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6年参军离开故乡，算起来已经48个年头了。但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故乡的许多往事。
我的故乡是山东省沂源县豪山村。这儿地处沂蒙山区，距县城南麻25公里，距孟良崮，也就是华野全歼张灵甫整编74师的主战场80公里。该村三面环山，村东西边各有一条小河由北向南流过。土地多为山岭薄地。主要农作物有地瓜、小麦、玉米、花生、大豆等。大队有林业队，从事苹果产业。有种子试验田，试验培植优良粮种。 还有面粉加工厂、木工组、粉皮房等副业。村里有卫生室，小病小灾就到卫生室诊治。村里有小学，后来还有“联中”，我就在村小学读完小学，高中毕业后曾经在“联中”短期任民办教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村人口二千人左右。当时是人民公社体制：村即大队，大队是村集体核心，下辖10个生产队。划分生产队是按户划分，每个生产队30户左右，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以及必要的农具、耕牛。生产队自主安排生产，独立核算。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生产资料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我们属于第二生产队，或称二小队，简称二队。
我对生产队最早的印记是队里有一群羊，有个爷爷放着。还有几头牛，牛长得很健壮，冬天不干农活，牛都拴在棚里喂草料。我很喜欢牛，时常去看牛吃草。十来岁我有时帮大人牵牛拉车送粪，挣一个小孩工分。稍长大点，利用假期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半劳力的工分。这时对生产队就有比较系统的了解，知道了生产队的组织构架、所属土地位置，作物种植以及分配方式。其时，生产队有严格的规章㓡度和组织纪律。队长负责派工，劳动力按体能分为整劳力、半劳力、妇女劳力等类别。成年男性即为整劳力。工分按天计算，整劳力劳动一天为10分工。以此为标准：早上2分，上、下午各4分。其他劳力按相应比例记工分。有事请假，迟到早退按时间扣工分。每天下午收工前公布当日工分，记错的当场纠正。经队长批准加班，记加班工分。工分工值年终统算，多劳多得。那时队长和队委会成员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记工分，没有特殊，没有多吃多沾现象。这同某些人说的“生产队吃大锅饭”完全不是一码事。
我们二队在队长和队委会的带领下搞得有声有色，社员干劲十足。作物种植安排合理，粮棉油品类齐全。社员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以维系。那时肥料以农家肥为主。肥料来源一是生产队羊牛圈内的粪，二是有偿使用社员个人养猪及家禽的粪便及草木灰等，三是每年一次拆除社员薫黑的土坑，作为肥料。由于当地旱涝不均，农具原始，社员必须付出巨大劳动，早出晚归，加班加点，人拉肩扛，抗汗排涝，锄草施肥，保证丰收。到一九七六年，水利工程，农机农具、化肥农药都已见诸地头，科学种田正当开始、告别靠天吃饭的日子为时不远。
生产队除劳动外还有许多让人难以忘怀的趣事，比如：中秋节分羊肉。有那么几年中秋节生产队都杀羊，分给社员过节。这在当时是轰动全村的大事。一是当时生活水平不高，人们盼望改善伙食的心情迫切。每家每户中秋节能吃顿羊肉意义非凡。其二沂蒙山区山羊品种和当地的传统做法——大锅全羊远近闻名，少长皆宜。一壶地瓜干酒只有一家之主才有的待遇， 这天也破例，一家人围拢在一起热热糊糊吃羊肉，喝小酒，过中秋，其乐融融，远比现在的满汉全席痛快。
回忆分羊肉的过程远比吃羊内更有滋味。那场面至今历历在目，如在眼前。
中秋节这天，社员照常出工。队里挑选两只肥大的公羊，交给留下的几名有经验的“厨子”处置。社员们都对他们寄予极大厚望。他们重任在肩，不负众望。在井边支起两口特大铁锅。先把羊宰杀，里里外外清洗干净，羊头、羊蹄烙好，一起下锅，煮至适当火候，捞出剁至适当大小，放入锅中加上作料食盐煮至恰到好处，倒至一个大锅中，大锅全羊就好了。然后釜底抽薪，只等收工回家的社员，拿锅或盆来分羊肉。
就像无记名投票一样，人到齐了，所有的锅盆摆放在大锅周围。人们站在旁边，围成一圈看着大锅里的羊肉，又看自己的锅或盆，还看着掌勺人和他手中的勺子，比选举精彩多了。
那时虽然贫困，但乡亲们精神饱满，没有怨言，互相谦让、遵规守纪，过得充实。后来物质丰富了，随着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造假制假不法行为的出现，有的东西反而不好吃了。少数人变得不守规矩、贪得无厌，失去了原来的纯真，导致互不信任，人际关系紧张。这些现象虽属个别，但都在治理之列。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只见掌勺者先把羊血、羊肝均匀的分到每个锅盆里。然后分羊汤，用大勺将羊汤舀到每一个锅盆里。大锅里只剩羊肉了，“观战”的人们瞪大了眼睛，看着掌勺人用大勺把羊肉一勺一勺均匀地分到每个锅盆里，直至分完。统一号令，人们高兴地端着自家那一份回家。那时的羊肉真好，边吃筷子上就沾了厚厚的羊油，不得不放在炉子上边热边吃。以后为了保护植棓，就不允许放羊了，只能圈养。生产队大羊群无法圈养。只好处理掉。现在大锅全羊依然是当地的名片，但吃起来怎么也没有当年羊肉的味道。
人们所熟知的十年特殊时期也不例外地波及到了我们小山村。不知什么时候村里也分成了两派，成立了两个“战斗队”，一叫红色战斗队、一个叫全胜战斗队。都说自己是革命的。但寿命不长，没过多久就联合起来，所谓“战斗队”就成了历史。后来大队成立了革委会，也开批判会批斗“四类分子”，个别大队干部也受到批判。生产队级不算干部，不挨批。也开展破“四旧”立“四新”等。由于许多活动都是晚上进行，所以对生产生活没多大影响。但学大寨运动却给村里带来了实打实的好处，农田得到了治理，建水库，挖机井，修梯田，搞得热火朝天，当时的口号我仍然记得“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饱子再下手”就是说春节期间不休息，可见那时的干劲。农业学大寨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农村的发展，粮食产量年年丰收。
共青团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大队团支部经常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各种活动，包括义务劳动。团员青年白天战斗在生产队，晚上响应团组织的号召义务挖机井。他们凭着汽灯灯光，每晚义务劳动两个多小时，实到人数百人以上。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唯恐落后。女团员、青年和男青年比着干，毫不示弱，令人赞叹！几个月的时间用铁掀、铁镐，手搬、人抬硬是挖出了一口机井，对农业生产帮助很大。当时的团支部书记杨明华、田悦发等同志具体组织并带头干，后人应该记得他们。
当时农村文化生活主要是农村有线广播。个别条件好的家庭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大队还有一个剧组，排演样板戏，春节期间演出，也到邻村交流。最激动人心的是看电影，有时公社放影组来村放电影，看了不过瘾，或听说邻村有电影，不顾一天的劳累也要步行2.5公里，或5公里到邻村或公社驻地看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平原游击队》等电影不知看了多少遍，有的电影台词背的滾瓜烂熟。看一场电影要激动好几天。
还有一件挥之不去的记忆。那是一九六二年秋母亲带领我们兄妹三人从四川回到豪山村。转年清明节到了，母亲带二哥和妹妹去了姑姑家。家里就我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六七岁的“南蛮子“跟奶奶、四叔在家：。清明节当地有吃煮鸡蛋的习俗。出于喜爱，仰或其他原因，那一整条街上素不相识的奶奶、大娘、婶子几乎每人给我两个煮熟的鸡蛋。据大人说我收到四十几个鸡蛋。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那时人们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走出，生活都十分困难，他们是不舍得自己吃而给了我。这说明那个时候民风淳朴。我还小，不懂得礼尚往来。我母亲又不在家，不知道具体是哪位老人给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老人都已作古，想起来我都觉得愧对他们。在此谨表对他们的敬意与怀念！
人说年龄大了怀旧，总回忆以前的事情。看来是真的。如今我已步入暮年，总是想起当年的生产队的许许多多。
我的父亲是南下干部，母亲也是机关工作人员。一九五八年母亲响应组织号召退职照看我们兄妹四人。后来大哥留在父亲身边，母亲则带我和二哥、小妹回到老家。当时国家的政策对军工烈属有专门规定。我父亲属国家工作人员，我们在生产队享受工属待遇：口粮按社员的平均数分配，按商品粮价格向生产队交粮款。现在回想起来如若没有当时的国家政策和生产队的支持，我母亲拖着我们兄妹，后来又添了两个弟弟，生活是多么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我们队里的几任队长和许多老人年龄不是很大却永远离开了人世。他们曾经为豪山村的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后人应该记住他们。几任队长杨道江、杨道松、杨明吉还有健在的杨道开等。
快五十年了，回去看看，村子变化蛮大：村庄大了，人口少了。村卫生室、学校都不存在了。人与人之间那种亲情淡了。原来都是互帮互助，现在都是有偿来往。这可能是市场经济的需要吧？
怀旧是人老了的表现之一，怀旧又是老人对明天更美好的企朌。我相信随着国家的发展，晚辈们的努力，一定能把家乡建设的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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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