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扼隘图》与近代海疆思想的萌芽
任昳霏
摘要:
国家图书馆藏《江海扼隘图》，是嘉庆十四年（1809年）由贡生高培源所绘。此图采用示意与形象画法相结合的方式，绘制长江入海口的江海形势，反映了嘉庆年间长江口沿岸及近海岛屿的江防海防要塞及各营驻防布局情况。图上要塞布防以缉盗为中心，为主政者提供参考。同时，此图还标绘了长江口沿江的河流走势、港口位置及近海岛屿航路，反映了绘图者主张“海运不可废”的观点，是道光年间重开海运的重要参考。嘉庆年间，清朝已经开始迈入由王朝帝国向主权国家转变的历史阶段。《江海扼隘图》反映了传统筹海思想中出现的早期海疆主权意识的萌芽，是研究近代国家转型和海疆观念形成的经典个案。
关键词：《江海扼隘图》;高培源;筹海思想;海疆
1 引子
《江海扼隘图》一轴，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单色绘本，高培源绘，幅面展开横向长173厘米，纵向宽39.8厘米。此图采用示意与形象画法相结合的绘图方式，绘制西起长江入海口两岸苏州府福山镇（今属常熟市）、通州狼山镇（今属南通市崇川区），东到舟山群岛北端，嵊泗列岛最东端的尽山、陈钱山（今属嵊泗县嵊山岛），北至廖角嘴（今启东市北吕四场东），南达金山卫与乍浦营交界处的海陆形势。卷首有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题写的图名，图末有嘉庆年间陈廷庆、王蔚宗等人跋文十八篇。2013 年，《江海扼隘图》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
图1 江海扼隘图（局部）
《江海扼隘图》既不是典型的海防图，也不是航海图，而是将海防与航海地图中的军事、交通等要素一并绘制，形成一幅展现长江口海陆形势全景的海疆地图。此图遵循上南下北的图向，重点标绘长江入海口的两岸走势及海口、近海的沙洲岛屿分布情况。其画法与现代地图类似。图中，长江口两岸的海岸线、汇入河口的河道、岸边港口、河口沙洲等要素都用简单的线条绘制。陆上城池、小山、炮台也用近似图例的符号表示，仅有岛屿小山和江海水面采用山脉和水波纹的形象画法，点缀其中。《江海扼隘图》对地理要素的简单画法，与大篇幅繁复的文字标注形成强烈的反差。长江口两岸和崇明岛驻守的墩台汛地、港口炮台均一一标注。陆上城池和海上岛屿旁空白处，附有成篇的文字说明，记录地形地势、道路里程、历史沿革、军事驻防及水路航道等信息。这些成篇的图说包括《福山城记略》《福山记略》《常熟昭文记略》《苏州府抚标记略》《大羊山记》《小羊山记》等等。这些文字说明几乎涵盖了长江口所属府州县域和军事辖区的基本情况，内容十分丰富。除此之外， 在航线途经的岛屿、沿岸军事重地、重要港口以及陆上河流沿线等处，还有简短的文字说明。画面左侧另有总说一篇，记录江南海备的整体格局。
《江海扼隘图》对长江口的描绘，体现了嘉庆年间长江口地区海防布局的真实情况，也反映了清代中期清廷对海疆管理的普遍认识。长江口既是沟通沿海各地的中心，又是沿江进入内陆的重要水道，在清廷的沿海防御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江海扼隘图》对长江口的画法，以及这幅地图反映出来的海疆思想与传统海防图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引发笔者如下层面的思考。
第一，就《江海扼隘图》与传统海防图的图像差异去考察。首先，从《江海扼隘图》的地图命名来看，绘图者将这幅地图当成是传统的海防地图。但这幅地图用三分之二的幅面来展现东海近海区域及海上诸岛，与传统海防图大相径庭。在更早的明清海防图中，近海区域并不会作为重点加以描绘，也不会占据大量幅面。《江海扼隘图》的命名，与地图所绘的内容有一定偏差。其次，《江海扼隘图》采用上南下北的图向，画面描绘江海与陆地，示意性明显。这与传统海防图陆地在下，海洋在上，视角不断变换的形象画法差异明显。此图将延续了数百年的海防图视角抛弃，转而采用更直观简洁的视角来表现海陆关系。
第二，《江海扼隘图》既继承了传统海防思想，又显示出初步的海疆思想和海运设想，体现了嘉庆年间士人阶层对海权观念的认识，也反映出他们对国家转型的种种思考。明清以来，在禁锢的海洋观念和传统筹海思想中，开始酝酿新的海疆观念。传统筹海思想逐渐向近代具有主权意识的海疆思想过渡。
第三，嘉庆年间，清帝国面临的社会危机已经显现。闭关锁国的清帝国开始谋求转型。在漕运举步维艰和列强环伺的背景下，士人阶层开始有意识地重视帝国疆域之内的防御重点。这些防御重点也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前沿。在海防与海运思想的激烈碰撞下，具有主权意识的海疆观念开始形成。《江海扼隘图》反映了嘉庆年间海疆思想形成过程的萌芽状态。与此同时，传统王朝帝国也完成了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转变。
以往学术界对海疆图的研究，集中在明清海防图的个案研究，以及海防图的谱系演变等方面。清中期以后的海陆形势地图，并不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清乾隆、嘉庆年间，随着西方殖民文化的渗透，清廷开始有意识地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予以回应。嘉庆年间，东南沿海有“艇盗之扰”，清朝主政者仍以传统海防思想去应对。身处江南地带的士人阶层，对长江口的海陆形势体会更加深刻，在为主政者提供海防策略的同时，也将他们对江海形势的理解融入策论之中。《江海扼隘图》就是在传统王朝帝国向近代主权国家过渡阶段士人绘制的具有初步主权意识的海疆地图。通过《江海扼隘图》的个案分析，可以反映嘉庆年间海疆观念形成的历史进程，从而引发学术界对清代海疆观念的进一步思考。
2 《江海扼隘图》与嘉庆年间的开海之争
传统中国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内向型文化，由此形成了“重陆轻海”的观念，并不断强化。在王朝帝国“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下，土地是人们观念中最看重的疆域，而海洋大都作为陆地的边界来看待。比如《尚书·禹贡》提到的“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就是将海与流沙视为当时天下的边界。将海视为陆地边界的观念，一直影响着后世王朝主政者的思想。
明初洪武年间，为防止旧朝余党和海盗滋扰，朱元璋下令实施海禁。由此开始，明清两朝海禁政策持续近500 年。清朝前期，海禁政策随着漕运阻滞而有所松动，海运之议在朝中渐起。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江浙沿海诸省开海禁之令，允许商人出海从事贸易活动。虽然海运贸易仍有诸多限制，但开海运还是让主政者看到了切实变化，于国于民皆有裨益。康雍乾三朝，当漕运受阻之时，朝臣就有漕粮海运的提议。漕运与海运的争议持续不断。明清以来，固有的漕运思想和运河沿岸的利益纠葛，严重影响了漕粮海运的历史进程。嘉庆年间，黄河水患频发，漕运会通河段经常淤塞，江南漕粮无法抵运京师，朝中议行海运。嘉庆九年（1804 年）正月，因嘉庆八年（1803 年） 河南衡家楼黄河漫溢，黄运交汇处淤堵，给事中萧芝陈请采买海运。嘉庆皇帝将海运之议发交江浙各处督抚，并下谕不许心存成见表达观点。以阮元为代表的封疆大吏以海道险远，不敢轻试，以现无旧办章程堪以循照等原因，否决海运之议。漕粮北运仍以治理运河水路、快速恢复漕河运道为首选。当年十月，因洪泽湖水弱，无法冲刷黄河带入运河河道的泥沙，七省粮船，全部停滞。在加紧治理运河的同时，浙江巡抚阮元暗筹海运，终因运河河道复通而搁置。此次暗筹海运，让阮元意识到海运的重要性，遂将筹划海运方案汇成《海运考》，以备参考。嘉庆十五年（1810 年）二月，海运之议再起。漕运阻滞频繁，嘉庆皇帝不得不考虑后备转运方案。此时，由于已开海禁多年，江浙各海口均有北上贩运粮食的商船，其熟悉海运情形。于是，嘉庆皇帝下谕，命松筠、章煦等人考察出海之路，可将该年漕粮交由商船转运试行，以观成效。同年四月，江苏巡抚章煦上奏筹议海运之事，以商船构造、转运费用等为由，认为海运弊端太多，无法成行。嘉庆十六年（1812 年）三月， 两江总督勒保等人商议后，上疏海运不可行者十二事。嘉庆年间第二次议行海运就此终止。嘉庆年间二次议行海运期间，从两江总督勒保、江苏巡抚章煦奉旨筹办海运，到上疏海运无法成行，前后共历时三个月。
《江海扼隘图》的作者高培源是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他长期生活在长江口周边，深感海运之利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在嘉庆年间二次议行海运期间，在地方主政者派人考察长江口两岸的出海水路通道之前，高培源已有意识地考察长江入海的水路通道，并着手绘制地图。考察海运水路之后，高培源以“海运不可废”立论，于嘉庆十五年（1811 年）创作《海运备采》十四卷，将筹办海运的相关事宜逐一论证，进呈地方主政者。《独学庐三稿》对此事曾有记载：“上年峰值之后，臣章煦即委新阳县丞程志忠亲历海洋，勘道路，绘图贴说，奏呈御览。近日，臣勒保又访得青浦县贡生高培源著有《海运备采》一书。臣等取书查阅其所载海运源流本末甚详，所言应行事宜亦甚周备。”高培源以贡生身份参与筹办海运之议，并提出系统的时政意见，给主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培源自幼失去父亲，由母亲抚养长大。g母亲席氏倾尽全力，以儒家思想培育幼子。求学期间， 高培源师从乾隆年间名臣王昶，后来以贡生身份参与政事，特别是与松江府有关的事务。高培源曾参与嘉庆年间《松江府志》的修纂工作，被时任府志总纂官莫晋称赞为“良史才，通达时务”。嘉庆年间《松江府志》刊刻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此时，高培源早已多次实地踏案松江府辖境山川形势，也曾出海记录长江口海陆形势，成为《松江府志》所载舆图的绘图人。作为地方志的修纂生员，高培源能得到总纂官的高度评价，与他常年的工作成绩是分不开的。在参与《松江府志》的修纂之前，高培源“通达时务”的特长早已显现。
根据《江海扼隘图》总说“是图始绘于乙丑岁，迄今五祀余”得知，此图的创作时间始于嘉庆九年（1804 年），历时五年，至嘉庆十四年（1809 年）十月最终完成。这与嘉庆年间朝中两次议行海运的时间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当朝中重臣重提议行海运之事时，作为地方主政者的参谋，高培源将自己对长江口筹海形势的理解，绘成地图，以供参考。
《江海扼隘图》的画法，反映出嘉庆年间士人阶层对长江口区域防御体系的认识，同时也包含了近代海权意识和海疆思想的萌芽。在海运廷议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江海扼隘图》仍以长江口各处江防、海防要塞作为绘图重点，主要绘制长江口区域的水陆形势。同时，对河口防御薄弱的地点，人迹罕至的岛屿、沙洲进行细致标绘，以备海防所用。以海防为首要目的的地图表达，反映了嘉庆年间放弃对近海区域的控制、守住海口、加强内河防御等传统海防思想。然而，在这幅以传统筹海思想为基础的地图里，却显示出一些不同于海防图的地图表达。高培源将实地考察的长江口岛屿、水路等信息采用相对隐晦的方式也一并绘在图上，实际上是在暗筹海运，表达与传统筹海思想截然不同的开海思想，为主政者提供可供参考的倾向性政见。虽然，嘉庆年间议行海运之事终未达成，但道光年间先后两次重开海运的方案，均与高培源所著《海运备采》的提议相同。高培源所论海运之议和绘制的水路地图，也成为道光年间重开海运的重要参考。
至此，高培源绘制《江海扼隘图》的背景逐渐清晰。嘉庆年间，清廷逐渐加强以吴淞口为中心的区域管理，增设驻防，建立县治。无论是设立营汛驻防，还是建立地方治所，都需要掌握详尽的长江口两岸及水路航道的地理情况。高培源基于对长江口的考察，最终完成的这幅地图不仅仅反映了长江口的地理形势，还为主政者决策提供详细的参考。两次游历长江口的经历，又是在嘉庆年间议行海运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些处在萌芽阶段的开海思想，与传统筹海思想大相径庭， 成为后来高培源书写《海运备采》、修纂《松江府志》的基础。《江海扼隘图》对放洋航路的说明，其实已经明确表达了高培源“海运不可废”的观点，也成为上疏《海运论》的基础。
3 《江海扼隘图》反映的长江口海陆形势与近代海疆思想的萌芽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之下才开始被迫思考国家海权的问题。其实在嘉庆年间两次筹议海运之时，士人阶层特别是生活在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意识到海洋实际控制权和利用权对于国家的意义。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海禁政策名存实亡至逐渐废止。虽然在长期的海禁过程中，偶尔出现海禁松弛的短暂局面，但禁海是主流，所以在明清时期所绘的海图中，守卫陆疆安全的海防图是绝对的主体。《江海扼隘图》打破了以往海防类地图的画法，将江防、海防、海运三大主题，与长江口的海陆形势结合起来。其中，江防部分继承了“重陆轻海”的传统防御思想；海防部分将防御体系扩展到近海岛屿，显示出王朝国家对近海海域实际控制权；海运部分将元代海运路线进行优化，重新规划海运航路。近海岛屿防御体系与海运航路的构建，都与近代海权思想和海疆观念的形成有一定关联，可以看作近代海疆观念的萌芽。
《江海扼隘图》总说，开篇介绍长江入海口的地理形势，之后陈述明清时期海陆要塞和布防情况，然后用大篇幅说明嘉庆年间海陆驻防情况，最后记录绘图目的和考察经历。在行文各处穿插记述长江口至尽山放洋航路沿途的沙洲淤积、靠岸港口、水路枢纽形势，以备航运参考。《江海扼隘图》的绘图缘起，与嘉庆年间增添吴淞口岸的驻防兵力并设川沙之治直接相关。在增兵增设建置的过程中，需要详细考察并记录辖境的山川地势。高培源接受了地方主政官员希望绘制一幅可供管理者参考的地图的托付。因此，高培源开始了以记录江海形势为目的的游历考察。五年时间，他两次实地考察长江口放洋水道，广泛收集历史掌故，亲身感受各地风土人情。航路上的岛屿、沙礁、墩堡、关津，均亲身所见，一一记录。游历期间，高培源还与当地士大夫一同游览，听取他们的观点， 并收集生活在村舍中普通百姓的见闻。游历之后，绘就地图一幅，却因图幅较窄，无法承载如此丰富的考察内容，于是重新绘制，将考察内容一并写于图上。
《江海扼隘图》以长江口南北两岸海岸线为界，可以大致划分为江和海两部分。东半部为海，主要绘制各处岛屿，并标注与岛屿有关的航路信息，以海上航行作为说明重点。西半部为江，主要绘制沿江陆地和沙洲分布，并标注地方建置、驻防营汛等信息，以海防江防布设为说明重点。将画面一字展开，本文分述地图江防、海防和海运形势如下。
3.1 江防
长江口的江海形势之于明清政权都至关重要。无数官宦儒生以江海形势立论，表达对长江口军事防御的看法。在传统重陆轻海观念的影响下，士人长期认为江防重于海防。《江海扼隘图》对江防的理解，与传统筹海观念基本保持一致。长江口的军事防御也是依照江防重于海防的观念布设的。明嘉靖年间抗倭英雄唐顺之曾总结长江口形势，认为福山、狼山隔江相对，是陆上江防的第二重门户。乾隆年间，郭起元所作《吴中江海形势说》继承了唐顺之的观点，认为防汛之法，在先知由海入江之门户。廖角嘴处，两沙相对，是江防的第一重门户；狼山、福山相对，是第二重；江、靖两邑相对，为第三重；圌山、永生洲相对，为第四重。江防应在四重门户重点布设。《江海扼隘图》对江防区域的绘制，集中在前两重门户。相对而言，对第一重门户长江口南岸区域表现最为详细。由此可知，高培源对以往的江防布防持肯定态度。道光年间，著名的海防述论大都持这种观点。比如，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陈述江海守备观念，认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近代以来，清廷重新筹议江海交汇处的江防布设，但以往在抗倭缉盗思想的影响下积累的经验并未能提供借鉴，因为来犯之敌已经变成了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列强。
图中以廖角嘴、崇明岛、大泐口连线作为江海分界，可见《江海扼隘图》描绘长江口之内的江防情形。地图之上，长江口南北两岸标绘重点有所不同。长江南岸，沿江一线标注的是军事驻防墩台名称。长江北岸，虽同样有沿江墩台驻防，但沿江一线标注的是河港名称。河港与墩台同样有防兵驻守，以示江防布设之严密。但南岸和崇明岛上的驻防密度明显高于北岸。这也表示长江口的江防海防以南岸为重点。
嘉庆年间，长江口第一重门户和崇明岛两侧水道，都由太仓州管辖。其中，崇明岛南侧水道， 沙洲较少，大船易行，水路畅通，又因吴淞口、刘河口有黄浦江和刘河汇入，可通长江口南岸腹地。所以，南侧水道成为长江口第一重门户的江防要冲。清初立国，在太仓州辖境长江口南岸设置刘河、吴淞、宝山三营，并将苏镇标驻崇明，驻守水路两侧。吴淞口至松江府城的黄浦江河道、刘河口至昆山县新阳县的刘河河道也都绘制清晰。观览此图，便可了解黄浦江和刘河的沿河驻防情况。除重兵把守的长江口南岸之外，地图还绘制了太仓州以南松江府的驻防布局。也就是说，长江口南岸直到杭州湾北岸的陆上布防形势，均一目了然。图上标绘的松江府营汛有川沙抚民厅川沙营，南汇县南汇营，奉贤县青村营、柘林营和金山县金山营五处。其中，从吴淞口东岸宝山营辖域至金山营一段近海陆上，沿海岸线设置前后两重墩汛。而吴淞口西岸吴淞营至福山营一段，只设立一重沿江墩台。从驻防墩台布局来看，沿海兵力设置明显多于沿江一段。与长江口南岸隔江相对是崇明岛。顺治二年（1645 年），苏州水师总兵官移镇崇明县。岛上所有墩台营汛，归崇明县苏松镇管辖，下设四营。凡岛上沿江港口处，均设造台驻防。四营分汛处特别标注。在崇明岛南岸隔江与刘河口相对处，还设置防御炮台。再看长江口第一重门户北侧水道。崇明岛北岸与长江口北岸之间，有多处浅沙淤积，行船不便。无论从海防还是从航海的角度，北侧水道的地位都不如南侧。高培源在《海运论》中曾详细记述此段水道，认为当时“廖角嘴淤浅，嘴内有大阴沙，与戏台沙相接，海舟不能出入。”《海运论》的记载与《江海扼隘图》对长江北岸浅沙的画法完全对应。嘉庆年间，崇明岛北侧水道、江中诸沙归属太仓州管辖，长江北岸及近岸诸沙归属海门厅管辖。但在江防体系中，在位于长江北岸的海门厅辖区设置海门协，由驻守崇明岛的苏松镇水师总兵兼辖，以便保证北侧水道防御的整体性。由于北侧水道沙洲众多，在长江口北岸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所以，一般渔船都会避开北路，选择崇明岛南路十滧经停、通行。因此，长江口北岸廖角嘴至海门厅治一线，沿江驻防的密度不如南岸。地图上标绘的防御设施也不及南岸。
福山、狼山隔江相对，形成长江口江防的第二重门户。此处占据天险，沿江两山成为江防的屏障。逆流而上，在两山脚下，南有福山港，经河道与常熟县、昭文县县城相连；北有狼山港，经河道与通州狼山镇相通。港口连通的城池正是沿江两岸重要的行政建置所在。所以，两山门户亦是沟通沿江城池的交通要道。画面西侧，长江口南岸起点在福山镇总兵统辖福山营与江阴县下辖杨舍营交界处的乌沙墩。从乌沙墩至白茅港东侧王泾墩为福山营所辖。北岸由狼山镇总兵统辖，通州狼山镇管辖。南岸布防明显高于北岸，再次突出江防重点。
从《江海扼隘图》对长江口江防形势的描述来看，传统筹海思想中的江防体系，特别在门户位置加强守备的思路，基本沿袭下来。
3.2 海防
江海交汇，海防是江防的外部屏障。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海防著作《洋防辑要》开篇即有“自昔谈海防以御外洋，堵海口为要策”的观点。显然，以江海交汇的海口以及海陆交汇的海岸线为海防屏障，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乾隆年间，英国使者马嘎尔尼访华，期望与中国商议通商事宜。此时，清帝国对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国家知之甚少，却明显感受到来自西方文明冲击带来的压力。嘉庆年间，清王朝内部矛盾凸显，农民起义和边疆危机使得士人阶层开始重新考虑王朝国家的命运。与此同时，在重陆轻海观念的影响下，士人阶层虽有意经世致用，却对西方海上来犯的认识有限， 海防思想仍然按照以往防御海盗的思路来考虑。《江海扼隘图》从缉盗的角度，表达了对长江口海防应更进一步加强的观点。从图上显示分析，高培源认为海防是江防的屏障，海防的起点不应该是海岸线，而是海上航路途经岛屿。将海上航路途经的岛屿纳入海防体系，显示清帝国对长江口外海域具有实际控制权。这与近代以来海防战略中的“制海权”如出一辙。嘉庆年间，士人阶层基于缉盗而设置的海防体系，已经具有了初步的海疆防御意识。在海上岛屿之内，沿海岸线驻防构成海防的第二重屏障。
《江海扼隘图》准确画出近海溗泗列岛的位置，认为应该控制海上岛屿有利于海防。其一，控制近海航路，可防止海盗在岛上聚集。其二，可作为海岸线防御的应援部队。其三，大小岛屿皆驻防，形成护卫江浙沿海的第一重屏障。近代以来，魏源的海防思想深刻影响到清朝的主政者。魏源在《海国图志》曾批判“御诸内河不若御诸海口，御诸海口不若御诸外洋”的看法，究其原因，则是清军战船落后，不适应外洋海战。因此，魏源认为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不得地利。魏源与高培源二人，主张守海口和守岛屿的观点差异，与海防防御对象不同有关。受时局观念限制，高培源的海防观点，适用于防御海盗对沿海陆地的侵扰，并未考虑列强新式战舰入侵的情形。在传统筹海思想影响下，高培源将海防第一重屏障扩展到近海岛屿，在当时是较为先进的海防思想，也有初步的海权和海疆防御意识。相比之下，魏源亲历鸦片战争，更了解列强战舰在海战中的优势，遂以守海口、阻江湾为海防策略，削弱敌船优势。但仅就海防思想的发展进程来看，确实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其实，在嘉庆朝之前，江南海防以缉盗为目的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持与高培源相似的观点。乾隆年间郭起元所作《吴中江海形势说》、明嘉靖年间郑若曾所作《筹海图编》等，都表达了完善海外守备的观点。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传统王朝国家对近海海域早已具有实际控制权。
《江海扼隘图》在岛屿布设守备的思路，集中在大羊山和小羊山两处。大小羊山在长江口以东的近海上。大小羊山以东，有陈钱山作为航船由海上入长江口的地标。过陈钱山向西，就是大小羊山为主的岛屿群。高培源在《小羊山记》中引《筹海重编》的观点，认为“洋山乃苏松御寇海道之上游也”，此地“山形如圈，中有十八嶴，如一大湖，可藏数百艘”，且羊山与长江口的航海距离适宜， 正是近海岛屿屯兵驻防的最佳地点，所以得出了“古来言守御海上者，莫能舍此而他求”c 的结论。同样，《大羊山记》引用《两浙海防类考》的观点，再次强调大小羊山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此地不守，则马迹可以结巢，而徐公上下皆为寇薮。不惟许山有唇齿之虑，而声息不通，应援阻绝，衢洋当一面之冲，浙西失藩蔽之固矣。”d显然，大小羊山的驻守不仅有缉盗的作用，还可以连通周边诸岛，成为沿海陆上防御的屏障。最终，高培源得出大小羊山之于江浙一带海防的意义是“不惟苏松之门户，亦钱塘南北之锁钥”，一语切中要害。
高培源绘制《江海扼隘图》时，将长江口的海防守备扩展到近海诸岛的意识，反映了嘉庆年间清廷对东海海疆的实际控制权，同时，增加近海岛链防御体系的建设，是较为先进的海疆防御思想。
3.3 海运
除江防海防之外，《江海扼隘图》还表现出高培源对海运路线的考察结果。开海与禁海的争论， 在高培源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元代开海运，江南各地漕粮汇集刘河口，经崇明三沙，由海门廖角嘴转而北行。明代隆庆年间试行海运，因沙洲扩大，元代海运方案受到诸多限制，于是“或欲以江北诸郡漕出淮口，常、镇漕出丹徒之月城，苏州漕出福山，松、太漕出刘河”。明代的海运方案，仅江北漕粮出淮河口北上，其他各处漕粮仍需经长江水道出海北行。长江口出海航路因河口沙洲不断变化。至清嘉庆年间，随着崇明岛面积扩大和长江口北岸浅沙遍布，再次筹议海运早已无法采用元明海运故道。原有从廖角嘴北上的航路，因廖角嘴至淮河入海口一段早已沙洲暗滩遍布，不便通航。
高培源在两次考察长江口江海形势之后，认为刘河口处泥沙淤积，已无法承载商舶大船出行。如果仍采用刘河口为海运起点，漕粮难以汇聚，海运能力极为有限，且出海即是崇明沙洲，无法直达廖角嘴北行。从康熙年间开禁始至嘉庆年间，大量江浙商船出海，都经吴淞口，抵达上海县。在上海县，吴淞江汇入黄浦江，沿江上溯，河道畅通。《江海扼隘图》刻意描绘长江口南岸的吴淞口、刘河口水道，其实是为筹划海运航道作准备。图上清晰标绘刘河由昆山县、新阳县，经过太仓州镇洋县，汇入长江的河道情形。其中，镇洋县至刘河口段，还画出了已经淤积废除的故道与当时商船行驶的河道。吴淞口及黄浦江、吴淞江河道是图上标绘最详细的河道。从图上看，黄浦江从松江府一路北上，在上海县东侧陆家嘴，吴淞江由西侧汇入黄埔江。两江汇流处在图上刻意标注。黄浦江北流至吴淞口，河道宽阔，有利于商船航行。以吴淞口为筹议海运的起点，可以汇集黄浦江和吴淞江流经地区的漕粮。松江府、苏州府等地漕粮，尽归于此。
漕粮在吴淞口装船，途经崇明十滧，等候放洋风向。之后，航船向东航行，在蛇山转而向北，进入黑水洋。这样的海运航路，与元明航路相比，少有浅沙暗礁干扰。《江海扼隘图》非常详细地标绘了吴淞口、崇明十滧和蛇山的位置，但并未标注与航路有关的说明，反倒是着重标注了从陈钱山进入长江口的航路信息。陈钱山、尽山为商船进入长江口的门户，过陈钱山，经马迹山、徐公山，可达大小羊山港口，最终抵达乍浦港、长江口等地。陈钱山至乍浦港的海上航路，是江浙商船东行放洋的旧有航线。由此可知，高培源在绘制《江海扼隘图》时，更注重如实记录他亲自考察过的已有商船航海路线。
《江海扼隘图》对漕粮海运路线的考察，距离元明海运，已经相距数百年。此时，虽有海盗困扰，但清朝还是拥有对东部海域的绝对控制权。元明时期的海运历史，为清中晚期筹议海运提供了参考。同时，嘉庆年间两次议行海运面临的社会背景，又与元明时期大不相同。漕河阻滞只是试行海运的一个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变革，士人阶层经世致用的想法愈发强烈。在传统筹海观念中，寻找化解社会危机的办法，客观上促使清廷对海疆的加意关注。
综上，江防海防要塞及各营驻防布局是地图首先要表现的内容。江防海防以缉盗为中心，要塞布防主次清晰。长江口南岸沿海防御兵力最为集中，其次是崇明岛和长江口南岸沿江区域，再次是长江口北岸沿江驻防，最后是长江口外近海诸岛的驻防。在表现要塞驻防的同时，长江口的出海航路是作者希望表现的内容。长江口北岸的沙洲、南岸的港口河道以及近海诸岛的绘制，都是筹议海运航路的地理基础。
4 小结
《江海扼隘图》是传统文人在面对帝国出现潜在危机的情况下，对长江口做出积极筹备防御的海防地图。与传统海防图不同，这幅地图反映出近代前夜，中下层文人对国家前途命运产生的忧患意识。
4.1 士人阶层海疆观念的转变
《江海扼隘图》用简单的线条，详细的文字标注和大篇幅的图说展示的长江口江海交汇的地理形势，与当时官方彩绘地图的风格差异明显。同时，高培源参与地方志的修纂，受到官修志书的影响，所以《江海扼隘图》又与方志舆图有一定的相似性。此图的绘图目的是为主政者提供参考，但高培源以贡生身份绘图收藏，显示了地图的私人属性。从地图本身来看，大量的成篇图说是对地理形势的客观记述，也是表达绘图者个人观点的出口。如果是官绘本地图，表达个人思想的说明不会占据如此庞大的篇幅。地图以“扼隘”为主题，但海域占据幅面的三分之二。加大近海描绘的比重， 明显反映了高培源的个人倾向。最能反映《江海扼隘图》私人属性的是图上题写的十八篇士人跋文。这些跋文是高培源在各种场合展图观览，由亲朋好友题写而成，反映题写者观图的心情感触、绘图见闻，颇有文人志趣，充满个人意志。《江海扼隘图》的士人题跋，同时反映了近代前夜士人群体对海疆问题的迫切关注。
这些题写跋文的士人依次是陈廷庆、王蔚宗、程师羲、钮沅、王昶等人。这些官宦士人既有高培源的恩师挚友，也有姻亲后学。士人跋文多从地图引申到高培源的筹海思想，夸赞他的海防考察，抑或赞扬他的海运筹议。称赞高培源的跋文，以其恩师王昶为代表（图2）。王昶为《江海扼隘图》写跋文时已八十高龄，还记述了《江海扼隘图》的创作经过。高培源与王昶是青浦同乡。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王昶辞官回乡，在书院讲学。高培源作为后学师从王昶。王昶对高培源的评价与莫晋的评价相似，认为高培源“有经世才，好读古书”。也正是因为高培源既喜好读古书，又关心时政，有治理世事的才能，才会针对嘉庆年间海防与海运发表独到见解。《江海扼隘图》是高培源绘制的第二幅江海形势地图。嘉庆十年（1805 年），王昶撰写跋文记载，高培源曾将名为《江淛海山图》的地图展示给恩师。绘制这幅地图时，高培源还曾参照茅元仪和郑若曾的相关图文资料，对所绘地理形势进行考证。王昶对高培源赞不绝口，将他举荐给时任两江总督的铁保，令其以学报国。这才有了高培源参与地方政务的机会。在两次考察长江口之后，高培源重新绘制《江海扼隘图》，作为自己撰写《江苏海防小志》的索引，一并呈给恩师。王昶认为此图比原图更加详细，因此对高培源寄予厚望。通过王昶跋文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士人阶层对海疆主权意识的关注，希望通过梳理传统筹海思想和实地考察海路，提出适应帝国转型阶段的海疆主张。《江海扼隘图》是高培源为主政者提供参政建议的文本，地图的官方性和私人性兼具。地图将“扼隘”作为主题，以江防海防为重点， 与《江苏海防小志》相配，具有图文互说的意义。
图2
《江海扼隘图》的跋文，题写时间从嘉庆十年至道光七年（1805 — 1827 年）。而现在所见《江海扼隘图》绘成于嘉庆十四年（1809 年）。由此推测，在现在所见《江海扼隘图》之前，应该另有此图的初绘本。这幅初绘本是王昶曾经观览的《江海扼隘图》，也就是高培源在总说中提到的“旧图幅窄，未能补缀”的那一幅。嘉庆十四年（1809 年）十月，当《江海扼隘图》重绘完成后，绘图者将初绘本的跋文誊录在重绘本上，于是才有了流传至今的十八篇跋文。
4.2 传统海防图向近代海疆图的过渡
《江海扼隘图》保持了传统地图上南下北的图向，却与传统海防图将陆地画成一线，图向随海岸线的变化而变化的视角完全不同。传统海防图采用陆地在下、海洋在上的视角，以地图下方为观图者所在位置。这样的视角，正好是从陆上看海洋所见到的场景。传统海防图画法的优势是观图者可以以防守者的视角观察海陆形势。但这种画法，存在特定地点方向判断可能出现偏差、海陆之间众多岛屿与陆地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距离出现偏移等情况。《江海扼隘图》一改传统海防图的画法，将长江口及近海诸岛之间的海陆形势真实地描绘出来。这种画法，放弃了观图者观察海域的第一视角， 却可以非常轻松地判断出海上诸岛与陆地之间的相对位置。这对于判断海防整体布局、海上来犯航路和出海航路都更加直观。从传统海防图到《江海扼隘图》，绘图者的海防思想正在悄然改变：传统海防图展现的以海岸线为海防屏障的思想，转变为近海海陆岛屿整体配合的海防思想。由陆到海， 海权意识和清廷对海疆的管理意识，在海防图的画法转变中逐渐凸显。
《江海扼隘图》的画法，与现代地图的画法类似，示意性强，仅在海面和岛屿采用形象画法，传统海防图的形象画法正逐渐被简化的地图符号和线条所取代。明末清初，西方制图技术早已影响到中国传统地图的绘制，但对海防图的画法影响并不明显。《江海扼隘图》展现了传统海防图向近代海图绘制过度的中间状态，从这种过渡状态，可以看出清廷对海疆的重视程度在提升。此外，《江海扼隘图》用三分之二的幅面来描绘海域和近海诸岛，真实展现了海上诸岛与海岸线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与传统海防图相比，近海海疆作为地图绘制的重点，也说明嘉庆年间士人阶层对海疆的关注。试图立足近海岛屿构建海防体系，表明具有主权意识的海疆观念已经开始萌芽。
4.3 传统出海思想向近代海防思想的过渡。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在变革与自省中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用“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发展，这一模式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变革是一个被动的“回应”过程。忽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自省过程。其实，在近代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前，清朝已经开始了由传统王朝帝国向近代主权国家演进的过程。这一演进进程是“天下子民”对清朝现有制度有意识主动改革的过程。
【作者简介】任昳霏，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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