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祖屋（修正稿）
01
1948年开始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跨入第二年。在东北战场，久经战火考验的解放军四野于1947年5月至1948年初，以磅礴的气势，连续发动了多次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收缩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城市周围地区，陷入进退两难，困守无望的窘境。
国共两党，在东北战场上，双方总共结集了多达130余万军队。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决定未来命运的三大战役之开篇——辽沈战役前夕。
但远离东北的江南太湖之滨，号称鱼米之乡的小城无锡，在长江天堑的庇护下，战争气息并不那么浓郁。
这一天，民国37年（公历1948年）2月25日上午，在城市中心，春色灿烂的公花园旁边，大王庙弄九号门前，人来人往，分外热闹。
原来这天，是诸家大孙子，也就是我——笔者本人,满月的庆典日子。
这是一幢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式建筑，坐落在里弄当中。传统的灰黑色外墙，有着高高的，但可拆卸的门槛,以及两扇带雪亮铜环的对开大门,也是漆黑色的。
房屋前后共分三进。头一进，两边的厢房原来是给下人住的，与正厅之间隔着一个石板铺设的小天井，天井西侧有一个通往备弄的门。备弄本来是用作停放主人轿子的，就像现代人家的车库一样。
不过我从来没有看见轿子进出过，小时候只看见里面放着只很大的黑漆棺材，阴森森的，怪吓人！后来知道，那是奶奶的寿器，这可是她的宝贝呀，隔三差五去看看，她才放心。
接下来就跨入厅堂，也就是举办我满月庆典的地方。
02
厅堂，是略具规模的传统中式建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设施，一般占用面积较大。我家这幢祖屋的面积，直到90年代初拆迁测量时才得知，总共有400多平米，父亲知道了也吃一惊，没有料到祖屋有这么大！它可是位于闹市中心，崇安寺脚下的黄金地段呀。
厅堂的面积大约也有八，九十平米吧。除按老照规矩放着长条供桌，红木茶几，八仙桌以及几张笨重的太师椅外，铺满大块正方形靑砖的地面显得很空旷，足够我们姐弟三人玩耍的了。大厅中那些由半球形石磴支撑着的顶梁柱，滚圆漆黑，我记得小时候自己两只手都抱不过来。
厅堂后来曾被居委会长期占用，大跃进年代还当过街道工厂的金加工车间，放进好几台机床，整天轰隆作响。闹得我母亲头昏眼花，失眠体弱，那是后话。
厅堂上方正中悬挂着一块长方形匾额，白底黑字，写着“明德堂”三个大字，落款是：朱熹。我长大懂事起曾长久迷惑不解：朱熹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诗人，教育家，他怎么可能隔空几百年，跨越三朝，来给清末的寻常百姓家题匾呢？
这房屋是我祖父经手建造的，他曾在清末县衙门里当过师爷，但很早在我父亲儿时就去世了。匾额的来历，父亲也不清楚。于是我只能自己猜模领悟了。
原来，朱熹虽然是宋朝人，但他的理学思想，对宋以后的元，明，清三朝影响极大，成为三朝官方极力推崇的哲学及教育思想，甚至把他看着继孔子后的又一圣人。他留下许多千古名句，如：“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守正直而佩仁义。”“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他强调的正，诚，善，义，无不与德相关，由此“明德”两字，确能较为贴切地反映朱熹的理学思想。
当年祖父身为清廷衙门笔墨小吏，深谱此道。故而在家中正厅高悬“明德堂”匾额，以诲人明志，不足为奇。也许，在文字上确实是朱熹的墨迹也未尚不可。就像当今有些政府机关部门悬挂着领袖‘为人民服务’的手迹，也并非专门为他们题写的一样。
“明德堂”——光明磊落，厚德载物。文至意达，它寄托着祖辈一个多世纪前对后代的期盼！
03
祖父早年去世后，留下孤儿寡母。民国年代，我奶奶仅凭家中积蓄及出租部分房屋（主要是头一进的几间下屋）的收益，勉力培养我父亲读书。
在有教会背景的无锡辅仁中学，父亲读完高中后，明白家境已经难以支撑自己继续上大学深造，尽管他学习成绩不错，特别文科尤为出众，历任校刊主笔。但当时，他只能忙于寻找谋生的饭碗了。
赶巧无锡邮电局招人，要知道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的好工作依次是：金饭碗——银行;银饭碗——邮局；铁饭碗——铁路。因此，为了抢这只银饭碗，许多大学毕业生都蜂拥而至，父亲也去报考了，结果以第七名的成绩被录取！
再回到我的满月酒宴上来。我写下的这一切，当然不可能是自己亲眼目睹，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懂得什么呢？这些都是父亲后来陆陆续续告诉我的。
据说，那天来了很多亲朋好友及父亲同事，包括我的老叔公，无锡著名画家诸健秋先生以及邮电局局长都来了。
其中有一位女士，抱起我左看右看，动情地说：“多可爱的宝宝！可惜他也得不到爷爷的疼爱！”父亲连忙走过来招呼：“邓姐，您来啦！快入席吧。”并轻声劝慰道：“往事如烟，忠魂常在啊！”原来，她竟然是著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邓世昌的孙女。
邓世昌祖籍广东，但少年时就随父移居上海，学习西方的知识和技能。甲午中日海战中，邓世昌在黄海率“致远”舰与日寇鏖战，为国捐躯。
噩耗传到家中，邓世昌的孙女，也就是来我家的父亲女同事，那时才刚刚出世！从此阴阳两隔，跟我一样，也从未见到过自己的亲爷爷。后来，她到无锡定居，在邮电局工作。因此她这天也来了，由感而发。
04
前文说过，我家祖屋前后共分三进，主要以天井为分隔区。这第二进，就处于两个天井之间，它并非仅有一个厅堂。厅堂背面还有堂屋，灶间，及靠东的一间大书房，这是全家人平日活动的主要区域。
堂屋是供家人用餐的地方，书房是父亲的领地。从书房南窗跨出去，有一块可以养花弄草的小天地，是父亲空闲时最爱逗留之处。
自从我们长大读书后，每天晚上，父亲的大书桌就被我们占领了，姐弟三人在一架配着墨绿色灯罩的漂亮台灯下温习功课。父亲只得坐在傍边的沙发上看书，母亲则做着她永远干不完的针线活。一家子就这样度过每一个温馨的夜晚。
在我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有过问子女作业的习惯，更不要说辅导了。特别在我们小学时代，感觉学习完全是一种轻松自如的事情，用得着大人操心吗？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我童年时代一段最幸福美满的时光，可惜太短暂了！
家里堂屋朝北有一排落地门窗，打开它们，经过一个满铺六角形彩砖的大天井，就进入第三进，即所谓的深院内宅。
内宅，是祖屋的精华所在：一幢三开间的二层木结构楼房，雕梁画栋，精致美观。朝南，有着整排装饰着木雕花及小方格的推窗，从那里可以伸出长长的竹杆，搭在天井上方，用来凉晒衣物。
楼上东面主卧室的外墙上另开了一扇圆形小窗，配着浅绿色的玻璃，推开窗可以遥望远处古老的惠山山脊。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就从那里射入，尤为温馨明亮，这是全家人歇息酣睡之处。
按原先的设计意图，楼上西面那个房间应该是旧时小姐的闺房吧？时代变了，我姐可一天也没有在那里单独住过，后来租出去了。
05
当我在襁褓中安然度日，开始呀呀学语之际，中国却正在进行着一场新，旧政权交替的生死大搏斗，处于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阵痛之中。
1948年秋至1949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队主力，解放了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地区，构成横渡长江，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有利态势。南京国民党反动政权风雨飘渺，陷入即将土崩瓦解的危局。
父亲由于幼年一直和我奶奶相依为命，忙于读书和生计，很少关心政治。有一次整理旧物时，我翻出几份当年父亲任主笔的辅仁旧校刊，看到上面确实都刊载些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东西，不谈国是。
父亲后来曾对我们讲起，学生时期也听说过陕北有朱，毛领导的红军，但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宣传中，那只是一支小小的造反流寇队伍而已，成不了气候，而且离江南远着呢！不当回事。
当时学校里有个姓朱的男生，正好嘴上长了一小撮毛，同学就给他起了个绰号:“朱毛”，追逐嬉闹，喊得全校闻名，大家权当笑话。
而如今，正是这支由朱，毛领导，指挥的部队，居然将数百万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解放军百万雄师排山倒海，即将跨越长江天堑，兵临城下。不由使得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惊惧交加，无所适从。
父亲不得不又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06
父亲的第一次选择发生在1937年。
那一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寇紧接着准备攻占南京。
无锡在沪宁线上，是必经之地。当地政府机关一片忙乱，准备撤退。父亲那年才22岁，血气方刚，决心报名参加为抗战而组建的军邮局。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邮局要随军行动，以更好地为前方抗战将士服务。但这样势必离家远行，自己老母亲怎么办？他处于两难的抉择之中。
我奶奶看出父亲的心思，指着老屋厅堂上“明德堂”的大匾，教诲道：“孩子，为人处世，要深明大义，具备大德。如今抗战救国，驱逐日寇，就是最紧要的大义大德。你放心去吧。再说留在无锡，你干什么呢？难道当汉奸！我现在还不是老得不能动，反正家里房子大，找几个老亲戚来陪伴就行了！”
就这样，父亲和我奶奶洒泪而别，离开家乡无锡，随军逐渐往西撤退。
谁知道，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一路大败。从上海退到南京，一个月后南京失守。又退到武汉，武汉保卫战失败后又退到宜昌，宜昌又丢了。最后总算在三峡守住，
从此在中国西南地区建立了抗战大后方。经过国共合作，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日持久战，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父亲终于又回到阔别八年的故乡无锡。
少小离家老大还。父亲离家时还是毛头小伙，归来却已拖家携口：带回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女儿——我的妈妈和姐姐。
原来抗战期间，长年离乡背井，父亲年纪也日益大了，举目无亲。军邮局长见我父亲为人忠厚勤勉，就把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他。我姐就是1944年出生在中国大西南贵阳。
07
抗战结束，军邮局随之解散，父亲仍回到无锡邮电局工作。虽说抗战时那段经历，纯属为国效力，责无旁贷。但解放后，父亲和我外公干过国民党军邮的事，仍成了不光彩的政历问题，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
尤其我那位当过南京军邮局长的外公，还一度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不过由于他没有其它罪行，解放后不久便退休了，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就住在南京下关驴子巷，一幢前后两进的自家小院子里，颐养天年。
父亲每年暑假都把我们姐弟三人送去南京住上一程，陪伴外公，外婆。
在我的印象中，外公是一个整天坐着喝茶，读报，只关心时事，从不过问家务的老头子。他经常为报纸上所见所闻，新中国的各项建设成就欢欣鼓舞，喋喋不休讲给我们听。还不止一次带领我们去观摩正在建设中的第一座南京长江大桥，兴奋得像个孩子。
我总很疑惑：这样爱国的外公，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呢？
他的儿女呢?大女儿就是我妈，抗战期间高中毕业后嫁给我爸，相夫教子，温敦贤良，一直当家庭妇女。
他的儿子，儿媳，即我的舅父，舅妈则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解放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共同为国家效力。舅妈北大毕业后还曾经师从过著名大数学家华罗庚院士，颇受器重。
他们因为工作忙，表弟从小就被寄养在外公外婆家，成为我们儿时的玩伴。不过由于他年龄比我小得多，避开了上山下乡运动。改革开放后他考上南京大学，后留校在南大数学系当领导，不亏遗传了舅父，舅妈的优秀基因。
在政治上，我们下一代人，家家都有共产党员。
08
再回到抗战胜利后的情况。当时全家团聚，其乐融融。不久，我诞生了。奶奶如愿以偿抱到大孙子，更加乐不可支。
不过，在我儿时的印象里，有点怕奶奶。她一副威严的样子，到老也满头乌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
也许爱之越切，管之越严的缘故吧。假如我有点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奶奶就十分紧张，会在厅堂上焚香祷告，为我喊魂，祈求诸家列祖列宗保佑她的大孙子。而且还不许我进食，要热度完全退了才允许吃东西，说是祖传的规矩，这样不致积食而引发其它毛病。
由此，奶奶在世时，我最怕生病了，主要怕挨饿！
解放战争的枪炮声终于打破我们小家庭的平静。眼看国民党要大败，一时间人心惶惶，各级政府部门作鸟兽散。因为邮电局历来属于政府机关编制，同事们纷纷寻找出路，有的准备去香港，有的准备去台湾。
走，还是留？父亲看着老母，妻子和一双幼小的儿女，又难以抉择。
这时可不比十多年前，奶奶越来越老了，而且她绝对不舍不得丢下祖传老屋的。父亲左右为难：既不能带着全家老小一起走，也不可能独自离开，因为一家子都要靠他的薪水养活呢！
这时奶奶问：“不就是共产党的部队，解放军要来了吗？你打过共产党吗？”“没有。”父亲连忙回答。
“你不但没有打过共产党，抗战时还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起抵抗日本鬼子！是吗？”奶奶接着说：“现在你不过是邮电局的一名普通职员，是平民百姓，怕什么呢？难道共产党来了，就不办邮电局了？老百姓就不要寄信，发电报了?”父亲无言以对。
奶奶毅然决然说道：“我一把老骨头了，是不会离开这个家的。人生一世，我经历了清朝，民国，日伪时代，难不成共产党来了就过不下去？”
于是，父亲决定跟全家一起留下来。不久，那些赴台赴港的同事们纷纷相互告别，各奔前程。
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九十年代里我家老屋拆迁，父母暂住在郊区租借的房子，等待搬往新居时，有几位港，台归来，到无锡探亲的当年邮电局老同事，好不容易找见我父亲，回忆往事，再也看不见我们老屋了！众人唏嘘不已！
从四十年代未到九十年代初，将近半个世纪，我家祖屋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伴随我们走过来的呢？
09
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了。邮电局作为政府机要部门，立刻实行军事管制。
头一天，军管会的负责人召集留下来的人员开会，欢迎大家参加革命队伍，革命不分先后，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会上还宣布了对留用人员的三不政策：“一，不改变工作岗位；二，不改变工资待遇；三，不侵占私人财物”。
军管后，除了平时多一些政治学习外，一切跟以前一样。父亲和同事们，也从内心希望能多学习，赶快进步。赶上新中国前进的脚步！
本来父亲最担心的是工资待遇问题，一家老小要靠它养活啊！因为像父亲那样的邮电局资深老职员，薪金颇丰。当时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局内部，收入都算比较高的，比招聘进来的大学生还高出一大截呢。
解放后，采取的办法是：假如按新的工资评定标准，父亲如果拿不到原先那么多钱，那就按照“保留工资”补足他原来的收入。
对于共产党人真心诚意，实事求是，以及说到做到的作风，父亲和老同事们无不从心底钦佩！
父亲一直干到退休，拿的都是“保留工资”。
由于心情舒畅，父亲和军管会的同志相处很融洽。因为他们大多是外地人，父亲也曾经漂泊异乡多年，深知离家之苦，有时节假日就邀请干部，战士到家里来玩。
他们中有人看到我们家几口子住这么大的房子，不由惊叹：“你这房屋比我老家那里地主家的还大啊！”
父亲有些尴尬地说：“我家可不是地主，房屋嘛，托祖上福吧！”
父亲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爷爷怎么会留下这么一份家产，在新社会，可不是一件好事哦！
父亲觉得，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在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挤在出租屋的情况下，自家的住房大，确实有点扎眼。另一方面，我小弟快出世了，家里开支也会增加。父亲跟奶奶商议后，决定再租出去一些房间。
前文讲过，老屋的头一进，早已经租出去了。如今只有把第三进内宅底楼空着的两个房间，以及楼上的一间西厢房，打包一起租出去，因为奶奶和我妈都不希望住进来的人家太多。
于是，在我奶奶过世前，祖屋一直维持着包括我们房东及两家房西，总共三户人家居住的状况，相处甚安。
10
1954年的那个初春，天气似乎特别阴冷。一个细雨迷蒙的夜晚，奶奶在老屋走完她人生的最后旅程，与世长辞了。享年79岁，已属于高寿。
她老人家生前念念不忘的寿器终于派上用场。奶奶入殓后，那口高大的黑漆棺材搁在厅堂正中两条长板凳上,好多天过去了，迟迟不见出殡。我想，奶奶是不是舍不得离开老屋呀？
原来，父亲采用了民间办丧事的最庄重礼仪——九朝。后来听邻居说，很少看见那么隆重的葬礼。
当年我还年幼，只记得家里突然簇拥进来好多人，还有不少和尚，道士，尼姑，终日念经作法，装神弄鬼。
出殡的那天，家门口大放炮仗，震耳欲聋。棺材抬出厅堂后，暂停在头道天井里，点烛焚香，又拜祭一番，叫做启灵祭奠。
我最难忘的是，最后有个“点主”仪式：即请来当地有名望的人，用朱砂笔往奶奶牌位上原来写的王字上加一点，使“王”字变成“主”字，俗称“成主”。据说经过这么一弄，奶奶就升天成为神灵了。
更玄乎的是，点笔人接着将笔往右后方一抛，大人早已吩咐过，在场的孩子立刻一涌而上，去争抢那支朱砂笔。按照老话说法：谁能抢到，以后读书一定聪明。
结果被我抢到了！
四周围观的人一齐起哄：老祖宗到底最心疼，最偏袒大孙子呀！那热闹的场面，似乎冲淡了一些葬礼上阴沉悲伤的气氛。
奶奶走了！她的在天之灵真会保佑我吗？祖屋伴随她度过不容易的一生，在她的庇护下，总算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了，但它以后的命运怎么样呢？
11
奶奶去世的那年夏天过后，我就上学了。那所学校，就在我家里弄西头。原来有一座大王庙，解放后拆毁了，又填平了旁边一个叫“白水荡”的小池塘，建成这所“白水荡小学”。还附带幼儿园呢！我的三年幼儿园生活也在那里度过。
后来我们这条大王庙弄，也正式更名为“白水荡”。改革开放后，又成了“白水荡小区”。
学校离家近，好处真多！
大热天，我可以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奔回家去喝点凉开水解渴，妈妈总会准备好的；
春初秋末，天气变化无常，如果气温骤降，我可以随时返家增添衣服，不会像其他同学那样冷得瑟瑟发抖；
如逢老天作怪，放学时际突降大雨，妈妈来送伞也很方便。
我那一小组的同学们也沾了光：放学后首先聚集在我家厅堂里做功课，那时候作业负担很轻，三下五除二，不一会儿就完成了。
接下来，大家就是玩！
城中心的公花园近在咫尺，就像是我家后花园，我的少年时光不少就是在那里消磨掉的。
记得，当时小伙伴们最热衷的一款游戏，名叫“咔嘛”，也不知为啥取这个名。
公花园里的东，西两端原来各有一个小土包，后因地制宜修筑成两座假山。东面假山上有一座宝塔，西面假山上则有一座凉亭。小伙伴们平均分成两小队，各队以其中一座假山为据点。
然后，大家在公园里分散躲藏起来，过了一会儿，就互相寻找“捉拿”对方小队的人。如先发现“敌人”，就择机大喊一声：“咔嘛！”，并将右手食指和大拇指张开，作出手枪的姿势指向他。
这时对方只准原地站住不动，等你过来抓。但游戏规定必须在五步之内你手能够碰到他的身体，这样他就成了你的俘虏。否则，他就能反过来“咔嘛”你，同样必须在五步之内抓到你。
因此，如何首先发现对方，并在适当的距离内喊“咔嘛”！至关紧要。这是对小伙伴们反应速度和判断能力的很好考验。
抓到“俘虏”后，就把他押回己方据点，“囚禁”在宝塔下或凉亭里。谁先将对方小队的人员全部“咔嘛”掉，当然就赢了！
这种半军事化的集体游戏特别吸引男孩子们，我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玩，时而为对方是否犯规争执不休，吵得面红耳赤，不到天色渐黑，决不收兵！
现在看来，这可比成天玩电子游戏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益多吧！
碰到下雨天，放学后就只能在我家厅堂里玩了。什么飘洋牌，打弹珠，夏天斗蟋蟀，冬天斗鸡（不是鸡斗，而是人斗：单腿抱膝互撞。）------那一片方砖地成了我们的娱乐场！
12
在我的记忆中，宽敞明亮的祖屋厅堂，也是父辈们的休闲好场所。
当年邮电局的同事们组织了一个“华光”民乐团，父亲也参加了，他在其中吹笙。这种乐器，很难演奏，现在不多见。成语“滥竽充数”中南郭先生吹的就是类似玩意儿。
乐团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在我家厅堂排练，有时晚上还举行舞会，真是笙歌夜舞，乐而忘归！
我耳濡目染，长大后，也喜爱音乐。还无师自通地学会笛子，二胡，小提琴等乐器，尽管是三脚猫，但在下乡插队和进厂劳动期间，也能够在文艺宣传队里混混。
听父亲说，当年“华光”民乐团可挺有名气，上面还打算将其人员全部收编进市歌舞团呢！父亲和同事们私下商议却不愿意，因为他们只喜欢业余玩玩，谁也不愿意吃专业饭，去受管束。再说，邮电局的工作实在不错，“银饭碗”哪舍得丢掉啊！事情就此作罢。
随着我一天天长大，我突然觉得自家住的房子怎么越来越少了？首先，厅堂成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场所，接着又成了里弄工厂的车间，我们再不能随便去玩了。
渐渐，祖屋里最好的房间，即第三进内宅楼上的东厢房，也不归我家住了。奇怪的是，我们在自家祖屋里经常搬来搬去，却越搬越小，越搬越差------
13
以后我才知道，自1956年起，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工矿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对城市私有房屋则采取国家经租的方式，即在一定时期内对房屋所有者采用类似赎买的政策，即国家给予固定租金，来逐步改变房产的所有制。
也就是说，从此，除了经核定的自留房外，我家对自己祖屋的其它部分，再也没有任何使用及支配权力了。所谓“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固定租金”，也是权宜之计，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呀！
父亲作为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国家机关干部（那时邮电局属市政机关），经组织多年教育，有一定觉悟，对私房改造内心并不抵制。
原本他一直为私房问题烦恼不已：奶奶去世后，家里大小事都要他做主。老屋年代久了，日常的修旧补漏，鸡毛蒜皮的事，都要房东他管。房西们则来去自由，从二，三户，最后演变成六，七户之多。加之租住进来的有先有后，家境，素质各不相同，每月收缴房租电费就令人头大。幸亏那时自来水还是各家自己挑的（里弄有公用水龙头），不用算水费。
小时候，我听见父亲经常叹息的一句话是：“如果我没有私房就好了！”
今天的人们可能不理解：人人都在为能有自己的房屋而拼搏，怎么会不喜欢私房呢？更有甚者囤积房屋谋利，全然不顾“房屋是用来住的”这个道理。
可是在五，六十年代，城市里大多数人居住的是公租房屋，由单位负责按需要分配。假如你有私房，特别是面积较大的房屋，人家倒会用异样的目光看待你：是不是出身剥削阶级呀？
我父亲单位条件很好，早先就有“邮电新村”。凭父亲在邮电局的资历，假如我家没有私房的话，完全早已可以分配到邮电新村的住房，又何必生出那么多烦恼呢！
最近看见国外有篇文章谈到，如果房租仅占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下，人们就会感到幸福！而当年市区房租普遍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般只占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吧，怪不得居民们的幸福指数那么高！谁还在乎私房呢？
14
祖屋在风雨飘渺中逐渐离我们而去，而离得我们最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全家不但离开了老屋， 还离别了故乡。
父亲由于上述历史问题，文革中受到冲击，老屋的外墙上贴满大字报，经风吹雨刮，斑驳陆离。
在那段困苦日子里，父亲又勾起往昔的回忆。
他告诉我们：抗战时期，那些奉命赴缅甸抗击日寇，拯救英军的中国远征军将士，在境外打得英勇顽强，战果卓越，大长国人志气。
但十万名出征将士，有六万弃尸异国他乡。他们走前留下的家信，不少都成了遗书！
而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有些往来的家书信件，连部队的番号也找不到了，根本无从投递。直至抗战结束，仍然静静地“躺”在军邮箱里，而它们的主人又在哪里呢？-----
父亲又拿出一张旧钞给我们看：这是中国人民银行首版发行的人民币，面值贰伯元。稀奇的是，纸币两面图案完全印颠倒了，竟是一张很有收藏价值的早期人民币错版钞！
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所以纸币正面的年号仍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即一九四九年。
当时军管会有位战士喜欢到我家来看父亲的收藏品——邮票，一来二去，跟父亲相处很熟。一天，他匆匆来找父亲，说接到命令，马上要随部队南下。
告别之际，他掏出这张纸币递给父亲，说：“这是一张印错的钞票，我知道你喜爱收藏，就留着做个记念吧！等新中国成立，不打仗了，我再到你家老屋来看你的集邮册。”
但全国解放后，父亲一直得不到那位战士的消息。后来转辗打听到，他已在解放大西南的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了，长眠在贵州山区的崇山峻岭中。就是我姐姐当年出生的那片土地上。
“跟那些英烈们相比，我们可算都是幸运儿啦！”父亲说着，小心翼翼地将这枚珍贵的纪念品又夹回他的集邮册。
到“文革”后期，69年冬天，父母亲终于一起被下放到苏北农村,老屋则全部被安排给其它人家居住。
其时我们姐弟三人，早已作为知青上山下乡了，大姐在宜兴山区，小弟远在新疆，于是父母就选择到建湖县跟我团聚。
从此，对远在故乡的祖屋，全家人只有遥想，我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岁月如流，很多年过去，我已经在当地上调进县里工厂工作，年龄过了三十岁，父母亲只得准备在苏北为我置房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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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到了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刮起，把我们全家人又陆续送回家乡无锡！随即落实政策，父亲在抗战中的那段经历查清楚了，从历史的眼光看，有功无过。文革中没收的房产又归还了，饱经沧桑的祖屋重新迎回它的老主人。
随着子孙后辈逐渐长大，各自成家立业，老屋也渐渐容不下这么多人。
89年，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单位因为要留住我，同意将在苏州工作的妻子调进我厂，特地分配给我一套住房，我就搬出去了。
转眼到了九十年代，城市中心改造时，我家祖屋首当其冲，面临拆迁。父亲有些伤感，只觉得祖上传下的房屋，最终到自己手里没能守住。他时常望着奶奶的遗像发呆，内心想着将来到地下怎么向她老人家交代？
我深知，父亲对老屋真是爱恨交加啊！
那时的拆迁政策很不如人意：是根据房屋里的户籍人数，而不是依照房屋面积大小来安置的。我小家庭的户口都不在那里，所以连分房的资格都没有！姐姐早出嫁了，当然更没有。最终仅我小弟分配到一套大户，我父母分配到一套小户，另外只给了2万元的补偿款。
百年祖屋就这样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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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回迁安排的新公房就在祖屋原址附近，仍毗邻公花园。
父亲在“白水荡小区”度过他人生的最后时光，既没有距祖地太远，又满足了他平生向往住公房的心愿！
父亲临终前，把陪伴了他大半生，保存着那枚错币的集邮册郑重托付给我，一切尽在不言中。
1999年，“无锡日报”举办建国五十周年征文比赛，我以此为题材，写了“珍贵的纪念”一文应征投稿，结果斩获一等奖！
记得文章署名是：“思钧”。因为“钧”是我父名中一个字，又跟“军”同音，以怀念父亲和那位解放军战士！
多少年过去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城市中心的地价日长夜大，寸土寸金，拆迁户的民生权利保障也更加完善了。
知情者谈论起我家的祖屋，无不扼腕痛惜：“你家的老房子拆得太早啦，你们吃亏大了。如果放到现在，该补偿多少钱啊！”
我默默望着如今城中的白水荡小区，只见几排整齐划一的火柴盒般的楼房，高高耸立着。在古色古香的“崇安寺”牌楼映影下，显得那么不协调。
原先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公花园，现在已成为熙熙攘攘的集市场，再也容不下孩子们玩什么“咔嘛”游戏了。
而如今生活在钢筋水泥中的人们，一有机会，都趋之若鹜地奔向外地古镇，去寻觅故乡的回忆。
我不禁想道：“我家的祖屋如果能保留到今天，还会被拆掉吗？
于2019夏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