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8年，死神挥动镰刀，整个欧洲笼罩在黑死病的阴影下，学校停课、教堂关门、店铺废弃、邻里远迁、建筑停工……街道上不再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摊贩们的叫卖声变成了尸体搬运工们粗声粗气的吆喝，堆满了尸体和濒死之人的马车嘎吱嘎吱地提醒着所有人死亡的迫近。人们蓦然发现，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但受到了疾病的威胁，而且永远被疾病改变了。
但生活还在继续，在医学院、诊所、家庭、教堂、修道院、传染病院、市政厅以及其他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依旧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生命力，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每个人都在挣扎着适应这个特殊的时代。回溯这段不同寻常的日常，我们会发现：“如果说历史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人类总能战胜自然和人类自身各种邪恶冲动带来的威胁。”
[美]约瑟夫·P. 伯恩 著 / 欧阳瑾 译
《黑死病下的日常》聚焦于生活中的各个场景——医学院、诊所、家庭、教堂、传染病院等，探讨黑死病的起源、发展和影响。约瑟夫·P.伯恩带领我们进入医学院的教室，在那里，正在教授关于黑死病的错误理论，而医学生们即将开启徒劳无用地治疗受害者的职业生涯；进入市政厅，在那里，市民领袖们正在苦苦思索如何应对黑死病，但却很难阻止疫情的蔓延；进入教会和教堂，在那里，主教和神父们正在一遍遍地重复着神的启示，可根本无助于缓解病情……伯恩还尽可能地利用当时的目击者和受害者的文字记录，讨论欧洲各地和伊斯兰世界在面对疫情时所采取的举措，以及瘟疫所引发的医学、文学、艺术、丧葬习俗等方面的变化。
作者简介
约瑟夫·P. 伯恩
Joseph P.Byrne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Nashville, TN）贝尔蒙特大学（Belmont University）荣誉副教授，其研究领域广泛，发表过包括罗马地下墓穴和美国城市化研究在内的一系列文章，但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黑死病时期的意大利。其作品包括《黑死病》（The Black Death, 2004）和《黑死病下的日常》（Daily Life during the Black Death, 2006）等。
内容试阅
第六章 在传染病院
无论人们曾经多么强烈地想要相信瘟疫源自上帝的烈怒、天体的合相或者污浊的空气，但他们都决定迅速行动起来，仿佛瘟疫是在人与人之间或者通过“受感染”的物品直接传播一样。在《十日谈》一书中，薄伽丘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头猪在一名染疫死者的衣物中拱来拱去觅食，然后很快就染病死了。当时的人认为，接触[touch，它是“传染”（contagion）一词的由来]、呼吸、体味，甚至是所谓人们眼中发出的光线，都会传播这种疾病。人们逃离的时候，不但是避开了污浊的空气，也是逃离了身边有可能让他们“染上”鼠疫的病人。1348年和1349年，薄伽丘和其他许多作家都评论过父母遗弃子女、兄弟相弃等诸如此类的现象——这显然是一种道德沦丧，但在人们确实有可能感染疾病的时候，也是一种谨慎的自我保护行为。市政当局往往会慢慢地将这种理论的含义变成官方举措，可一旦这么做了，当局就会用一种常常看上去很不人道的野蛮态度行事。第一步就是把病人隔离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是将那些有可能已经染病的人隔离起来。官员们最终还扩大了“封闭”的范围，给患者兴建了特殊的住处；这种住所常常不过是位于城墙之外的棚屋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局接管了一些更大的场所，比如医院和修道院，将它们用作鼠疫医院。最后，一些较大的城市兴建了专门的“传染病院”，用于收治患者和隔离潜在的感染者。到了17世纪中叶，欧洲各地的官吏都在拼命地采用所有的这些措施。
封闭措施
自愿隔离
1665年7月14日，正值鼠疫席卷各地之时，伦敦的一位杂货商把自己、妻子、儿子、3个女儿和1名学徒全都锁在了家里。此人已经储备了充足的食物、水和药品，靠一名一直守在雇主家窗外的仆人亚伯拉罕(Abraham)与外界保持着联系。亚伯拉罕送来他们所需的给养或者最新的“死亡名单”(Bills of Mortality)时，杂货商会打开二楼的一扇窗户，向外发射火药以净化进入的空气，然后用一只篮子把东西吊上来。那位仆人会点硫黄或火药对收到的信件进行熏蒸，并且喷上醋，然后才装入篮子里吊上去，而杂货商打开信件之前还会熏上一次。最后，亚伯拉罕染上鼠疫死了，一名老妇又向这一家子推荐了一个叫作托马斯·莫林斯(Thomas Molins)的仆人，后者已经感染过鼠疫，却幸存了下来。这一家人开始遭受坏血病之苦后，莫林斯给他们送来了柠檬与酸橙。其间家里有人感冒时，他们吓了一大跳，不过全家人都活了下来。莫林斯死后，一个全家都已去世的巡夜人接替了他，直到当年12月这一家子搬到了伦敦的郊区。这一行动是杂货商根据官方发布的“死亡名单”中显示的死亡趋势而采取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类型的自我隔离与伦敦一位内科医生，同时也是塞缪尔·佩皮斯邻居的伯内特医生(Dr. Burnet)的自我隔离之举比较一下。1665年6月11日，佩皮斯曾步行经过那位医生的住宅：
看到可怜的伯内特医生家的门是关着的。但我听说，左邻右舍对此人都颇为感激，因为是他本人率先发现(仆人威廉感染了鼠疫)，然后主动把自己关在家里——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做法。
伯内特后来被人指控说他误杀了威廉，并在同年8月25日死于鼠疫。佩皮斯觉得这件事情的发展相当“奇怪，他的仆人早就死了，这个月他家又开门了。如今他本人也死了——真是个不幸的可怜之人”。实际上，伯内特是在对一名鼠疫患者进行了尸检之后死去的。
第三个例子无疑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那就是英国德比郡(Derbyshire)伊亚姆村(Eyam)的全村隔离。虽然那里远离伦敦，但伊亚姆的村民还是感染了瘟疫。据说，是1665年8月从鼠疫肆虐的首都运来了一车布匹，他们才染上了鼠疫。收到这批布料的裁缝第一个死去，接着又死了很多的村民。时年28岁的牧师威廉·蒙佩松(William Mompesson)肯定地告诉大家，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他们全部留下来，不要逃跑。于是，所有的村民都留在那里，承受着鼠疫肆虐带来的苦难。伊亚姆的村民与邻村之间设立了一道防疫封锁线，无人可以越过，而村民所需的给养则会放在指定的地点。伊亚姆的村民靠着附近村庄的施舍生活，反过来，其他村庄则因伊亚姆村的牺牲而得以幸免。村中的母亲亲手埋葬了孩子，儿子则亲手埋葬了自己的父母。这场瘟疫持续了14个月之久，夺走了大约260位村民的性命，在最邻近的地区幸存下来的还不到100人。
欧洲的强制隔离
选择主动隔离自己、家人或者所属的群体是一回事，用武力强制实施这种隔离则是另一回事。1348年首度出现一些鼠疫病例之后，米兰便开始采取强制隔离措施了。当时的米兰政府由领主贝尔纳博·维斯孔蒂(Bernabò Visconti)领导，而不是由民选议会统治，所以能够迅速而毫不手软地采取行动。他们把最初发现的少数患者及其家人都封锁在自己的家里，直到所有人都死去，或者幸存下来的人证明身体健康才作罢。阿尼奥洛·迪·图拉(Agnolo di Tura)曾报告说，当时只死了3户人家，因此米兰并未遭遇意大利其他城市的种种可怕厄运。不过，在后来的瘟疫中，米兰没有再度获得成功，而在15世纪晚期以前，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也没有效仿米兰的做法。
不论是由于空气污浊的理论、缺乏可供组织的资源，还是隔离对人类尊严的侵犯，反正中世纪晚期没有几座城市采取过这种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倡导这种政策的政府——比如维斯孔蒂领导的米兰、大公治下的佛罗伦萨以及伊丽莎白治下的英格兰——都属于组织有序的威权政府。就许多方面而言，这种行为也反映出了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冷酷无情的新基调。有很多16世纪早期由荷兰人文主义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所写的信函存世，他在其中一封中描述并讨论了强制隔离带来的道德问题：“在意大利，瘟疫迹象甫一出现，房屋就会上锁封闭，照料患者的人也会被隔离起来。有人说这样做很不人道，可实际上，这才是最高的人道，因为正是有了这种预防措施，瘟疫才得以被遏制，才只有少数人死亡。”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做法一直都饱受争议。
1557年，荷兰的鼠疫患者都受到了严厉的对待。家人虽然可以决定是否留在家里照顾患者，但一旦留在家里，就不能再出来。当局会用一条上锁的铁链和一道篱笆，将整座房子围起来，还会在门上挂上一束稻草，作为标记。从那时起，莱顿的稻草商就不准再用稻草捆的实物来做广告了，此时，他们只能展示绘制出来的稻草
。海牙(Hague)的鼠疫患者家门上会标有“PP”字样，表示“有瘟疫”(plague present)；在鲁尔蒙德(Roermond)，当局则把印有“耶稣”一词的锡板贴在瘟疫患者家的前门上。所有门窗必须一直关着(这是一种常见的规定)，只不过，荷兰人每天可以把门的上半部分打开一小段时间。凡是去过患者家里的人，此后的两个星期内在公共场合都须携带一根白色手杖。最后一位患者死亡或康复之后的6个星期里，那些留在家里的人可以离家去购买东西或到教堂去做礼拜，但在阿姆斯特丹，他们只能到圣安东尼礼拜堂(St. Anthony’s Chapel)去。这些人也须携带一根白色手杖，并且不能靠近水井或者其他的水源地。
转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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