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欠我一块钱，大雪过后，我去讨要。
宜昌周遭大小丘陵和田野上，都厚厚盖满一层白雪。一大清早我走在曲折蜿蜒的小路上，穿过积雪的田野、爬坡过岭，气喘噓噓，空气极为清新。这是1975年初。我从下乡知青变为宜昌供销社的一名职工，已近三年了。我当时在杨岔路管理着一座大仓库，仓库里存放的是化肥、农药、水泥、等农业生产资料。小王是花艳公社的青年农民，年龄与我相仿，有时来这里拖运物质，所以认识了，但是并不很熟，我也不知他究竟是哪一个生产队的，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小王长得很端正，鼻直口方，身板结实，皮肤晒得黑黑的， 脸部线条分明、轮廓立体，是个英气的小伙子。可是他沉默寡言，眉头紧锁，看得出生活的压力很重。那年月谁也轻松不了，大家都吃不饱饭。但他们用板车装运化肥、农药，常常一装就是一吨多二千多斤！
有次他装完车，坐下歇息，看着我欲言又止。后来终于囁嚅着：“小张，你借我一块钱。”低下头，眼睛不敢看我，好象做了贼似的，也不会说什么客气话。（想想现时的真贼们却一点也不心虚，甚至有贼因未得手而打事主。“你他妈的干吗不让老子偷！”“理”直气壮。反了！反了！）那年头，我们工资都很低，记得我刚从农村到工作单位，工资也就是17元，后来好象涨过一次，也就19元。但我们知青从武汉下放到宜昌农村，又从宜昌农村到宜昌市，只是单身一人，没有其他负担，在别人眼中看來，就很富裕了。有人找你借钱，自然不足为奇。实际上我已经多次借钱给别人过。可是我跟小王并不熟，他怎么会找我借钱？转念一想：小王不是狡猾人，既然开口，肯定确有必需。于是翻口袋找出一块钱，递给他，也没问他干什么用。小王接过钱，一言不发，出门拉车，走了。沉重的板车起歩时更重，我仍照往常一样，每辆起歩的板车都上去推一把。
过了几个月，小王来过几次，却并没还钱。我也并未指望他这么快就会有钱还给我，也从未向他提起借钱的亊。可我也没忘记小王欠我一块钱。如果不是特殊情况，我也不会急着去找他讨要，因为我当时已经办妥各项手续，马上就要调回武汉了，所以在某个星期日，我去讨债。（为了一块钱，来回走二十里山路，花大半天时间，真不值！真小气！）
只因我当天起床晚，动身也晚，路上边走边问，及至找到小王家时，正午已过好半天了。门虚掩着，那时农村的人出门干活都不兴锁门。山里人家，邻人住屋往往相隔甚远，想找个人问问都没有。只好傻等着。好在我知道乡下人作息规律：早上起来先干活，九、十点钟才回来吃早饭，午后一、二点钟回来吃中饭，晚上要天黒才回家烧火做饭。要是在夏天，下午要七、八点钟才会天黒，才能从田地里收工往回走，走到屋往往可能有几里地。而我现在此时此地，估摸着大约午后一点多钟，主人打柴也好、干活也罢，应该快要回来了，就决定进去等他。进屋打量一眼：自然是冷冷清清，乱七八糟，冷火秋烟，寒意逼人。过不多会，听见门外响动，果然是小王回来了。他放下柴挑，一见到我，有点意外，但马上就镇定下来。我对他说起自己很快就要回武汉了，并没好意思提欠钱的事。小王放开笑脸，（这是难得的！）热情地招呼我，烧火做饭给我吃。饭毕，小王出门外，接着听见“咯咯咯”的鸡叫声。“抓鸡抵债”！我脑子里一闪念，心里一阵难受。那年头，乡下请人吃顿便饭虽说花费不大，也就几分钱、一毛来钱的粮食钱，却是很大的人情。因为按人口计划分配的那份口粮，谁都填不饱肚子。我吃了人家的饭，怎么还好意思拿人家的鸡！正思量间，小王已经提着鸡，举到了我面前：“小张，你要回武汉了，我送你一只鸡。”这可如何是好？谁都知道，农民的油盐酱醋烟所有开销都指望着这“鸡屁股银行”，我要拿了他的鸡，岂不是大大透支了他的“银行存折”。可，这是一只鸡呀，拿回城里去，那可是稀罕之物，要说是人送的，更是脸上添光！我的头脑在良心和贪心之间激烈奋战。终于，良心抵挡不住贪婪和虚荣的进攻，败下阵来。我怯怯的伸手接过那鸡，匆匆溜走，头也不敢回，像是做了贼。（时下真正的贼却十有八、九，不，十有十一并不心虚。）就连喉咙里挤出来的“谢谢”都不知人家听见了没。
回到武汉，我的母亲指着那只鸡对左邻右舍夸耀：“这是别人送我儿子的！”左邻右舍露出羡慕的眼光，母亲脸上露出洋洋自得之色。可是我的心里并没有自豪或骄傲的感觉，甚至没有一点点的高兴或快乐，只是酸溜溜的难受劲，心里好象在流泪。
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我想起它，总是在心底默默祈祷：小王，希望你过得好！但愿你的脸色从阴云转阳光，每天都露出舒心的笑容。
（注：我在1968年作为“知青”从武汉下放到宜昌，直到1972年招工出来，在宜昌乡下呆了跨五个年头，之后又在宜昌市工作了三年。宜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那里很有感情。－真人真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