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青年时期就投身于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并倾注于对政治哲学的探究，但马克思思想的成熟则是伴随着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不断深入的。虽然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规划即人的解放是他的恒久的思想主题，但在马克思看来，要解决政治哲学中的问题，还必须将之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进行严肃的分析。从《神圣家族》到《哲学的贫困》，马克思都将蒲鲁东的思想作为考察对象，但他对蒲鲁东思想的态度则是从辩护走向了批驳，这深刻反映了他从对政治哲学的关注走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必然性。
蒲鲁东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不同理论面相
——马克思从政治哲学走向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意义探析
撰文｜文兵
文兵，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的理论生涯是以政治哲学（在德国称为国家理论与法哲学）为起点的。可以说，马克思最初是以理论批判的方式介入当时的政治生活的。早在博士论文写作时，他就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是哲学的世界化的观点，认为自由的理论精神就是一种实践力量：“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开始具体地介入现实的政治斗争，遇到了难以解决的“令人苦恼的疑问”，即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题，这动摇了他从思想观念出发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恩格斯曾在1895年致理查·费舍的信中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马克思说过，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恩格斯的这一说法，肯定了政治这一领域实为马克思早期理论研究的重心之所在。其后，马克思经由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深入探讨了国家和法同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结论。马克思到巴黎之后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文章即《论犹太人问题》被看作是马克思从克罗茨纳赫带到巴黎的，马克思仍然将如何解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分离作为主题，深刻阐明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而第二篇文章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则是马克思在巴黎研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并直接接触到了巴黎工人运动之后写成的，文章得出了无产阶级必将成为人类解放的担当者这一重要结论。马克思原来打算在发表这个“导言”之后，接着完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著作，继续批判法、道德、政治等。此后马克思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这一过程也受到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特别说明，为了不妨碍阐述和理解，他准备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这些研究实际上触及了国家、法、道德等方面，但他说：“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
1844年夏，马克思与恩格斯再次见面，二人在绝大多数方面都显出了意见的高度一致，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理论上的合作，《神圣家族》就是他们首次合作并公开出版的著作。该书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完成的，以至恩格斯对于把他与马克思并列为作者还表达了不太赞同的意见。该书主要是针对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其实，马克思与鲍威尔之间的公开争论早就开始于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神圣家族》也可以说是这一争论的继续，其中涉及的很多主题是相同的，但无疑也深化了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思想。梅林认为，《神圣家族》表面上同《德法年鉴》没有什么联系，“但从它的实际内容来看，它完全包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杂志中所划定的思想范围之内。”奥伊则尔曼认为：“《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中表述的思想的直接继续和发展。同时，在这篇著作里完成了向新思想领域的转变，即提出了在他们以前的著作中尚未探讨过的问题。”梅林和奥伊则尔曼都对《神圣家族》和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进行了比较，并对前者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有不同看法，但他们都肯定了两者之间在理论主题上的一致，而其中最重要的主题则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这些当然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这一时期马克思思考的重心。恩格斯在1845年3月收到《神圣家族》一书之后致信马克思，在谈及他们共同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外国最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时，还提到马克思“就要对政治作出全面的批判”。《神圣家族》当然也涉及奥伊则尔曼所说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往没有涉及的问题，如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实质的揭露、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述、对近代欧洲哲学的分析等，但这些问题可以说都是围绕着从《德法年鉴》开展出来的政治哲学的主题。本文主要考察的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与《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不同思想关系所做的研究，以期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因而只聚焦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论述进行分析。
一、《神圣家族》与对蒲鲁东的辩护
鲍威尔一伙及其《文学总汇报》的思想主调，就是将“精神”与“群众”对立起来。布鲁诺·鲍威尔在该报第1期（1843年12月）上发表了《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中，就宣称：“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和没有取得富有影响的成效，正是因为群众对这些活动表示关注和怀有热情。”鲍威尔这一个论调，也是他们否定蒲鲁东的基调。埃德加·鲍威尔在该报第5期（1844年4月）上发表了《蒲鲁东》一文中，对蒲鲁东的著作，不仅没有给予正确的翻译，甚而做出了错误的评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就已认识到他与蒲鲁东之间的差异，但面对鲍威尔对蒲鲁东的歪曲和攻击，马克思对蒲鲁东进行了维护。这一维护正是基于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就已开始转向的共产主义的立场，马克思正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并指明了它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接受共产主义，也是受到了蒲鲁东的影响。马克思早在《莱因报》时期，就开始研究蒲鲁东的思想；他在1842年10月发表于该报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表达了对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理论并不赞同的态度，但表示对于蒲鲁东等人的著作并不能轻视，“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明确认为蒲鲁东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
马克思之所以对蒲鲁东反对私有制的主张给予了较高评价，是因为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将私有制当成了确定不移的事实和一切论断的前提，而“蒲鲁东则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但马克思并没有对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给予详尽的讨论，因为他的批判对象鲍威尔就《什么是财产》丝毫没有谈到政治经济学。蒲鲁东在书中声称：“我并不想建立体系：我要求特权的消灭、奴隶制的废止、权利的平等和法律主宰一切。正义，再没有别的东西，这就是我的论证的始末。”鲍威尔抓住了蒲鲁东的“公平”而且是“群众的公平”，并将“群众”强说成是蒲鲁东奉为的历史上的神。马克思的评述主要围绕着鲍威尔将“群众”与“精神”或“批判”绝对对立起来的这一观点展开。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从私有制造成贫穷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如果说在社会主义者那里，无产阶级担负否定私有制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并不是因为被看作成神的缘故，恰恰是“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实际上已完全被剥夺”。因此，激励蒲鲁东去写作的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虽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于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看法，主要基于对无产阶级现状的直接观察，也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立场，还夹杂着用“人的自我异化”来说明阶级状况和历史运动，但是，与《德法年鉴》时期的思想相比，他这一时期已认识到必须从无产阶级自己的生活状况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来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通过运用他自《德法年鉴》以来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得出的结论，来把握体现在蒲鲁东经济学思想中的积极意义。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以劳动时间作为物品的生产费用，排除了旧的经济学中将资本和地产的物质力量作为决定性的因素，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因而“恢复了人的权利 ”。
马克思在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的第8篇文章即《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1844年7月）所做的批判中，对法国唯物主义批判的历史与法国唯物主义的群众的历史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虽然并没有提及蒲鲁东，但在他的一些论断背后是有蒲鲁东的影子的。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法国的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法国的笛卡尔，一派起源于英国的洛克，而后者直接导向了社会主义。洛克论证了合乎健全理智的哲学，“间接地指出不可能有与人的健全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不同的哲学”。法国的孔狄亚克、爱尔维修、拉美特利等唯物主义者，都是用洛克的感觉论去反对形而上学，而且还将之运用于社会生活，肯定了人的感性存在和现世生活，将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视为全部道德的基础。马克思通过对法国革命的考察，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恰恰是以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作为基础的。马克思在这里修正了他在《德法年鉴》中将个人视为孤立的原子的说法，将个人视为由利益而相互之间联系起来的市民社会的成员。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由国家巩固市民社会，而事实正是由市民生活巩固国家。
蒲鲁东虽然喊出了“所有权即是盗窃”，但他并不是反对财产本身，而只是反对财产的滥用，所以他说：“求得一个绝对平等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除去所有权或所有权流弊总和之后的一切现有的制度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它们本身还可以用来作为平等的工具。”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平等观念提出了批评，认为他只是用“平等的占有”来反对私有财产，“平等的占有”仍然囿于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的立场。而如何真正扬弃国民经济学则需要一种新的历史观，这正是马克思后来所做的工作。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的主题完全就是政治哲学的。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依据描述性与规范性的区分，把“政治哲学”作为一门“规范性”（normative）学科，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之中就不再包含“政治哲学”的内容，或者说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将描述性与规范性截然二分，这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政治哲学”虽然是思想史上晚近的一个概念，但其在使用之初并非被意指为一个“规范性”学科。韩水法教授曾将“政治哲学”的概念追溯到鲍桑葵在其《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1899）中的使用。鲍桑葵在该书中认为，“政治哲学”产生于古代希腊城邦，其后又复兴于近代民族国家。他用“政治哲学”来指称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于国家与法的分析。其实，在德国，“政治哲学”的使用还可以往前推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卡尔·瑙威尔克，他于1843—1844年在一所大学冬季学期举办了题为《政治哲学理论的最重要体系的历史》的讲座。因其讲座内容被指责为诋毁宪法的基础、危及现行的制度，从而遭到了普鲁士教育大臣的干扰。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蒲鲁东所做的评述，主要是围绕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的，这部书完整的书名为《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从此书名来看，可以说这部著作关涉政治哲学的问题。蒲鲁东所要追求的就是“平等”“正义”“自由”，所要论证的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马克思对他的评述当然也是政治哲学的。马克思后来批驳蒲鲁东主要是因为他这套理论的空想性质。
二、《哲学的贫困》与对蒲鲁东的批驳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之后，1845年春又一起清算了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其成果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马克思后来说，他们见解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确立起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见解后，之所以还要批驳蒲鲁东，一方面，是由于蒲鲁东在当时法国无产阶级中名声较大，因而其思想的危害也较大，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决定使用法文来写作，以便于法国工人阶级进行阅读和理解；另一方面，马克思是为了进一步厘清他的新的历史观和新的经济观的基本特点。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哲学的贫困》，诚如瓦·图赫舍雷尔所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确立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之后，就着手进行了这样的工作：“批判地审查他迄今为止的经济观点和通过新的经济研究来使之加深。”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是针对蒲鲁东1846年出版的《贫困的哲学》而写作的。蒲鲁东为了回答所有权问题，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分析。马克思的这本著作分成两章，第一章的标题为“科学的发现”，主要批驳了蒲鲁东的价值理论；第二章的标题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主要批判了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庸俗套用以及他在一些经济学具体观点上的错误。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和同年写作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恩格斯后来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一是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二是通过揭示剩余价值，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可以说，马克思正是在《哲学的贫困》中，通过对蒲鲁东的批驳，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开辟了道路。马克思在书中区分了工资的“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并采纳了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关于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工资的最低额的观点，认为市场价格虽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但是，“工资的最低额始终是工资市场价格趋向的中心”。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对有些概念的使用还不够清晰，更没有形成剩余价值概念，但他已经认识到了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劳动的自然价格）在本质上不过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而劳动力的价值又只是由工人生产为了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工人的工资之间并不等同，因而，从这一思想成果出发，就可以弄清剩余价值是“从哪”并且又是“如何”产生的。这就不仅为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变革开辟了道路，并且由此揭示了无产阶级遭受资本家剥削的秘密，进而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而这后一方面，正是马克思从《德法年鉴》中得出并在《神圣家族》中重申的一个论断。
有了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初步认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认识也更为明确、更为深刻。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即“罢工和工人同盟”中，马克思驳斥了蒲鲁东所断言的“罢工所争取到的工资提高，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这一错误观点。马克思在前面部分就批驳了蒲鲁东通过混淆“劳动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的产品价值”之间的区别，从而掩盖了工人遭受剥削的真相，指出“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这里的“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其实指的就是劳动力的工资。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彻底消灭劳动（力）的商品性质，才能求得最终的自我解放。因此，在这里谈到罢工与同盟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为争取自己的工资这一共同理想逐渐联合起来，由原来孤立的同盟开始形成联盟，共同对付联合起来的资本，这就使得无产阶级的斗争具有了政治性质。马克思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将罢工、同盟等这样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同时并进，进而将自身从“自在的阶级”提升为“自为的阶级”。就此，马克思又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回到了《德法年鉴》中探讨的政治哲学的主题：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等问题。马克思在阐明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时，不再是从它作为“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等方面来加以论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些说辞仍然受到黑格尔法哲学的影响，仍然带有思辨的特点。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则是基于他刚刚获得的对历史辩证运动的认识，把无产阶级视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生产力。对于黑格尔提出的解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的问题，马克思明确指出，通过消除阶级和阶级的对抗，将有一种新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
马克思转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恩格斯所说：随着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它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恩格斯还特别指出，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蒲鲁东之流当然也在这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之列。恩格斯的这些叙述无疑也说明了，马克思从对蒲鲁东的辩护到批驳的过程，就是他从聚焦于政治哲学到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体现了他要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构想这一政治哲学的规划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指出蒲鲁东拘泥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来批判政治经济学。可以说，马克思那一时期对蒲鲁东的缺陷还带有同情的理解。但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评更为严厉了，指出他不过是想把自己的理论视为永恒理性的体现，看不到理论的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事实上，“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此时对蒲鲁东思想错误实质的深刻揭露，一方面得益于他此前刚刚确立起来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得益于他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剖析。
“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的首次使用，是在法国重商主义代表人物蒙克来田1615 年出版的《献给王上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论》一书中。这一新的术语将“政治的”与“经济学”拼合起来，是要突破以往经济学只局限于研究家庭经济或庄园经济的问题。重商主义不过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方式所做的最初的理论探讨。卢梭曾给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撰写了“政治经济学”的词条。他认为，经济学（Economy）本是由希腊文 oikos（家庭）和nomos（法律）合成的，“它原来的意思只不过是指：为了全家人的共同幸福而按一定的规矩对家庭进行井井有条的管理。后来，它的意思扩大到对国家这个大家庭进行治理。为了使这两个意思有所区别，人们把后面这个意思称为‘公共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把前面那个意思称为‘家庭经济学’或‘个人经济学’”。卢梭做这样的区分，是为了反驳当时有人将君主治理国家的模式当成家长管理家庭的模式这样一种专制主义的观点。从这个过程来看，“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刚一产生，就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后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这个学科的界定，仍然没有脱离其资产阶级的性质。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他力图将其当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斯密仍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当成是永恒不变的。但是，真正将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门科学，则是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和改造才得以实现的。由此，政治经济学也成为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
三、深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证，确实如西方一些学者说的那样，并不诉诸道德的论证。但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反而成了一种缺陷，主要是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被当代西方的社会发展所否证，以至金里卡这样来评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已经很少有人相信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然而，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澄清他们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规范性基础就显得更为重要”。金里卡甚至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理论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消亡，却换来了作为一种规范政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虽然马克思主义自身是开放的，但如果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否还可以执“马克思”之名呢？有些学者干脆以自己对“政治哲学”的界定否认马克思有他的政治哲学。这实际上是把描述性与规范性、批判性与建设性截然对立起来，以此来剪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中的“对象与方法”一节中，就对杜林进行了这样的挖苦和嘲讽：如果试图通过诉诸一种“正义”的观念，就可以改变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以及它造成的赤贫和豪富、饥饿和穷奢尖锐对立的状况，这种情形早就存在于中世纪的对“千年王国”的梦想之中了。恩格斯指出：“他这样就把全部分配理论从经济学的领域搬到道德和法的领域中，就是说，从确定的物质事实的领域搬到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意见和感觉的领域中。因此，他不再需要去研究或证明，只要随心所欲地夸夸其谈就够了，他可以要求劳动产品的分配不按照其实际原因，而按照他杜林先生所认为的合乎道德的和正义的方式来安排。”
恩格斯在这一节中还不无遗憾地说道：“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但这也并不是说，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作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何况，马克思撰写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不就是关于未来社会构想的政治哲学的著作吗？马克思在1843年筹办《德法年鉴》时，就抱着“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这样的一种信念，但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的这种政治批判或者“政治论证”，就在于他彻底否定了把批判建立在正义的观念之上这样一种思想路向，从而走向了一条把正义的观念建立在现实的革命批判和坚实的理论批判之上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科学论证，不仅不是诉诸道德论证，而且也不是诉诸主体自身。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虽然已提出了“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样的论断，肯定了群众的运动正是与针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的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但他在此还没有深入历史的根基之处，从人的活动的背后去寻找历史的客观动因。如果仅从人的活动来说明历史，即仅从无产阶级自身的生活状况或阶级意识来说明它的历史使命，就难以说明人民群众为何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敌对的世界，为何要让自己承受一种悲惨的命运。这必然又得诉诸异化史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异化史观，但马克思恩格斯很快就在他们彻底清算了自己哲学信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摆脱了这种异化史观，确立起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指出了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但他们尤其强调了这些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受到包括已有的和由他们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因而，要揭示人的活动，就必然要深入物质生产方式的探研之中。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获得的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通过对蒲鲁东的经济学理论的批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至于马克思后来在1880年时才这样说，《哲学的贫困》包含着《资本论》中所阐发的理论的萌芽，可以将它与《共产党宣言》一起，“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马克思正是要通过这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的剖析，揭示无产阶级求得自我解放条件的最后成熟。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为了肃清蒲鲁东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错误影响而再次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写成的。蒲鲁东在出版了《什么是财产》之后，发现不能通过咒骂来回答“什么是财产”这个问题，而“只能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马克思也不得不通过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来进一步分析和批判蒲鲁东，而由此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其后都曾多次指出过。因此，马克思对蒲鲁东由辩护走向批判，是他的思想深化和发展的重要环节，而如果从理论视角来看，这一过程就是由政治哲学走向政治经济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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