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北塔山剿匪回忆录
陈进仓口述 周玉明整理
阳春三月，古城奇台已经冰雪融化，万物复苏。夕阳西下，残阳如血，染红了古城的大街小巷，到处是车水马龙，到处是繁华景致。熙熙攘攘的人群，尽情地享受着太平盛世。我领着小孙女，不由自主地又来到了古城公园。我不是留恋公园美丽的景致，也不是专程来呼吸公园清新的空气，更不是来享受公园难得的静谧。时时刻刻牵动我心的，是坐落在古城公园的烈士陵园，因为那里有我20多个并肩战斗、生死相交的战友！坟前的青松又长高了，坟上的小草又发绿了，小鸟又叽叽喳喳地唱歌了。战友啊，你听见了吗？你看见了吗？我又来看望你们了，我又带来了你们喜欢抽的哈德门香烟，你们喜欢喝的二锅头烧酒。我想你们啊，50年了，整整半个世纪啊，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们啊，你们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每时每刻在我脑海中闪现啊……
“爷爷，爷爷，躺在这里的我应该叫叔叔还是叫爷爷？”，天真的孙女问道。“是啊，该叫什么呢？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的话，也应该是儿孙满堂了，也与爷爷一样当上了爷爷了，可他们却永远停留在了当你叔叔的年纪啊”。战友啊，就是那一场难忘的战斗，夺取了你们年轻的生命，成了我心中永恒的回忆。
时间倒回到50年前的1958年2月，匪首加米希汗，纠集了一小股土匪，到处抢劫人民财产，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煽动民族分裂，妄图分裂祖国统一。上级命令驻奇台的骑兵二团参加剿匪，部队星夜把我们拉到阿勒泰的河坝地区。当时骑兵二团的团长叫苳祥森，政委未去。钢铁二连的连长叫刘兴发，指导员叫杨应山，由于当时雪厚，上级让我们就地待命。我们就在河坝地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剿匪训练。由于土匪听到解放军来了，吓得躲进了大山，我们一直未找到土匪，一枪未放又回到了驻地。回来后，我们先是帮助老百姓在吉布库进行夏收，后到奇台县电力发电厂挖渠道，两天后，接到上级命令又前往吐鲁番大河堰修铁路。9月30日晚12点左右，我们正在工地上挥汗如雨地加班加点抢修铁路，忽然发现西方有车灯光，原来是一个骑摩托的送信兵，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工地上。不到5分钟，施工指挥部的高音喇叭响了：“骑兵二团钢铁二连的全体官兵立刻停止修路，马上准备出发，接受上级赋予的新任务”。我们都以为要去解放台湾了，非常激动和兴奋。我当时在连部担任通信员，立即跑步到连部收拾帐蓬、干粮、行李和一些战备物资。我刚收拾完，就来了6台大卡车，把我连官兵全部拉走了。记得天还未亮，就到了乌鲁木齐汽车团，下车后，我们简单地吃了一些馒头和稀饭，脸还未顾得上洗，新疆军区副参谋长任晨就给我们下达了到北塔山剿匪的命令。记得任副参谋长下达完命令后，还给我们介绍了当时的局势：“1958年9月26日，惯匪头目加米希汗．哈布尔什纠集了一小撮土匪在富蕴县到处抢劫人民财产，抢夺国家牲畜，杀我公安战士，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煽动民族分裂，妄图分裂祖国，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接着，任副参谋长还说了为什么要我们钢铁二连参加剿匪。他说：“二连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从建连起，参加过上百次战斗，善打恶仗硬仗，尤其是1950年3月26日，二连主力进驻东疆边城伊吾县后，叛匪乌斯满、尧乐搏斯在美蒋特务的唆使下，策动了武装叛乱，敌人以7倍于我的兵力将伊吾县城重重包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全连在全国特等战斗英雄、副营长胡青山的直接指挥下，展开了威震敌胆的战斗，连续打垮了匪徒7次猛攻和多次骚扰，坚守伊吾40天。二连被命名为‘钢铁英雄连’。二连有剿匪的战斗经验，这次派你们打头阵，党和人民相信你们一定能顺利圆满地完成任务”。
当时阿勒泰的公安营已经进行了两次剿匪，但是因大部分公安士兵不会骑马，行动受到影响。土匪在山上，公安营在山下，部队一出动，土匪就把巨石往下滚，砸死我7个公安战士，马受惊吓，战士们又控制不了马，而土匪一枪未放，一人未伤，致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经过上级研究，决定派骑兵二团参加剿匪，又由于“钢铁二连”有过剿匪历史，经验丰富，所以派二连打头阵。任副参谋长讲话结束后不到10分钟，我们又重新换乘12辆汽车，于晚上11点左右赶到奇台。一到驻地，来不及休整，赶紧装马上车，连夜出发，天亮前赶到了芨芨湖，第二天天刚亮就赶到了乌卡（阿勒泰属地），开始订马掌，到晚上9点左右，骑马出发，开始追击土匪，一直追了5天，才在乌伦古河与土匪接上火。记得那天早晨，前出侦察分队回连报告，在乌伦古河沟底，发现有土匪正准备过河。由于山太高，我们绕道走了十几公里的山路，赶到河底时，土匪已经过了河，开始上对面的山坡，连队在连长刘兴发的指挥下立即组织过河。过河后，我们占据了一个“大曹子”（小山梁），土匪在高处，我们在低处，不利于开火。土匪又想用他们对付公安营的方法来对付我们，派一小部分土匪来吸引我们往山底下去。土匪第一次只派了8个人前来袭扰，为保存弹药，我们一枪未发，8人只好返回高山。停了不到半个小时，第二拨土匪又来袭扰，我们已将部队部署好，一排在左，二排在中，三排在右，我随连长在简易指挥所，连长命令我：“通信员，通知全体官兵不要轻举妄动，一切行动听指挥，占据有利地形，注意隐蔽”。由于我们不上土匪的当，第二拨土匪又只好灰溜溜地上山了。过了近2个小时，第三拨土匪又来袭扰时，一排长张昌炎对我说：“给土匪一个下马威，小鬼，帮我稳好马”。只见一排长站在马背上，端枪、瞄准、射击一气呵成，“呯呯”两枪，一个土匪应声从马背下摔下，死了。另一枪把土匪的战马打死，土匪从急驰的马上摔下来，受了重伤，被我生俘。这时敌人已经气急败坏，大股土匪叽哩咕噜乱叫着从山上冲下来。连长刘兴发见时机已成熟，命令我：“小鬼，立即打信号弹”。两发信号弹飞天后，战友们拔出马刀，嘴里喊着“冲啊、杀啊”，向土匪猛冲过去，重机手、轻枪手在阵地就开始向土匪扫射，几十个土匪被打下马。土匪一看形势不妙，掉头就跑，我们乘胜追击，用马刀从背后又砍死几个土匪。我们追上山后，对面山下是大戈壁滩，由于马困人乏，敌人夺命狂奔，已经越过了一道山梁，看看天色不早，连长命令部队停止追击，下山找个有草有水的地方休整。第一仗，我们就在乌伦古河把不可一世的土匪威风打下去了。
第二仗是在石根台展开。我们在原地休整了几天，一边派侦察兵侦察土匪的行踪，一边进行剿匪和骑乘训练，同时也补充了给养。一天早上，部队正准备开饭，这时上级的命令来了，要求我们立即出发。作为通信员，连长要我把命令通知到连队全体官兵，于是我和八班长张忠新把两匹马交给一个哨兵看管。可是哨兵实在太困了，打了个盹，两匹马给跑掉了，等我通知完部队返回后，全连官兵已经出发了，我和八班长只好跟在部队屁股后面跑，幸好，拉给养的后勤兵带了两匹光背马，我们两人就骑着光背马往前冲。大约过了20多分钟，后勤军马所的战友把我们的马找来，我们才又骑上自己的马，可是部队已经走远了，只乘下我和八班长及其他5名同志。大部队朝北面去了，我们7人（八班长张忠新、九班长林树威、卫生员邵文泉、后勤军马所曹主任、军马卫生员、给养员和我）抄近道，从右侧上山。结果误闯误撞，反而先找到了土匪。我们刚翻过一座山，就发现了敌人。八班长命令我们埋伏在一条沟里，但很快就被土匪发现了，于是土匪就向我们7人隐蔽地点射击。当时八班长、九班长用的是冲锋枪，立即向土匪反击，曹主任用的是手枪，射程近，发挥不了威力，我和其他战友也用步枪向土匪射击。我看到敌人的火力密集，仅我们7人是很危险的，必须得通知大部队前来增援，正好信号枪还在我身上，于是我就连续打了2发红色信号弹。我刚打完信号弹准备再用步枪加入战斗时，发现八班长已经打完了一匣子弹，正在装弹药的时候，忽然倒栽了下去。我赶紧跑过去，扶起八班长一看，一颗子弹从额头打进去了，满身是血。我大声叫道：“八班长，八班长”，可是八班长已经牺牲了，一句话也没给我们留下，眼睛还死死地瞪着，手里的子弹和弹匣还死死地拽着，枪管中还冒着烟，可我们的八班长却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把鲜血和生命献给了北塔山。
幸好部队发现了我打的信号弹，立刻从左侧山上下来支援我们。土匪一看大部队来了，一下子就象发疯的野兽跑散了，部队马上开始追击。指导员杨云山对我说：“陈进仓，把八班长扶上马”。我含着泪，强忍着巨大的悲痛把八班长抱到马背上，把他交给了收容队（专门负责把牺牲的和受伤的战友送往后方的队伍）。后来，八班长的尸体用骆驼运送到奇台县城，埋葬在奇台县公园中的烈士陵园。
“为八班长报仇！”，战友们群情激昂，化悲痛为力量，更加激起了消灭土匪、为战友报仇的斗志。我们跟着连长一直朝前追赶土匪，翻过一座山，就发现了溃散的敌人，加上我团其他连队的协助，土匪无路可走，只好一直往前逃命。前面有一大峡谷，下面又是雪，又是冰，深约50多米，而且很陡峭。这一次把土匪整得惨，他们的马蹄没有钉铁掌，容易打滑，而我们在后面穷追猛打，土匪是慌了神、丢了魂，乱了套、迷了路，被我们的气势吓破了胆，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等土匪发现峡谷时，想停也停不下来了，跑得快的直接冲了下去，后面的土匪又控制不了马速，狠命往前挤，结果连人带马活生生地被摔下了深谷。另外一部分土匪赶紧下马，连滚带爬，被马踩死不少。后来打扫战场时发现，被摔死的土匪就有156人，马216匹。
这一仗是早上9点多钟开始打的，一直战斗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我们把土匪追赶到山沟里时，由于地形不熟，加之能见度差，上级就命令我们停止追击了，我们就在一个宽广的草滩上打尖、饮马。第二天天刚亮部队又接着追击土匪，但狡猾的土匪分散走了，部队派出的侦察分队报告，土匪一部分向乌拉斯台沟方向逃窜，另一部分向胡居尔特方向逃窜了。
石根台这一仗，是整个剿匪战斗中很关键的一仗，土匪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逃的逃、躲的躲，他们的队伍基本上被我们给冲跨了。
第三仗是在查尔台沟里进行的。发现土匪也是一个巧合。战士裴连海在给部队送给养时，发现在查尔台附近的一个小山包上有一匹小青马。裴连海当时想，目前是剿匪时期，除了军队的马就是土匪的马，绝不是老百姓的马，所以他就把自己的马藏好，小心翼翼地在附近搜索。在一个隐蔽的雪窝子里，发现一个土匪穿着破旧的羊皮袄，呼呼大睡，身边既没有的枪，也没有弹，而且还有受伤的痕迹。经判断，估计是在上次战斗中活命的土匪。裴连海对着土匪叫道:“不许动，举起手来！”可土匪却没有一丝反映，居然还打着响亮的嘟噜。由此可见，土匪几个月来东躲西藏，疲于奔命，也实打实地累得够呛了。裴连海没办法，只好上去踹一脚，睡眼朦胧的土匪睁眼一看是解放军，撒腿就逃，裴连海端起枪来就是一梭子，结束了土匪的狗命。裴连海回到部队后，将情况报告首长，于是派出侦察分队，确定了土匪就在查尔台附近。当时正赶上寒流，零下40多度(那时的新疆比现在冷得多，尤其是在山上，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60来度)，又是刮风，又是下雪，骑马走路时连眼睛都睁不开，风吹在脸上，比刀子割得还疼。当我们赶到查尔台时，已经是深夜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却发现查尔台沟有火光。连长果断地说：“一定是土匪，集中所有火力，朝火光处射击”。一时间，枪声四起，炮声隆隆，火光冲天。土匪吓得就象惊弓之鸟，慌得就象丧家之犬，急得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乱得就象一锅粥，犹如无头之苍蝇，抱头窜鼠，鬼哭狼嚎，四下逃命。第二天打扫战场时，查尔台沟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到处是土匪丢下的枪支、弹药、马叉子、干粮以及皮大衣、皮帽子、皮靴子、毡篷，光是马叉子我们就收集了满满一汽车。经过这一仗，土匪的大部分装备都被我们给缴获了，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第四仗是最后一仗，打得最顽强、最勇敢、最惨烈，也是我部伤亡最大的一仗。1959年3月底，残余土匪集中所有的人员、武器，在六棵树一带负隅顽抗。接到上级指示后，我们在哈萨坟（地名）组建了一个临时指挥所。八班长牺牲后，在战斗中我担任了八班长，指挥所成立后，我又在指挥所担任了侦察员。当时指挥所有机枪连一个排（一排），二连一个班（三班）。指挥组人员有机枪连副连长姜峡林、后勤军械所助理员张希清，二连副指导员高茂成。干部有二连一排长张昌炎、司务长贾正甫。一天，侦察人员（二连的一排长张昌炎、司务长贾正甫和我）都穿着便装，骑着马，12点左右从哈萨坟出发，前往黄羊山侦察情况。快到目的地时，被土匪发现了，一大群土匪围过来，由于寡不敌众，我们很快就调转马头往回走报告情况去了。我是新同志，体力好，还未参军时就会骑马，所以我跑到最前面去了。我刚回到哈萨坟时，正赶上副连长姜峡林在组织机枪连的二班、二连的三班准备乘坐汽车前往六棵树去剿匪。我对姜副连长说：“副连长，不能去，一是天快黑了。二是土匪骑马，我们坐车，行动可能受阻。三是通往六棵树的道路两边都是山，易遭敌人埋伏”。可姜副连长说：“不行，非得去，因为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从奇台给前方部队运送后勤物资的部队在经过六棵时，发现了土匪留下的一匹马，可能是已经骑跨了的马，走不动了，如果再不去，土匪可能朝苏吉方向走了，我们再追击就更加困难了”。既然已经决定了，我就把马拴好，一下子就跳上了车，可又被姜峡林给拽下来了，他说：“你刚回来，又是新兵蛋子，还是留下来吧，还要给后面来的部队报告情况呢”。他的话音还未落，车已经开走了。这时，张昌炎、贾正甫也赶到了，匆匆忙忙地说了一句“天黑了，不能去了”。可车已经走了，根本就听不到了。没想到，这一去，车上的21个战友，就有18个再也没能回来。
车走了以后，我们几个留守的人心里都空落落的，七上八下，在焦急中等待消息。在哈萨坟的一个山头上，我们架了两挺重机枪，于是我就上到山顶上观察。大约晚上12时左右，从六棵树方向过来一辆车。我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值班的副指导员高茂成，车停后，从车上急急忙忙跑下一个人，我们一看，原来是参加六棵树战斗的后勤军马所的张工，车上还有一名哈萨克驾驶员和一名哈萨克妇女，妇女身上还抱着一个尕娃娃。张工报告说六棵树战斗已经打响了，可能遭遇了土匪的埋伏。正在这时，从阿勒泰方向又过来一个气象排，叫我们立刻向苏吉方向增援，我们的部队在六棵树遭到了土匪的埋伏，情况很紧急。我们立刻出发，赶到六棵树时，天已经快亮了，没找到一个敌人，却发现我们的战友已经全部阵亡了。我们含泪打扫战场时发现，我们的车被土匪打得到处都窟窿。现场之惨烈，令人发指，副连长姜峡林牺牲在离汽车180多米的地方。从雪迹来看，他在下车时就中了弹，努力地朝土匪埋伏的山顶爬去，他的手腕被打断了，白森森的骨头露了出来，骨头缝隙处还有一根芨芨草夹在中间。身上的枪没有了，可手里还紧紧地握一个冲锋枪弹匣。180多米长的雪印，是一条染红了鲜血的雪印，是一条经爬卧而留下的深深的雪印。二连一排代理副排长梁福胜，前面的几场战斗他没有参加，是因为他正患阑尾炎，去了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做手术，做完手术后的第三天，还没顾得上拆线，就随着军区拉送物资的车辆悄悄地赶回了团部，在奇台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赶到了哈萨坟，第三天就在六棵树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在这次战斗中，本来手术就未好利索，在车上就中了一发弹，顽强勇敢的他，却是第一个跳下了车，第一个向山头上冲，第一个朝土匪反击的战士。当时我们看到，梁福胜牺牲后，手术时留下的刀口已经崩裂了，肠子都流了出来，冻得硬邦邦的。这场战斗中，姜峡林、梁福胜、王狗旦、赵建民、王铁林、张宏、赵金芳、尚葫芦打得最勇敢，死得也最悲壮，他们几乎都快冲上了山顶才牺牲。死的表情都很坚毅，怒目圆瞪，咬牙切齿，大多肢体都不全，就是在死的那一瞬间，定格的也是一幅拼命的、射击的、投掷的、砍杀的姿势。其他10名战友，如张思清、林永山、周代路、军马所卫生员等，也都血肉模糊，每人身上都有枪伤、刀伤，个个死得都很英勇。在这次战斗中，有三个幸存者。第一个是维吾尔族翻译，叫玉素甫，他是临时从地方请来的，当时他一听到枪声，就从车上跳下来，躲在车下面的两个轮胎中间，一动不动，战斗结束后，土匪抓住问他是解放军还是牧民，他用哈萨克语言说自己是牧民，信仰伊斯兰教，是为了搭便车才来这里的，土匪就没有杀他。第二个是张工，枪声一响，副连长姜峡林就知道中了土匪的埋伏，命令张工赶快回去报告，后来张工搭了一辆民车将情况报告给了哈萨坟的指挥所。第三个幸存者是驾驶班长，当时我们打扫战场时既没有发现他的尸体，在来六棵树的路上也未发现他的踪影。到了第二天下午，我正在哈萨坟山头上放哨，发现大、小红山之间的一个戈壁上有一个人影，一会儿倒下，一会儿又起来，跌跌撞撞地朝我们这个方向运动。我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给连队的干部高茂成，他上去用15倍的望远镜一看，说：“好象是一个人，小鬼，去看一下，是不是驾驶班长”。当时二连的文书也在，我就和文书快马加鞭地向目标跑去，大约1小时左右，我们赶到戈壁滩一看，正是驾驶班长。他一见我们，说了句：“完了，他们全死了”，说完就倒下昏死过去了。我和文书赶紧把他抱上马背，我骑在马屁股上把他驼回哈萨坟。回到指挥所后，我们一看，他总共中了五枪，伤势过重，需要立刻抢救，可当时卫生员也战死了，医生还未赶到，正在危难之际，从阿勒泰过来一辆副专员的小车，我们赶紧把驾驶班长送往北塔山牧场医院抢救，可牧场的医疗设备简陋，根本没法实施抢救，又用副专员的小车马不停蹄地直接送到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救治，由于受伤时间过长，体内的三发子弹没办法再取出来，终生留在了体内。出院后，驾驶班长荣立了二等功，留在了乌鲁木齐粮食局当警卫。1959年建国10周年，骑兵二团参加了乌鲁木齐举行的大阅兵，我们都去看望了驾驶班长。那时他已经非常的虚弱了，人瘦得皮包骨头，走路都不稳，拄了根拐杖。他给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情景：那天，副连长姜峡林匆匆忙忙地赶往六棵树去剿匪，赶到土匪的据点时，天已经黑了。忽然，枪声四起，我们三面受敌，土匪集中火力向我们的汽车开火，当时他和姜副连长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驾驶员第一个牺牲，驾驶班长是一名志愿兵，参加过朝鲜战争，战斗经验十分丰富，他赶紧爬下身体，把驾驶员拉开，自己坐在驾驶位置上，把车灯熄灭，继续开车，可没走出10米，车就被土匪打坏了，开不动了，而且他的右手也被打穿了。他强忍着剧痛，把车门打开，下车时，背部又中了三枪（未穿透），刚转过身时，脖子上又中了一枪（擦皮而过）。下车后，他立刻匍匐前进，一边前进，一边向敌人开火。其他干部战士与敌人也展开了激战，副连长姜峡林下车时就已经身负重伤，可他仍坚持指挥战斗。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敌人又从四面包围过来，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用刺刀、枪托打击敌人，重机枪班一名战士还用石头砸死一个敌人。后来，驾驶班长背部又中了土匪一刀，昏死过去了。当他苏醒过来时，副连长姜峡林和17名战士已经全部壮烈牺牲了，土匪也已经走远了，他就朝指挥所的方向艰难地爬去，准备回去报信。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成了我们最大的战斗口号，骑兵二团在奇台县、木垒县、清河县、富蕴县、吉木萨尔县的武工队和阿勒泰的公安营的协助下，侦察人员跟踪四昼夜，终于发现了走投无路的特匪首加米希汉逃亡在木垒县的平顶山南沟。上级通知我们，务必在此全歼土匪。官兵们一人两匹马换着骑，我们下午开始出发，第二天天未亮就赶到了平顶山南沟，对土匪发起了最后的战斗。远距离的我们用枪打，近距离的我们用刀砍，土匪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武器，大多数人一连几天都没有吃饭，又成天被我们追赶，东躲西藏，已经成了笼中之兽，毫无战斗力，战斗才一个多小时，满山满坡都是土匪的尸首，我们把土匪围得水泄不通，土匪们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最后，只剩下84匹马和14个顽固分子跟着加米希汉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土匪只好投降。他们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不能杀他们15个人。二、不跟汉族部队走，要跟民族部队一起走。经请示上级，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我们把他们身上所有的枪支、弹药、大刀、战马等装备全部没收后，将土匪两人一组背靠背的用手铐铐起来，再用捕俘绳捆了个五花大绑，押上了汽车，前面有3辆部队的车打头，后面有5辆收尾，中间一辆是装土匪的车，马不停蹄地直接送到乌鲁木齐进行交接。
活捉加米希汉后，部队和武工队及公安营大多撤走了，留下我们“钢铁二连”继续清剿残余的土匪。我们驻扎在二台，进行了一次整编，组成了一个350人的加强排，排长叫杨金平，我当时担任七班长。整编完后，我们连夜又赶到清河，把所有的哈萨克民族集中起来点名，人未到的，要说明情况，对俘虏提供的土匪名单，叫一个抓一个，总共抓了460多名土匪。第二天，用了20多辆汽车，全部押送到乌鲁木齐，至此，北塔山地区的土匪终于全部消灭了。
在整个剿匪战斗中，条件非常艰苦，经常几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大部分时间是吃干粮，打仗期间吃的是青棵，有时甚至吃马料、喝马尿。记得在六棵树战斗中，土匪把我们的武器全部抢走了，而且还有两挺重机枪。上级指示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两挺重机，我们在整个北塔山满山遍野的找呀找，可整整找了一个星期，也没有找到。后来抓了个俘虏，让他带路，可狡猾的土匪贼心不死，妄图东山再起，根本不好好带路，领着我们绕过来绕过去，转来转去又回到了原地，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带的干粮和水全部吃光了、喝光了，就连马料也都吃完了，马也累得走不动了，我们只好以树皮、野草充饥。可是是冬天，草都是干的，根本难以下咽，大家的嘴巴都起了血泡，经风一吹，钻心的疼。嗓子干得直冒火，说话都十分困难。看到马尿尿时，大家赶紧用罐子接上，可马也长时间没喝水，尿的尿很少，而且很稠，就象玉米面糊糊一样，可就是这样的马尿，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品。大家都不忍心多喝，只能润润嗓子。后来我终于想起，在我担任通信员时，我的马搭链中放了几个馒头，由于战事紧，一直忘了拿出来，已经好几个月了，硬邦邦的象石头，可也成了我们当时的救命粮。我用石头把馒头砸成粉末，等大家饿得实在撑不住时，我才给每人用两个指头夹一点分给大家吃，就这样的日子，我们又熬了8天左右。最后，与我们一起参加找重机枪的北塔山牧场的一名蒙古族翻译实在忍无可忍，拔出手枪指着带路的土匪说：“妈的，你狗日的今天再给老子兜圈子，再找不到地方，老子就一枪崩了你！”。这一招还真管用，顽固的土匪用了还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长满芨芨草的戈壁滩上，指着斜坡上的一堆飘着一根红绸子的骆驼刺说，就埋在下面。我们挖出了一大堆武器，不仅有我们丢失的两挺重机枪，还有土匪从国民党部队抢来的各种火器。土匪们把武器全部拆下来，抹上厚厚的一层羊油，再用羊毛毡包好，据土匪说，这样就是埋上十来年，枪支也不会生锈。
后来，我们在清河休整了一个星期，就返回到二台，在二台休息了一天，于1959年4月26日骑马赶回驻地奇台。此次剿匪，二连始终冲在最前面，打的硬仗、恶仗也最多，回到部队也最晚，完成的任务也最好，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