重实际调查，改变了过去研究方法上只重考据和文采的偏颇。作者强调戏剧为综合性艺术，场上重于案头；戏剧是民族性艺术，应重视民间创造；戏剧是社会性艺术，应探索其历史的演变规律，并将这些观点贯穿全书始终。
【作者简介】
周贻白（1900—1977），中国戏曲史家、戏剧电影作家、戏剧理论家。原名炳垣（一作炳然）。湖南长沙人。1927年参加田汉主办的南国剧社。1929年至1934年在福建泉州、厦门等地教授国文。1935年与阿英同组新艺话剧团，嗣后又在中国旅行剧团及新华、金星影业公司等处从事话剧、电影剧本创作，并在上海美专、复旦大学等校讲授国文。自20世纪30年代起，周贻白在从事戏剧电影创作和国文教学的同时，即致力于中国戏剧史及戏剧理论研究，出版中国戏剧史专著《中国戏剧史略》《中国剧场史》《中国戏剧小史》《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史讲座》《中国戏剧史长编》《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等7种，中国戏剧理论著述、史籍考证及释义著作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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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贻白(1900—1977)
一提起周贻白，人们的眼前就会涌现出一撂相当厚重的中国戏剧史著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的学者中，周贻白与那些驰骋文坛、纵横捭阖、气度非凡的“大家”学者不同，他一生心无旁骛，将心血全部倾注到中国戏剧史研究中，堪称一位埋头著述、老成敦厚的“专家”学者。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戏剧史研究圈子以外的人们对他也许相当生疏，而戏剧史研究圈子里的人们却无不受到他的著作的滋养。
……
早在《中国剧场史·凡例》中，周贻白就说明：
本书意在说明中国剧场各方面的演进，每一事物，俱详究其源流，不作空泛的叙述。
到《中国戏剧史·凡例》，他更明确地声称：
编著史书，不在纪述往迹，而在穷其流变，本书宗旨，即循此意。故于每一事物，必究来源，设为前人意见，亦必疏明出处，不敢即谓为创获。
“详究其源流”，“穷其流变”，这正是周贻白戏剧史研究最为用心之处，也是他的戏剧史研究最有创获之处。
周贻白根据王国维“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基本定义，认定中国戏剧有四大来源，即诗歌、音乐、舞蹈、俳优，这就是所谓“歌、舞、乐、优”。他说：
所谓中国戏剧的胚胎，亦即中国戏剧的本质。虽然各有其单独的发展，但已由俳优就舞蹈的形容，融合了音乐和诗歌逐步趋向戏曲。固然，后世戏剧的形成，另有其直接原因。但上述四项，则早已决定其根本。
与王国维、吴梅、齐如山、青木正儿等人不同，在周贻白的戏剧史建构中，这四大来源是贯穿始终的。换句话说，在周贻白戏剧史叙述中，诗歌、音乐、舞蹈、俳优四要素及其分合的变迁历史一直是主要情节。这一特点，从早期的《中国戏剧史》，到晚期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几乎一以贯之，形成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
在戏剧史的研究中，周贻白擅长鉴古知今，注意察微知渐，把遥远的源头活水与晚近的澎湃激流相互沟通。在《中国戏剧史》中，他从先秦时期有关《大武》的表演的记载中，看出中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萌芽，说：“其实后世戏剧的成就，不徒立词造意，于此多所取资，即戏曲文词方面之衍变，亦当溯源于是。”从屈原的自传体长歌《离骚》中，看出汉代以降“许多文人的自叙散文”和“中国戏剧里的自我表白”的来源。从“兰陵王”、“钵头”、“踏摇娘”等唐代歌舞剧的表演方式中，看出“后世元杂剧通场只用一人歌唱，此种形式，或不无相当影响吧”。他看到宋代大曲，一者“已经转入咏叙故事和人物的阶段”，二者“其所包括的遍段，已启南北曲套数的先声。元杂剧之始终用一人歌唱，尤与大曲的不分脚色具有密切关系。”
明代南方城郊搭台演戏图
他认为，“明代传奇不妨说是参合南戏和元剧而产生出来的另一种形式。其和南戏不同的地方，也许竟和元剧有关，不必皆为明人的创体。”例如，传奇的分出，似由元剧的分折而来；传奇采用宫调，更与元剧相关；传奇的曲调，也多有取自北曲者，使南北曲的界限趋于泯除。他还看到皮黄剧与昆曲的密切关系，说：“皮黄剧本，本来就没有多少，凡为正剧，大部分都是从昆剧改编。因有雅俗的不同，词句上固难辨别，而按之关目排场，实未能完全脱离窠臼”。“盖此时各地戏剧，其格式渐归一律，但有声腔的不同，并无字句的差异。而且同一故事，同一情节，同一名目，同一排场的戏剧，所在皆有。甚至连唱词说白，也彼此相差无几。其间虽不知谁为原本，谁为因袭，但可见乱弹之力，无远弗届，不可一世的皮黄剧，实为这一条大瀑布的支流。”
而且，周贻白在戏剧史源流的辨析中，还擅长以今测古，从后世的戏剧形态中去反推前代的渊源。例如，他从白居易的《池鹤》八绝句等诗作，在表现方式上“皆现身说法，不啻若自其口出”这一特点，看到了戏剧对话的来源，认为：“若以今之皮黄剧词相比较，除所写为物类，及文词不合于现代外，其七言四句一段，无论西皮、二黄，唱起来都不会拗嗓。如果略加宾白，实与戏剧无异。”他认为，唐代变文对后世戏剧的影响，“不惟故事的叙述已完成歌唱上一个阶段，即句法的组织，也和近代的皮黄剧最相接近。这关系虽不是紧相衔接着的，其间亦自有脉络可寻。”他细心地看到：“故中国戏剧，除宋之院本有类于‘合生’之‘顷刻提破’外，其他大抵由评话或小说而改编，事实上即为说话人编造故事，剧作者撰作文辞，俳优们登场表演。这便是中国戏剧由歌舞应用故事而形成，终乃为评话或小说而奴役。即现在的皮黄剧，依然如是。”这就把历史立体化、动态化了，处处给人以丰富的启示。
有关中国戏剧的成熟形态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难题，直到现在还众说纷纭，难有定论。在《中国戏剧史略》一书中，周贻白基本承续王国维的观点，认为“戏剧到了宋代，其形式已臻于完备，最大的关键，便是故事情节显明了，而且，许多官本杂剧的名称，都是以故事的地位出现于我们眼前，较之前代，自已不可同年而语。”但是他的持论与王国维不同之处，在于他吸收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戏剧史研究的成果，在戏剧史的发展链条上，为南戏确定了适当的位置。他说：“在年代上说来，无论如何，南戏总应该是元杂剧的先河。”“中国戏剧之有剧本，也当以南戏为嚆矢。”《中国戏剧史》中专列“南戏的渊源”一节，利用当时的学术成果，详细论述南戏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在后来的戏剧史论著中，周贻白又详尽地辨析了戏剧的形成与成熟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认为戏剧的成熟固然在宋代，而戏剧的形成却可以追溯到汉代。他说：“假令戏剧的必备条件，必须是从故事内容出发，然后构成剧本，再通过演员们所扮人物的艺术形象而表演出来，这才可以称为戏剧的话，那么，《东海黄公》这项角抵戏，便应当成为中国戏剧形成一项独立艺术的开端。同时，也可说明中国戏剧形成一项独立艺术，完全是出于人民的创造。”
正是由于精于究源穷变，在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周贻白最早提出了中国戏曲声腔三大源流的看法。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先后撰写了《中国戏剧的上下场》、《中国戏曲声腔的三大源流》两篇文章……他认为：“中国的戏剧，在声腔上可以分作三大源流，即昆曲、弋阳腔（一名高腔。又作京腔）、梆子腔。皮黄剧的形成，原则上，与三大源流都具有相当关系。”此说一出，戏剧研究界曾进行热烈讨论，争议不休。有的说，应该是四大源流，加上皮黄系统；有的说，应该是五大源流，加上民间小戏系统。但是，无论如何，周贻白首先指出戏曲声腔的发展不是散乱无章的，而是有着自身的渊源、流派、系统的。他从声腔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它们的历史衍变中，初步清理出一个声腔系统来，从而为探讨戏曲声腔发展的规律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为了清晰地说明中国戏曲声腔的变迁，他还列出几张表来：一是弋阳腔源流系统表，二是昆山腔源流系统表，梆子腔源流系统表。这种列表说明的方法，是周贻白相当拿手的历史研究方法。还在《中国剧场史》中，他就曾列出古剧脚色变迁表。在《中国戏剧史》中，他更是大量使用列表法，如民歌到杂剧的变迁表，乐府到弹唱因缘的变迁表，明代传奇戏曲作家流派关系表，明传奇脚色渊源表，乱弹腔的唱词句法渊源表，皮黄唱工老生诸伶系统表，皮黄吸取诸腔的情形表，乱弹诸腔源流表等。由于对这些图表的偏爱，在《中国戏剧史长编》中，他几乎全部都加以保留。这种列表法，对于描述中国戏剧各种要素“茫茫九派”的历史状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的弊病。
（摘自《中国戏剧史长编》附录《戏剧史家周贻白》，微信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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