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拾遗
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吉阳小学 许厚前
“岁月催人老”。不知不觉中，我已进入“天命”之年，翻开风尘的记忆，母亲的音容笑貌，言传身教，依然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儿童少年成长求学时期，几乎都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风暴中度过的。在我的印象中，红卫兵、大字报、批斗会、红宝书等等，都是那个年月最最具代表性的名词。读小学中学都在“闹革命”，多数老师被打成“右派”“臭老九”。学校是“革命”的中心，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忙要师生支农搞生产，农闲时要参加政治运动，上课读书时间不多，上学也没什么压力。现在想起来，我们真是属于“失误的一代”人。当然，与我的父母比起来，我总算是上了学、读了书，而且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是那时为数不多的“文化人”。我父亲为人忠厚木讷，语言不多，母亲是个话唠，我从小接受家庭教育主要来源于母亲，不管你爱不爱听，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如何做人的“经典”之言。如果不听，便施以体罚，她信奉“棍棒出孝子”“娇养忤逆儿”。岁岁年年，年年岁岁，直到她突发心脏病离开我们。
“爱子重先生”。我刚上学那会儿“野得很”，常领着小伙伴下河摸鱼，上树捉鸟，打仗“捉特务”。放学后我的主要任务是领妹妹、打猪草、喂猪，有时候也学着做饭，因为淘气贪玩，几乎天天责罚挨打。读小学时，来了一位新老师姓赵，挺喜欢我，对我也非常严厉。我家离学校近，父母晚上收工，时常赵老师到我家串门，把我在学校的不良表现全告诉母亲，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待赵老师，而我则少不了训斥甚至挨打。一段时间，我非常地讨厌害怕赵老师，甚至想纠集同学给赵老师写大字报，开批斗会。母亲从小伙伴那儿知道我“大逆不道”的想法后，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并且，凡是开批斗会、写大字报这些活动都不让我去。为了免受体罚，我在学校再也不敢惹是生非了。慢慢的，我的野性改了，在家也听话了，做事也勤快专心了，母亲夸奖我的次数也多起来。“男服学堂女服嫁”“爱子重先生”，这些俗谚俚语总在我的耳边萦绕。直到我长大成人走上教育工作岗位，我对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一直是敬重有加，顶礼膜拜。
“救济一时难”。1970年秋，驻扎在白河县一个林场的地质队，一天，他们约有20多人在吉阳关采购粮食，不知何故与当地村民发生械斗，伤了约四五人，用担架抬着，途径我家歇息，为首的一位青年叔叔乞求我父亲给他们做顿饭吃，我父亲说：“队里分点粮食是嫩苞米磨的浆巴（玉米浆），那是我们一家人半个月口粮，给你们吃了我们全家咋办？”母亲见几个人伤的不轻，其他人也个个饿的有气无力，就二话没说，连忙烧火做饭。一大锅“浆巴”稀饭也没有菜，不一会吃个精光，有的拿碗，有的拿瓢，真像一群“饿狼”。饭后他们说不尽的感谢话，承诺日后一定将粮食还上。当时，母亲也没把这话放在心上，素不相识的过路客，在那拿钱都买不到食物的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当真吗？当天晚上我家就断炊了，向舅舅借粮，还挨了一顿臭骂。
两个月后，地质队那位姓秦的叔叔给我家送来一袋大米，父母感到十分意外，我也满心欢喜，那年月能吃上大米可不经常，不要菜也能吃上三大碗，赛似过年。更让我高兴的是我被那位姓秦的叔叔接去，在他们驻地玩了一个星期，顿顿吃细粮（米和面），还看了两场电影，送我回家时还给我买了不少水果糖。“好人有好报”耳边又响起母亲的话。
“孝老要当时，莫等后来日”。我的爷爷奶奶在父亲没成年时因饥荒而饿死了。我的外公外婆离我家不远，我小时候家里穷，姊妹多，少不了受到外公外婆的关照疼爱。只要外公外婆到我家，做点米饭面饭，我们从来不在饭桌边，父母总最后吃。母亲常说“孝老要当时，莫等后来日”，外公外婆年纪大了，我们要多孝敬他们，爷爷奶奶走的早，现在想孝敬他们也没机会了。小时候，家里来客我和弟弟妹妹也从未在桌上吃饭，都是客人吃毕后我们再吃。我有孩子后，有客也不让孩子在餐桌边吃饭闹腾。
“穷不读书穷到底，富不读书富不长”。母亲总是拿她的经历教育我，“人穷不能志短”“争气胜过拜佛堂”。尽管我读书求学的年代不能解决温饱，但我在母亲的教育鞭策下，坚持读完了高中。上高中往返徒步一百多里，也不觉得十分辛苦。今天，我能从事教育工作，与母亲的教育、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父母是七口之家的劳动力，每天只吃两顿饭，尽量让我们吃饱健康成长，实属不易。时至今日，我爱读书、勤学习，少不了母亲“唠叨”教育的功劳。
母亲的许多俚语俗言让我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如“爱在心，勤在耕”“严是爱、溺是害”“万贯家财如粪土，孝道仁义胜千金”。这些质朴的语言，口耳相传，永远植根于我的心中，即使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时代也不会迷失，也不会丢掉做人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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