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发现，汉语指元状语只能分布在谓语动词前，其论元属性和行为属性彼此混合，且论元属性更突显，动词的动性被挤压。再者，汉语指元状语常能与谓语动词构成“果因关系”，这表明汉语指元状语采用整体扫描的方式识解事件，强调事件各要素之间的关联，而非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表现出强空间性特质。而英语指元状语可分布于谓语动词前后两个位置，分别表达论元属性和行为属性，且英语指元状语更倾向于分布在谓语动词后，在突显行为属性的同时还更易于保留动词的动性。此外，英语指元状语可分布于谓语动词前后两个位置，更便于呈现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说明英语采用顺序扫描，彰显事件的时间性。本文的结论是：汉语指元状语侧重以物化的眼光看待事件，表现出强空间性，而英语指元状语则倾向于突显事件中的行为，表现出强时间性。
关键词：汉英指元状语；位置分布；整体扫描；顺序扫描；时空性特质差异
1. 研究背景
指元状语是状语的语义指向论元的形义扭曲现象。论元是施事、受事、工具等语义角色，在句子构建中常作主语和宾语，因此指元状语包括指主状语（陶媛，2009）和指宾状语（李劲荣，2007），例如：
（1）他伤心地失去了同族人的同情。（“伤心”指向主语论元“他”）（CCL中文学术语料库）
（2）寿星老汉用农神送给他的这块黑铁明晃晃地打造了一把大扇镰。（“明晃晃”指向宾语论元“大扇镰”）（郑贵友，2000：87）
（3）She (calmly)1 had left the room (calmly)2.（calmly不论出于哪个位置，均指向主论元She）（Ernst，2002：63）
（4）They decorated the room beautifully.（beautifully指向宾论元the room）（Geuder，2000：69）
不难看出，汉英均存在指元状语，其语义均可指向主语和宾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具有等同的结构。例（1）和（2）表明，汉语指元状语只能分布在谓语动词前，而英语指主状语则既能分布于谓语动词前，也能分布于其后，如例（3），但英语指宾状语只能位于谓语动词后，如例（4）。为行文方便，下文将谓语动词前和后的位置分别简称为动前和动后。
已有研究多从语义指向视角分析汉语指元状语。语义指向这一概念为沈开木（1983）提出，旨在描述和解释汉语形式和意义的不对应性（陆俭明，1993：61），后被运用于汉语状语研究，探究状语指向对象、指向规律及语用效果等（张力军，1990；张国宪，2005）。但是，目前却鲜有专门对比汉英指元状语句法位置的研究，多数研究仅较笼统地对比汉英修饰语的位置。如袁毓林（1994）认为，汉语修饰语前置，英语修饰语可前可后，是任意性原则的结果。更多学者认为，汉英修饰语的位置分布有理可据，功能研究提出汉语状语的分布受“可别度”和“焦点后置”原则的制约（陆丙甫，2005；郭中，2013），而英语状语的位置分布则受制于信息结构、状语类型、语义、句法功能（Quirk等，1985：491）、状语长度（Biber等，1999）、语境（Austin等，2004：6）、句子加工和语篇功能（Hasselgard，2010：62）等。认知研究认为，汉语状语前置受象似性支配，有距离象似性（郭中，2013）和时序律（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下文简称PTS）两种说法（卢建，2003；张敏，2019）。然而，很多学者对PTS的解释提出挑战（如刘振平、赵旭，2014），质疑该原则对汉语语序的普适性（姚振武，2007）。还有学者采用“图形－背景”理论解释汉语状语的位置，但观点并不一致，如何洪峰（2010）提出汉语指宾状语是图形，动词是背景；而刘振平、赵旭（2014）则认为状语分布遵循从背景到图形的顺序。英语指元状语动前动后两可，则是说话人分别采用内部和外部视角的结果（Broccias，2011）。
学界前辈和时贤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汉英指元状语位置的认识，但尚存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1）已有研究大多只是宽泛地对比英汉状语的位置，但跨语言指元状语句法位置的对比研究尚未开启（Himmelmann和Schultze-Berndt，2005：56）；2）不同观点解释相互矛盾，如张敏（2019）认为指元状语的动因为PTS，郭中（2013）认为汉语状语分布遵循距离象似性；3）鲜有从民族思维差异的视角阐释汉英指元状语句法位置分布的差异。
根据Langacker（2008a：578/2008b：81），不同语序蕴含不同意义，反映大脑提取场景要素的不同路径。的确，句法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语言单位呈现的先后语序，以及这种语序所体现的概念主体对客观场景的不同概念化顺序。再者，Humboldt（1999：81-87）的“内蕴语言形式观”（inner linguistic form）表明，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异源自不同母语者世界观的差异。本文赞同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认为语言与民族思维是表与里的关系，对比汉英句法成分的位置分布，就是对比汉英语序差异和汉英加工客观场景的概念化模式差异所反映的母语者思维差异。有鉴于此，本文以汉英指元状语的句法位置为研究对象，拟着重回答三个问题：1）汉语指元状语为何只能分布于动前一个位置？2）英语指元状语为何动前动后均可，且以动后为主？3）汉英指元状语句法位置分布的差异体现了何种认识差异？
需明了的是，语言与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这是人类语言的本质；语言与语言之间具有差异性，这也是人类语言的本质（王文斌，2019：1-2）。但是，若要透视语言的个性，我们更应关注语言之间差异性的研究。吕叔湘（1947/1982）在“例言”中指出：“要明白一种语文的文法，只有应用比较的方法。一句中国话，翻译成英语怎么说；一句英语，中国话里如何表达，这又是一种比较。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的确，单从汉语看汉语是看不清的（沈家煊，2016：239），而是应在世界语言中认识汉语。然而，指明事物的异同并不难，但追究其何以有此异同却并非易事，而这恰恰是语言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吕叔湘，引自王菊泉、郑立信，2004：1）。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思维的载体，两者的关系属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形式需要内容的支撑。研究语言的形式（即结构），难以游离于思维这一内容之外，这是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Humboldt，1999：81-87；Wierzbicka，1979：313）。换言之，一个民族的语言面貌昭显出民族的思维特质。徐通锵（2005：220）就指出，处理语法与语义的关系，需要从语法结构与思维方式彼此联系的角度去探索两种语法形成的异同；语言的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的思维方式影响，更受制于文化因素；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形成的概念也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也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的外化。季羡林（2009：2-4）对此更加明确，强调西方印欧语系与汉语是不同的，而之所以不同，其根因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因此，需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来把握汉语的特点。本文基于前人的这些观点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察，对汉英指元状语句法位置分布的差异展开对比，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汉英语言差异所反映的思维差异。本文认为，不同的语序意味着概念主体对客观场景的概念化顺序，汉英指元状语句法位置分布的差异从根源上源自汉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对同一场景不同的概念化方式，其语言结构内部所呈现出的排序差异，反映了不同母语者的时空观差异。
在此需具体交代的是，本文之所以对比汉英指元状语的句法位置分布，主要出于三点考虑：1）指元状语属于词汇，而非短语或句子，借此能排除状语的长度、语法类型等因素的干扰；2）英语单词类修饰语通常位于中心语之前，如red flower，而且指元状语在修饰形容词性成分时也是前置，如carefully rationed food，唯有在修饰动词时可前可后，且多数情况下位于动后，其隐藏于背后的表义需求值得深究；3）语义上，指元状语表示论元属性，其空间性较强，但在句法上却用来修饰时间性较强的动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语言时空性的窗口，这也是我们从时空性视角审视汉英指元状语句法位置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认为需从隐匿于背后的不同母语者认识差异来审视汉英指元状语句法位置分布的差异。
2. 汉语指元状语的位置分布
如上文所言，汉语无论是指主状语抑或指宾状语，都只能分布于动前，而英语指主状语则可分布于动前和动后，指宾状语主要分布在动后，试对比前文的例（1）和例（3），例（2）和例（4），汉英指元状语的分布可概括为表1。
更多汉语例子如下：
（5）拿到城市户口这天，姐姐高兴地哭了。（“高兴地”指向主论元“姐姐”）（CCL中文学术语料库）
（6）雅悯子孙傲慢地拒绝了使者的要求。（“傲慢地”指向主论元“雅悯子孙”）（CCL中文学术语料库）
（7）只用了不大一会的工夫，欣欣、亮亮这几个不怕冷的小朋友就高高地堆起了一个雪人。（“高高地”指向宾论元“雪人”）（郑贵友，2000：83）
（8）他脆脆地炸了一盘花生米。（“脆脆地”指向宾论元“花生米”）（陆俭明，1993：54）
这些例子进一步表明，汉语无论是指主还是指宾状语都分布在动前，指元状语能表达的意义由此呈现出不确定性（interminacy），既表示论元属性也表示行为属性，同时还强调论元属性对行为属性的影响。郑贵友（2000：3）提出的“系”的看法就是强调指元状语同时系联着句子的论元和谓语，如例（5）中，“高兴”既表示主语的情绪，还强调“高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哭”这一行为，即表示“哭”的方式，“高兴地哭”不同于“悲伤地哭”。
其次，汉语指元状语只能处于动前位置，使得它很难像英语那样关切事件发生的顺序，造成指元状语与谓语不可避免地形成逆时序的表达。在此以情绪类指元状语为例说明指元状语是否完全遵循PTS。情绪处于因果链条上，既可引发于外在刺激，也可引发某个行为，还可能伴随行为的发生（赵春利、石定栩，2011）。换言之，时间上，情绪既可先于行为，也可后于行为，还可与行为共时，例如：
（9）a. 他羞愧地涨红了脸。（CCL中文学术语料库）
b.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躺在了地板上。（CCL中文学术语料库）
c. 我焦急地等待他的到来。（CCL中文学术语料库）
（9a）表示他因羞愧而涨红脸，状语和谓语之间属因果关系；（9b）则表示他因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而惊讶，状语和谓语之间是果因关系；（9c）的“焦急”伴随着“等”。可见，无论是先于、后于还是同时，情绪类指元状语均只能位于动前。上文三例只有（9a）符合PTS，（9b）属逆时序，（9c）是伴随关系，无所谓正逆，但也只能分布在动前。
除指主状语外，汉语指宾状语也能与谓语构成逆时的果因关系。例如：
（10）张铁匠长长地打了一把刀。（郑贵友，2000：84）
例（10）中“长长地”是“打”的结果，语序上，状语和行为之间也属果因关系。卢建（2003）、张敏（2019）把例（10）的状语分析为施事在行为前设定的目标，使之遵循PTS，但例（11）却构成反例。
（11）李大爷在弥留之际，用颤抖的手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四个字。（CCL中文学术语料库）
张敏（2019）进一步提出，此时“歪歪扭扭”表示言者预期，也即说话人预计到弥留之际的“李大爷”写的字是“歪歪扭扭的”，也因此符合PTS，但语料中还存在如下句子。例如：
（12）要说修竹还真是条汉子，新屋子被烧成了一片白地，硬是没皱一下眉头，竟又在无人居住的荒岭上开地造田，还寻了块平地，结结实实地造出三间木屋来。（郑贵友，2000：78）
（13）最近，收到一位外地学者寄赠的一本厚厚的著作，扉页上竟然也龙飞凤舞地写着“赵丽宏女士雅正”，让我不知说什么好。（CCL中文学术语料库）
（12）中的“竟”表明“结结实实”在说话人的预期之外，（13）中的“竟然”表明“龙飞凤舞”也在说话人的意料之外，可见言者预期并非指宾状语成立的必要条件。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伴随关系，理论上伴随关系无所谓先后，指元状语理应动前动后均可，但汉语指元状语却依然只能位于动前，又如张敏（2019）文中的例子：
（14）a. 他幽默地回答。
b. ∗他回答幽默地。
“幽默”与“回答”属于伴随关系，但PTS却难以解释为何“幽默地”只能位于动前，而非动后，即（14b）为何不能成立。虽然该结构可以转换为补语结构“回答得很幽默”，由此符合PTS，但补语结构和状语结构属两类不同的结构，彼此不宜混淆，况且“幽默”若转换成补语，句子的意义就会发生变化，用于表达结果，其原先的伴随关系不复存在。例（15）中给出更多表示伴随关系的例子，指元状语均位于动前：
（15）a. 设若他稍微能把心放松一些，他满可以胖胖的躺在床上。（老舍《且说屋里》）
b. 汪队长高大地坐在那里，审视地看着马胜利。（柯云路《芙蓉国》）
可见，汉语指元状语与谓语既能构成因果关系，也能构成逆时序的果因关系，还能构成伴随关系，但无论是何种关系，指元状语都只能位于动前，对此PTS难以全然解释。
3. 英语指元状语的位置分布
英语状语主要有四大类：述谓状语（predicational adverbials）、引入参与者的状语（participant adverbials）、领域状语（domain adverbials）和功能性状语（functional adverbials）（Ernst，2002：9）。不同类别的状语，其位置分布往往不同，因此，分类审视其位置分布实有必要。指元状语属于述谓状语（Ernst，2002：54），主要表现为指主状语（subject-oriented adverbials），类似于上文例（4）的指宾状语其实并不多见。指主状语主要包括指施状语（agent-oriented adverbials，如cleverly、rudely）和心理态度类状语（mental-attitude adverbials，如calmly、sadly）。Jackendoff（1972：49）把状语可分布的位置大致分为句首、句中（主语和动词之间）和句末，例（16）中分别用下标符号1、2、3表示。指元状语均能分布于三个位置，例如：
（16）(Clumsily,)1 John (clumsily)2 dropped his cup of coffee (clumsily)3.（Jakendoff，1972：49）
下文的讨论暂不考虑句首（位置1）指元状语，仅聚焦于位置2和3的句内指元状语，因句首指元状语多受语用影响（Ernst，2004：124；García Núñez，2002：313），且历史上，其产生晚于句内指元状语（Swan，1997：183-184），句内指元状语具有基础性地位。
英语指元状语位置不同，其突显的意义也不同。句内指元状语可以动词为轴心区分为动 前和动后指元状语，例（17）中分别表示为位置1和2。学界普遍认可动前指元状语突显论元属性，动后指元状语则突显行为属性，表示方式义。例如：
（17）a. Alice cleverly1 answered stupidly2 in order to keep identity secret.（Ernst，2002：56）
b. Alice stupidly1 answered cleverly2 in order to keep identity secret.（Ernst，2002：56）
（18）Claire (reluctantly)1 went to school (reluctantly)2.（Mainborn和Schäfer，2011：9）
（17a）中cleverly突显Alice的智力，可复述为It was clever of Alic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stupidly，而stupidly是行为方式，表示Alice的行为展现出愚蠢的特点，可复述为Alice’s answering the question manifested the quality of stupidity，如回答得“磕磕巴巴、前后矛盾”等（Ernst，2002：56），整句话可汉译为“为了保守她的秘密身份，聪明的爱丽丝愚蠢地回答”，很难把两个状语都译为汉语状语“∗为了保守她的秘密身份，爱丽丝聪明地、愚蠢地回答”。（17b）把cleverly和stupidly的顺序彼此调换，句子意思就完全相反。英语动前指元状语表示论元属性，这从其汉译多实现为定语也可看出。这说明英语指元状语的两个位置分工明确，即便是两个意义相反的词分别进入这两个位置，也不会产生语义矛盾。其中，动前指元状语与主论元的联系更紧密，而动后指元状语与行为联系更紧密，与主论元无必然联系：如（17a）中表现得愚蠢不一定真愚蠢，该现象被称为动后指元状语的不透明性（opacity）（Geuder，2000：21；Ernst，2002：56等）。例（18）的解读与此类同。
英语指元状语虽可位于动前或动后，但彼此的作用并不相同。Geuder（2004：143）、Broccias（2011：71）、Killie（2014：14）和Hummel（2018：426）等的研究发现：动后状语是英语指元状语的原型用法（prototype）。历史上，动前状语的产生晚于动后状语，是动后指元状语的衍生性用法（Swan，1997：184）。使用频率上，动后指元状语也远高于动前。根据Ernst（2002：54）和Geuder（2000），英语指元状语主要表示主论元的智力属性如例（17）、情绪／态度属性如下文的例（19），以及少量宾语的评价属性如例（4）。我们在上述类型中各择取一个，分别是stupidly、angrily和beautifully，输入COCA语料库中检索，每个单词随机筛选1000条语料，剔除句首状语和状语修饰形容词等情况，这三个单词在动前和动后的分布频率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英语指元状语分布于动后的频率远高于动前。总之，动后指元状语比动前指元状语更为基础。
除区分指元状语的意义外，动前和动后位置还使得英语句子的语序更符合PTS。在此也以情绪类指元状语为例，例如：
（19）a. John angrily left the meeting.
b. He read the review angrily.
c. I hungrily opened the fridge.
d. He sadly discovered that the solution was incorrect.
e. I kept shouting at him angrily.（Geuder，2000：193－200）
根据Geuder（2000：204）、Austin等（2004：21）、Himmelmann和Schultze-Berndt（2005：9）、Broccias（2011：72、76）、Matsuoka（2013：591）等，英语情绪类状语遵循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19a）表示他因愤怒而离开会议，（19b）则是他因读了评论感到生气，angrily在这两个句子中 分别表示原因和结果，分布在动前和动后，都遵循了PTS。（19c）则表示动机关系（motive relation）（Geuder，2004：149），因饥饿而打开冰箱，其分布仍遵循PTS。如果动后成分过长，状语则可能分布在动词前，如（19d）（Austin等，2004：21；Geuder，2004：143）。然而，就总体而言，英语情绪状语的分布遵循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有意思的是，在不表示先后顺序的伴随关系中，情绪虽与行为共时，但状语多位于动后，表方式义，如（19e），这再次说明英语指元状语以突显行为属性为主。除情绪属性外，Broccias（2011）基于认知语法的分析发现，英语其他类型的动前指元状语的产生，源自说话人采取内部视角，多解读为引发行为的原因；而动后指元状语则是说话人采取外部视角，观察行为之后得出的结论，多解读为行为方式或结果。两者的分布均符合PTS。再者，英语指宾状语多表示行为的结果（Quirk等，1985：56；Geuder，2000：69-100；Broccias，2004：104），一般都位于动后，罕见位于动前，也可视为对PTS的遵守，如例（4）。总之，英语指元状语虽动前动后均可，但以动后为主；两个位置也使得指元状语的分布能更好地遵循PTS，这与Langacker（1995：2006）提及的英语在默认情况下遵循PTS的观点一致。
综上，汉语指元状语只能分布在动前，状语意义具有不确定性，而英语指元状语可分布于动前或动后，分工明确，语义清晰。在此需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汉语指元状语位置所对应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而英语指元状语的位置与其表达的意义却往往是一一对应？显然，这与汉英指元状语可允准的句法分布位置的数量有关。因此，究问英语指元状语有两个位置而汉语的却只有一个位置的根由，是解答谜底的关键。
4. 汉英指元状语位置差异的阐释
本节拟基于认知语法，分析汉英指元状语句法位置分布差异的认知动因及其底伏（underlying）的汉英思维差异。这可分两个层面讨论：一是汉英指元状语位置分布数量的差异；二是汉英指元状语位置选择的偏好。本文认为这两个方面都表明汉语指元状语极力压缩动词的动性，而英语指元状语则是尽量保留动词的动性。
根据Langacker（2008a：574-576），动词在句中的动性强弱与三个因素相关，即心理模拟（mental simulation）、从属关系（subordination）和固化程度（entrenchment）。其中前两者与本文直接相关。心理模拟是指脱离客观场景而还原事件的认知过程，可细分为两种方式：一是观影式的顺序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二是观图式的整体扫描（summary scanning；Langacker，1995：175）。顺序扫描对行为的还原度较高，此时动词的动性最强，而整体扫描会挤压事件的时间（temporal compression），每个过程逐步累积（summation），直至事件整体同步出现，动词的动性较弱。从属关系是指一个单位是否从属于另一个更大的单位，这关系到其原型特征能否得到保留。下文的分析将显示，汉英指元状语的数量差异主要跟第一个因素相关，而两者位置 选择的偏好主要跟第二个因素相关。
4.1 汉英指元状语分布位置的数量差异
汉语没有分裂出能分布于动前和动后两个位置的指元状语，动前位置既能表示论元属性，也能表示行为属性，这说明与英语不同，汉语没有精确区分论元属性和行为属性义的表义需求。这恐怕是汉语研究界产生关于指元状语指向模糊性分歧的主要因由。一部分学者认为指元状语只能表示论元属性（董金环，1991；张力军，1990），如陆俭明（1993：58）提出在“老伯爵客客气气地劝说着尼古拉”中，“客客气气”在语义上只指向主语“老伯爵”。而另一些学者提出，指元状语表达论元属性的同时，也表达行为属性（郑贵友，2000；田赟宗，2007），如沈家煊（2016：258）认为在“李大可怜巴巴的说”这句话中，到底是说的人可怜巴巴还是说的样子可怜巴巴，是说不清楚的。
前一种观点认为指元状语只能指向论元，多半是从词汇层面关注指元状语与论元的兼容性，却忽视了句法层面指元状语对动词的修饰作用。其实，句法关系也是一种语义关系（沈家煊，2016：378），只不过是更高层次的抽象的语义关系。因此，我们更赞同后一种观点，指元状语同时指向论元和行为，即同时表达论元属性和行为属性。这说明汉语母语者倾向于把论元属性和行为属性视为一体，不区分两者，更注重两者的整体关联。整体地观察世界是汉语母语者长期积淀成习的思维方式，其本质就是空间性思维（王文斌，2019：88、118），正如Langacker（2008b：104）所言，认知意义上的物（thing），其产生源于人们能看到两个事体之间的相似性，并将它视为整体，从而参与到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higher-order conceptualization）。值得注意的是，汉语母语者不论是对物本身还是对物与事之间的整体观照，都是空间性思维的体现。汉语指元状语的论元属性和行为属性的混合是空间性思维的产物。
前文已提及，汉语因指元状语只有一个位置，不仅混合了论元属性和行为属性，甚至还可表达逆时序的果因关系。这表明比起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汉语更强调论元属性和行为属性的关联，哪怕这种关联的表达有违PTS。因此，汉语是以整体扫描的方式加工指元状语，因为只有在整体扫描中，说话人才能关注论元属性与行为属性的关联。在整体扫描模式下，事件各 要素同时处于激活状态（Langacker，2008b：111）。此时，认知加工的视窗较大，视窗的更迭频率降低（Langacker，2012：6），事件的动态性随之降低。据此，汉语指元状语加工的视窗图如下：
图1中的方框代表视窗，该图表示汉语指宾状语的加工仅在一个视窗中完成，因为“脆脆地”所指对象的确定，必须要把整个句子加工完毕才能实现。虽然上图展示的是指宾状语的加工，但由于汉语的状语位置可表达多重关系（因果、果因、影响、伴随等），有的甚至可能同时指向主论元、宾论元和谓语动词，如郑贵友（2000：155）所说的主动宾三系状语：
（20）小张漂漂亮亮地穿了一套时新的西装。
因此，要计算出指元状语与论元和动词的关系，必须对句子实行整体加工。与此相应，听话人在听到指元状语后，并不急于将其归为主语或宾语的属性，而是完成整个句子的加工之后再确认其所指对象及两者的关系，这与沈家煊（2019：82）论述对言构式的加工“听话人要瞻前顾后，不能偏向哪一方，更不能上下割裂开来”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与代词先行词的确认类似，都是采用整体加工模式（globally invoked；Langacker，2016：6），只是汉语指元状语指向对象的确认并无英语代词那样的显性手段可以依仗。整体扫描把事件识解为具有完型的物体，表达事件的动词动态性降低，这是强空间性思维的体现。
虽然汉语指元状语既能表示论元属性又能表示行为属性，但论元属性义的突显度高于行为属性义。汉语语法研究曾就指元状语的句法属性产生过争论，即它是定语还是状语。潘晓东（1981）、张静（1986：380）、范开泰（1988）等把例（21）视为定语前置现象：
（21）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饭，又酽酽的喝了几碗茶。（潘晓东，1981）
已有研究敏锐地捕捉到，汉语形容词做状语时其论元属性义仍十分显豁，并未因位置的变化产生太多意义的改变。或许是受印欧语分析框架的影响，囿于形式和意义的对应关系才提出“定语说”。
另外，汉语指元形容词充当状语时，句法上并不需要转化为副词。汉语的形容词具备做状语的功能（朱德熙，1985：5；沈家煊，2016：278），因此，指元状语所表示的论元属性义仍然十分彰显。杨静（2017）发现，除了少量具有量度意义的形容词被副词化（如“浅浅、大大、深深”）外，多数形容词都未被副词化。这与英语明显不同，英语做状语的述谓形容词都需要添加-ly转化为副词，而且还可能被次生语法化（secondary grammaticalization；Killie，2014）为程度副词（intensifiers；Nevalainen，1997：148），例如：
（22）a. I am seriously considering making a permanent move to this neighborhood.（COCA英文学术语料库）
b. Dental disease can make you seriously ill.（COCA英文学术语料库）
（23）a. 我认真地思考了几天，觉得有三个因素不宜这样做。（CCL中文学术语料库）
b. *他认真地病了。
（22b）的seriously不表示认真，而是表示程度，类似的例子还有bitterly、strongly、charmingly、beautifully等都会发生次生语法化，更多例证相见Bolinger（1972：242）和Barbara（1970：138）；而汉语中的“认真”却不大可能会发生此类变化，所以（23b）不合格。论元属性的空间性强于行为属性，但以论元属性见强，这也是空间思维强势的表现。
英语采用两个状语位置分别突显论元属性和行为属性，说明英语母语者的思维倾向于将两者区分开来，即在英语母语者的概念系统中，论元属性是论元属性，行为属性是行为属性。从时空性的角度看，这昭显出英语母语者概念系统中时间和空间的区分度大。其实，不论是此处所述的论元属性和行为属性的分立，以及上文述及的指元状语指向的分立，还是学界讨论较多的名词和动词分立、形容词和副词分立以及状语和定语分立（沈家煊，2016：2、280、281），本质上都是英语时间和空间的分立。此外，无论是已有研究（Broccias，2011：84等）还是上文所交代的语料调查，都表明英语指元状语更倾向于动后位置，表达行为属性，这为指元状语的次生语法化提供了语义和句法基础，也说明尽管形式上英语指元状语存在分工明确的两个位置，但在使用中它多半出现于动后，突显行为属性义，反映出其强时间性。总之，英语指元状语两个位置的分布体现了英语母语者的时空分立，且更偏向于时间性的思维倾向。
其实，英语存在两个指元状语的位置，不仅可使论元属性和行为属性分立，还能使整个句子的分布更符合PTS。Broccias（2011）从认知语法角度发现，英语指元状语位于动前时，说话人视之为引发行为的原因，符合PTS，位于动后则是说话人基于外部视角在行为完成后总结的特征，既可被解读为行为方式，也可被解读为行为结果，均符合PTS。这表明英语母语者是以顺序扫描的方式加工事件。顺序扫描是一种局部关联（local connections），强调指元状语引发动词，动词引发指元状语的时间先后顺序。根据Langacker（2012：5），关注局部的加工模式的视窗较小，视窗之间的转换频繁，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也不会受到挤压，表达事件的动词动态性较强。据此，上文例（17a）的加工视窗可借用图2表示：
图2中i代表第一个视窗，i＋1代表i之后的第二个视窗。两个视窗表示英语指元状语与谓词关联的解读在局部语境内就能完成，无需完成对整个句子的扫描。
总之，汉语指元状语只能分布在动前，论元属性义和行为属性义混合，且论元属性义更显著，这说明比起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汉语母语者更注重论元属性和行为的关联，以整体扫描的方式加工事件，加工视窗较大，视窗转换频率低，事件的动性受到挤压。英语指元状语可分布在两个位置，分别表征论元属性和行为属性，且更偏重于行为属性，在体现英语母语者时空概念分立的同时，也更便于展现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这说明英语母语者以顺序扫描的方式加工事件，加工视窗较小，视窗转换频繁，动词动性得到突显。然而，正如Langacker（2008b：111）所强调的，顺序和整体扫描并不是彼此截然区分，汉英指元状语的时空差异亦并非绝对，但显而易见的是，英语时间性更强，而汉语的空间性更强（Wang和Liu，2020：2）。上述解释只能说明英语有两个位置而汉语只有一个位置的缘由，却仍难以说明汉语指元状语位于动前的原因，即为何汉语不像英语那样选择动后位置。下文分析汉英指元状语位置选择偏好的动因。
4.2 汉英指元状语位置选择的偏好
如上文所述，影响动词动性的第二个要素是它是否从属于另一成分。根据Langacker（2008a：576），一个成分单独出现时最能展现其典型属性，如若从属于另一单位，其概念义会受到磨损和挤压（attenuated and compressed）。从属是指一个单位是否属于另一个复合单位的组成部分，如名词plate单独出现时，其离散性最强，若变成复数形式plates，其离散性降低。Langacker（2008a：576）提出，动词也会发生相类的效应：动词单独出现时，其动性最强，具有内在的时序性（inherent sequentiality）；但若用不定式或动名词，则动性减弱。然而，Langacker对动词动性的关注仅局限于时体层面，尚未论及动词受状语修饰时，其动性是否减弱的问题，但本文认为情况同样如此。
早期认知语法（Langacker，2008b：202-205）对修饰语的解释如下：修饰语的概念结构中包含一个抽象的概念次生结构（substructure），需要被详释（elaboration），中心语填入该详释位，从而与修饰语整合形成整体修饰结构。这种处理有两个弊端：第一，未注意到中心语在与修饰语的互动中，也会产生概念结构的调整。张翼（2016）在解释汉语名词修饰动词时就提出，动词的相关概念结构也要调整，才能取得与名词语义的对应关系。动词的概念结构中包含工具、方式、处所和时间等概念次生结构，名词修饰动词时，激活了动词的上述意义维度。根据Langacker（2008a：576）的上述观点可推，汉语中受名词修饰的动词突显与名词相关的意义，其动性降低，随之带来其及物性降低，不带宾语就是表现，如张翼提供的例子：“电话联系、感情用事、好言相劝”等。第二，这一方案还忽略了前、后置修饰语的差异（Broccias，2011：72），英语指元状语虽可位于动前和动后，但位置不同，意义也不同。本文认为，张翼（2016）关于“汉语动词受名词状语修饰时，动词的相关概念维度做出调整”的分析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汉语的名词状语为前置修饰语，而在后置修饰语结构中，则应该是修饰语做出相应调整。换言之，前、后置修饰语对中心语的概念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文认为，前置修饰语比后置修饰语对动词概念结构的调整更直接，对动词的时间性挤压也更强。正如Bolinger（1952：288）所言，前置状语会让后续成分带上状语的语义色彩（colors everything that follows）。Langacker（2016、2019）最新发展的基线和详释（Baseline and Elaboration）框架提出，在句法和语篇层面，相邻单位之间存在概念义的重合。前一个语言单位是基线，后一个语言单位是详释。前一单位激活后一单位的相关重合信息，因此前者是后者解读的基础。据此，动前指元状语是基线，动词是详释，此时动词需作相应的概念调整，以取得和指元状语的语义对应，调整后动词突显论元属性，其动性降低。然而，若指元状语分布在动后，则动词是基线，指元状语是详释，此时指元状语调整概念结构，突显动作属性，获取与动词的语义对应，动词的动性得以保留，指元状语的空间性受到挤压。可见，两类加工模式给动词和指元状语带来不同的效应。英语指元状语虽动前和动后均可，但它更倾向于动后，这是挤压论元属性，也即挤压空间性，突显行为属性，也即突显时间性的模式。汉语指元状语只能分布在动前，则是去时间化，是突显论元属性的空间性思维的结果。下文例（24）和（25）均是对类似场景的描述，但汉语指元状语只能分布在动前，说明汉语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削弱动词的动 性，使之产生概念上的物化（conceptual reification；Langacker，2008b：105），挤压动词动性，这是强空间性思维的结果。例（25）两个英语例子的对比最能说明问题，（25a）强调事件的变化，（25b）则把事件物化为整体。在此过程中，dangerous的词缀和位置都发生了变化：
（24）中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在经过峡口时，大都这样危险地进行着低空观察飞行。（CCL中文学术语料库）
（25）a. I don’t have to drive dangerously to make a living.（COCA英文学术语料库）
b. Thankfully no one was injured or killed by this dangerous driving.（COCA英文学术语料库）
（26）He presents a dangerously flawed understanding.（COCA英文学术语料库）
对于-ly是否改变指元形容词的意义，英语学界仍存争议（详见Geuder，2000：36-46），对此我们将另文讨论，本文仅关注修饰语的位置。在突显时间性的动词结构（25a）中，dangerously位于中心语之后；而在突显空间性的名词结构（25b）中，dangerous位于中心语之前。（26）中dangerously虽做状语，但却位于中心语之前，不能说成∗flawed dangerously understanding。这是因为分词不具时间性（atemporal；Langacker，2008b：124），此时状语便无后置的必要。这表明动后修饰语能更好地保留动词的动性，而当中心语是名词、形容词和分词时，则无此需求，因而就采用前置修饰语。Nakamura（1997：267-269）也发现，英语动后指元状语的时间性强于动前指元状语，但他未曾解释英语状语后置的缘由。本文认为，这是英语突显动词动性的表现，是时间性思维的产物。可见，汉语选择动前位置是为了挤压时间性，突显空间性，而英语动前动后均可，而且还更倾向于动后，是为了突显时间性。
5. 结语
综合上文分析，在此对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出的三个问题回答如下：
第一，汉语指元状语只能分布在动前一个位置，说明汉语将论元属性与行为属性混合为一体，且其论元属性更显著。此外，指元状语只有一个句法位置使得汉语不可避免地出现逆时的“果因关系”，说明汉语母语者更关切论元属性和行为属性的关联，而非事件的先后顺序。关联思维是整体扫描模式的结果，该模式是一种去时间性的操作。再者，选择动前位置使得动词作出概念结构调整，突显论元属性义，挤压动词的动性。
第二，英语指元状语有两个位置，分工明确，且更倾向于分布在动后，表明英语时空分立，且更倾向于突显动词属性，即时间性。其次，两个位置便于表达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说明英语母语者惯于使用顺序扫描方式加工事件。再次，动后位置更易保存动词的动性。
第三，汉英指元状语的分布差异体现了汉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对空间和时间的不同顾重（王文斌，2019：74），英语母语者在认知世界时具有时间取向，而汉语母语者在认知世界时则具有空间取向。
本文发表于《中国语文》2022年第3期第368—381页。由于篇幅所限，注释和参考文献已省略。
作者简介
王文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英汉语言对比与语言教学、词汇语义学。
杨静，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英汉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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