藕池记忆
我们只是时代的书记官。
——题记
一、状元吃面
状元吃面是我的发小王治祥在观景拾萃群抛出过的话题，说的是当年藕池镇上每逢有剧团来演出，剧院就会在藕池闹市的电线杆上挂牌公告。
电线杆立在剧院路与中山路交汇左角靠墙，那里还长年有个小吃摊，约五十公分长的告示小黑板就挂在在小吃摊的上方。“状元吃面！”雕刻印章的老张边吃酒糟油条边念。“状元吃面？”有食客搭话，他以为小吃摊上卖面条了。那时小吃摊是没有面条的，吃面条要上红旗饭店。
演出的剧目是状元与乞丐。写的人潦草，读的人也塞责。也不一定是塞责，那年月，认得乞丐二字的人还真不多。我当时正读小学三年级，也认成状元吃面。只是我没有念出声音，心中踌躇。
这件事只所以过去了五十多年了还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状元与乞丐的牵扯我挨了父亲的一顿狠揍。
倒不是我认不出状元与乞丐几个字。
我家的住地三面环池塘，池塘里喂养了鱼。那年月，哪个池塘不养鱼呢？一面高出水面三尺许的三角红旗招展，宣示着池塘管理者的主权。那年月这样的景致随处可见，而我却有幸不在被管理之列：我实在太小，也或许是管理者希冀我家能协助管理至少不宜与我为敌。得此便利我放学了便常常在池塘钓鱼。鱼钩是烧红后的缝衣针，钓竿是挂蚊帐的竹竿。蓬头稚子学垂纶，运气好我也能钓到半碗小鱼。
忽一日来镇上出演状元与乞丐的剧团的一位演员也来池塘钓鱼，他的钓竿是三截竹竿连接的，他一个小时就能钓到三五斤鱼，有时甚至于上十斤。我开了眼界，套用现在的话是与外部接轨了，我知道了渔具的重要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然那时我还抽象不到此高度，我只是想要一付好钓杆。
那演员钓了鱼便藏在我家的菜地里，对我的贿赂便是能随他进剧院看戏。以前我想看戏，只能在散场前五分钟，或者家里来客人了，父亲请客，我能被带进场。其他时间想看戏只能从厕所旁翻院墙和提前藏匿台底，但每次都会被看场子的张三李四捉拿撵出。
能光明正大地看戏了，而我的心思却转到了渔具上。
当时藕池镇子中心还有一个鱼塘，就是那个藕池镇赖以得名的池塘。不过那时因为养鱼，塘中已经没有荷花了。又因为在镇子中心，周围住户多，防护措施就很到位：四周扎了竹竿制的栅栏。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和发小谢生安实施了渔具计划。确实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计划的前期得以顺利实施：我们各“顺”了三根竹竿。
这个情节确实不是我编造，那个鱼塘的中间有一块陆地，像个孤岛，靠一条路与镇子相连。岛上面有砖瓦房子，据说解放前是商会，当时是镇公所，现在好像又是工商行政管理局了。藕池的朋友们一定知道的。
我的渔具计划后来功败垂成。父亲用那三根竹竿中的一根让我受用了一生。
谢生安后来读了商校，再后来当了兵，再再后来他娶了我初中的同届校友，他战友的妻子又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因了这些关系他和我前年重逢，麻将桌上欢聚了数日，谈起往事恍若昨日。他现在发了，居某省会，他邀请我去某省会玩，只是我迄今未成行。
我们都没有谈起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不提，我当然也不好意思提，他应该不会是忘了吧？当时第二天他就慰问了我，夸我声音嘹亮高昂。
二、史绍柏
史绍柏是我发小中最早“走”的一位，才读二年级就走了。那年春上他没来上学我就去他家里找他，他家里人说他已经病死了，但没告诉我死因。
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他。
我已经记不清他到底是叫史绍柏还是叫史绍伯了，印象中是叫史绍伯的。但他有两个哥哥，伯又是老大的意思，姑且叫史绍柏吧。他住在河堤内侧，从挂剧院公示牌的巷子上去右拐第三家。当时的堤外还很有几户人家的，现在都成河滩了。藕池凋落了。
但当时的藕池却是兴旺的，有小汉口之称。北门口蒋家塔搬运公司门前的河码头长年停着往返南县的轮船，不下雨下雪的日子，我和史绍柏晚饭后就伏在栏杆上看轮船，涨水时可以看到白鱀豚在河道中心跳跃，白鱀豚是学名，我们当时叫它们江猪子，“江猪子拜风了！”我们喊。“河底下还有蝗鱼，大的有一两千斤，只是它们不拜风，我们就看不到了。”史绍柏说。我很佩服史绍柏知识的渊博，我好多年以后才知道蝗鱼学名中华鲟。除了江猪子和蝗鱼，我们还天南海北的胡侃。只是侃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全然不记得了。但那时我和他却是快乐的，无知无识无忧无虑的无来由的快乐！
由藕池河上溯二十里便到了裕公镇，藕池河在这里与长江分汊。我后来学徒时到过裕公镇，特意去看了分汊处：正值长江汛期，浩瀚的长江波涛汹涌，犬奔狼突，当时我很有些震撼。再后来出差汉口，我说汉水往下流经过哪儿呢？同行的老肖大笑不止，“就你还初中生，没学过中国地理？”原来长江的支流并不像莲藕或树木，枝条从主干逸出。亏得地理课老师还夸我长江的示意图画得好。
我追忆过我与史绍柏的友谊基础，他请我吃过一汤匙西瓜。确实他请我吃过一汤匙西瓜。确实他只请我吃过一汤匙西瓜。
史绍柏的祖父是人民银行的职员，退休后住在银行宿舍里。那栋宿舍旁有块小隙地，确实很小很小的地，仅够他植一棵西瓜苗，那株西瓜苗长大后结了一个西瓜。也许不只结了一个西瓜，但我看到时藤蔓已经蔫了，再无果实。史绍柏在祖父的宿舍里抱出凉水镇过的西瓜，他一汤匙，我一汤匙。“不能再吃了，我祖父发现就麻烦了！”史绍柏的论断是英明的，我们刚离开就听到了他祖父歇斯底里的骂声，“天杀的，你们是饿牢里出来的呀！”
藕池镇有一条与藕池河平行的主街中山路，但卫生院、邮局、银行却在与主街平行的辅街。我后来看到过一个资料，说是在以船运为主的年代，江南集镇的主要街道都与河流平行。
我在蒋在兵的葬礼上见到过史绍柏的二哥史绍炳，他是蒋在兵的小姐夫，短小精悍，像极史绍柏。他和我打招呼，我说你还认得我？他说藕池的几个老人当然认得！我想起他是藕池镇的文艺工作积极分子，镇上每次汇演必有他的保留节目天门渔鼓。
他的大哥我却完全没有印象了。
三、臭蛋
这里臭蛋不是名词，不是臭了的蛋。是形容词，形容两个人不共戴天。这么说臭蛋又应该是“仇”蛋。但如此又文理不通，姑作臭蛋吧。
臭蛋还可能只是藕池少年的专用词，因为我没有在藕池以外的地方听到过这个词，也没有在成人世界里听到过这个词。
那时我们常常用这个词：某某是某某的臭蛋。某某和某某臭蛋了。一旦两个人“臭蛋”了，就老死不相往来了。我至今不解：小小年纪，蛋黄还没散呢，哪来那么大的仇啊？当然现在再探究的臭蛋的原因，恐怕很多当事人自己都不好意思：哪有上得了台面的原因啊！
我那时也有一个臭蛋，只不过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我是被“臭蛋”。而且我“被臭蛋”得莫名其妙。
至今我也还莫名其妙。
我们都住在小西门，在我们成为臭蛋之前几乎每天一道上学放学，“关系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当然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两个人可以好得只穿一条裤子，但我们那时候确实好得恨不得每天一道上学放学。
我那天照样去他家等他上学。
“不理你了，我和你成臭蛋了！”
我以为他开玩笑。
“真不理你了，真成臭蛋了！”他进屋不再理我，他的家人也不招呼我。看样子我和他成臭蛋是实事了，我只好一个人闷头去上学，在学校里我又喊过他几次，他彻底不理我，于是我接受了我和他是臭蛋的事实。
在我的记忆中我和他是臭蛋的唯一实证是他破坏了我的捕鱼企图。“臭蛋！”他叫我，并把泥土掷在我的拦网前，惊跑了有可能进到我的拦网里的鱼。我没有应战，或者我的潜意思里还是没有把他当作臭蛋：他是在行使正当权力。大跃进时烽火社在大西门、小西门与城区之间挖了条界沟，界沟内的财产都属烽火社所有，当然包括了水里的鱼。他的父母是烽火社社员，他那时已辍学，也可能属于社员了，他当然有权力制止我的侵权行为。
当时的烽火社是藕池镇的菜篮子工程单位，社员户口界于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之间。应该属农村户口，但又有略低于城镇户口定量的粮食供应。按说我和他即使上溯到父辈也应该无结仇的可能，但是谁又能说父辈就一定没有结过仇呢？毕竟都是藕池人。
我隐出了他的姓名。他比我略大，不可能看到我的文章，他的子孙就说不定了。如果因了我的文章使仇怨在家族中传承，那就违背我的初衷了。
你还好吗，我的臭蛋朋友！我还是想说一声：我一直就没有把你当作臭蛋！
除了他，我还与两位发小在臭蛋与非臭蛋之间游离过，界线不清。
刘少和与周六一成了臭蛋，起因不明。问题是我和两人都有交情。“你和他好就不能和我好！”谁说的我不记得了，也许只是外交惯例。
完全和谁好和谁不好我都做不到。结果是刘少和彻底与我断交，周六一与我若即若离。刘少和先是和我一起到藕池建筑队学徒，这期间我们还是没有讲话。他后来又跳槽到了荆州市水利工程队，他因此躲过了插队，那以后我们再未谋面，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或者他原谅我了吗？周六一前几年还常碰到。碰到了，笑笑，打个招呼，也许确实无话可说吧。儿时的懵懂，都还记得吗？又有几年未见他了，应该还好吧。
他应该是在石首市档案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在我辈中应该是混得较好的。
四、藕池大火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号，上了年纪的藕池人都记得的日子。上午十点左右，蒋家塔上空冒出了黑烟，刹那间黑烟就笼罩了东南半边天空。“失火了！”大人们惊慌失措，全力赶去救火，我们则抱头鼠窜。那天北风很大，至少六级，奔跑中我感觉到天上像下了雨。天上明明有太阳，原来是风吹来的大人们抛向空中灭火的水。
那场大火到下午三点左右才被扑灭，从蒋家塔到倪家塔的房屋全部烧尽。傍晚我曾想巡视火场，但热浪逼人，我只能望望残墙断垣，有几处残墙上写着很大的“变”字。那时候讲三面红旗，时代正在求变。
变变变，藕池大改变！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号那一天，从蒋家塔变到了公安县！
还有人记得这首略带伤感的儿歌吗？
但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伤感，我的家在那场大火中幸存。大火烧了闹市区，却独留下西北一隅。大西门小西门全是茅草屋，不是更好烧吗？
大火后我们还发了点小财，我们在废墟上刨出了好多整瓶的墨水，我们把墨水倒掉，空瓶子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一个瓶子两分钱。当然我留了一瓶墨水，买的话一瓶墨水要两角四分钱。我一个学期要用一瓶墨水，也许要用两瓶。
那次火灾据说是蒋家塔附近有人翻盖茅屋引发。那么大的风，茅匠竟然还在苫草时抽烟，他不是放火么？也有人说茅匠只是替罪羊，那么大的风，他不可能抽烟！孰是孰非，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反正那茅匠被判了两年刑。
二十多天后我又亲历了一场火灾，不过与那场大火相比就小儿科了。连小儿科也算不上，仅烧了一户房子。
但我却愧疚至今。那场火可以说由我引发，至少与我脱不了干系。其所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晚上母亲要我去黄伯母家借筛子，用来筛捡出我家菜地的种子杂质。黄伯母家的筛子挂在墙壁上，墙壁上还挂了件簔衣。说是墙壁，其实是芦苇编的，壁上也未糊泥。那时的房屋多数如此。记得黄伯母一手举灯一手去取筛子。灯是煤油灯，也没有灯罩，灯一举起来火舌就挨到了簔衣，瞬间火就上了屋顶。我和黄伯母就呆呆地看着大火烧了起来，直到屋顶上燃烧的物件掉下来了我们才想到要跑出屋子。
黄伯母的房子刚做了一年，她和我家也并无亲戚关系，喊伯母也就是普通邻居间的称谓。不知道事后我家是否对她有补偿，真的是太对不起她了。
那晚好像也是刮的北风，只是没有五月三号的风大。但我们两家房子离得近，并且我家在下风，她家燃起的火球直往我家屋上打，我们不停地往我家屋顶上洒水。我的班主任彭位朝老师也上了我家屋顶洒水、拨火球。
好在我们两家都是独门独户。
第二天彭老师没有要我交检讨书，本来我要交检讨书的。记不得原因了，应该是第N次在课堂上看课外书籍了吧。
五、彭老师
早晨洗脸照了照镜子，眼袋又大了。年前似乎还没有眼袋的，好多人都说我生得年轻。
不觉岁月催老了容颜！
彭老师这一节我至少写了五个开头。现在我决定照实写，有人说不能直面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
小学毕业我未能考上中学，肯定不是成绩的原因。“听说今年考试第某名在我们学校！”进教室前就有同学议论。事后我想这个第某名只能是我，否则学校不会不提。虽说那时不兴排名次，但第某名毕竟是学校的荣耀。不提，只能是提了尴尬。
也许我忖度错了，占了哪位同学的先，拱手了。好在时过境迁，没有谁会再认真。
同学们拿到通知书后一个个走出了教室，终于教室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望着空荡荡的教室我失声问：“彭老师，怎么没有我？我怎么办？”
记得彭老师发完通知书后并没有立刻离开教室。
“回去吧。真想读书明年再来我班上考。”彭老师走出了教室，没有再回头看我。
我丢魂失魄地回到家里，大人并没有责备我，显然他们比我先知道了结果。
小小的船，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那时候我很爱读书。那时候我很想读书。但那时候我不能读书了。
我在镇子里游荡，每个星期六我都会到王子喜和王治祥家里问他们回来了吗。实际上他们只能一个月回来一次，我知道，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去问。
两位发小还记得吗，那时你们没有嫌我烦吧？
那次相聚时谢生安对我说他小时候找王子喜玩，王子喜的父母就会不高兴，怕误了王子喜学习。我当时就想，王子喜的父母那时一定把我当作了激励王子喜上进的好教材了吧。
王子喜，当年我为你的今天作出过贡献吗？
我多数时间泡在镇上的文化馆里，文化馆里大多是老年人，那里有间棋艺室。一个整天泡在文化馆埋头读书的少年绝对是另类风景。
我至今还记得我在文化馆里读到过的王蒙小说中的句子：我坐在列车上，静听着车轮的咣当咣当声，这声音将把我送到北京，送到春节里。
那时候只要想读书，还是有书可读的。
终于又到了次年考试的日子。
记得那年下了场大雨，进我家的路泡在了水里。彭老师一手提鞋，一手挽着裤管进了我家，这个镜头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现在还有这样的老师吗？还有明知有风险也要让学生读书的老师吗？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我们终于走出了那个令人迷惘的年代。人类社会前进的道路虽然曲折，但却总能一次次在曲折中前行！
我插队后曾和王治祥去看过彭老师，他那时结婚了，住着斗室，一床、一桌、一椅，清贫得很。他为我们一人倒了杯开水，问我还爱看书么，我说找得到就看。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去看过他，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并不是我不想再见他，我不敢，我怕我会羞愧。
我退休后还是和高士兵去藕池一小找过他，他已退休回陡湖堤儿子家了，连电话号码也没有留下。我委托过高士兵打探他的消息。“我每天都会在邮局的院子里散步，你们来一定找得到我！”看来彭老师还是希望我们去看他的。高士兵那时还在陡湖堤工地上从事管理，陡湖堤离石首满打满算也就六十公里，但是我还是没有去看他。
去年有陡湖堤的发小到石首来，我和邓杏菊一起去聚了。他们一定诧异，我与他们差了一级，一直没有参与过他们的聚会。
席间我问起彭老师，刘修华说彭老师已经不在了。我有点不相信彭老师已经不在了。但愿刘修华弄错了。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的心情。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
太高大、太深远了，彭老师不一定愿意听。还是为彭老师朗诵我们小时候的课文吧，彭老师听着一定亲切：
清早起来打开窗户一望，田野一片绿，天空一片蓝......
六、苏氏锅盔
仔仔细细地读了熊新明同学的《公安锅盔》：构思新颖，语言幽默，让我在品味美味时神回故里。谢谢了！建议同学们读读，也是一种享受。
苏师傅锅盔的烤炉好像就摆在学堂堤街的十字路口，下去就是藕池一小。锅盔也不贵，五分钱一个，但于那时的我们却好像是奢侈品，大人不可能每天给我们五分钱。我那时钟爱的小吃是两分钱一根的油条、两分钱一对的汽水粑（也可以一分钱买半边）、一分钱一块的娃糕。油糍粑的价格记不清了，不知是一分还是两分，应该是两分吧。这些小吃可以上摊点买，也有人提篮叫卖。“大脑壳，卖油货。不要你的钱，只把你的个大脑壳，剃成个两半边！”这首儿歌逻辑紊乱，不知所云，但我们那时候却百唱不厌。对我们的歌唱，大脑壳一般充耳不闻，只希冀我们买他的油货。
大脑壳姓李，也住学堂堤街，他有个侄女好像也和我们是同学。他旁边还住有一个卖炒黄豆的婆婆。炒黄豆用酒盅量，一分钱一小盅，两分钱一大盅，我时有光顾。她的生意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未曾停止，“政府特批的。”说来也怪，那时我们已经以黄豆碗豆为主食了，但我有时也还是要去买她的炒黄豆。
她的隔壁还住有一个卖乌龟肉的，乌龟肉不标价，随你意思意思，有时不付钱也可提走。“他只是砸乌龟壳卖钱！”但记忆中很少有藕池人白提过他的乌龟肉，“叫花子吃的东西！”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却没有看到他卖乌龟肉了。
我八十年代到藕池时苏远亮同学已经继承了衣缽，并且出于蓝胜于蓝了。锅盔色泽金黄、清香扑鼻，尝一尝，外酥里嫩。锅盔也升值了，一元钱一个。我买了两个，我一个，高士兵一个。我付钱时苏远亮同学讪讪地笑。高士兵在离开他后告诉我苏远亮同学身上有伤，疼得受不了医生就开了吗啡，“不想就成瘾了。”我的心隐隐地疼。
忘了他为何负伤了。苏远亮同学你现在还好吗？
我赞成熊新明同学的观点：现在的锅盔质量越来越差了，味道犹不可寻。我曾经要求锅盔店的师傅给我烤一个纯素的锅盔，我按牛肉价付钱，他说没有调料。我买了大蒜，自己在家调好了味拿去请他烤，他烤了，连形似也没有做到。遑论味道了。
我们还可以吃到苏家锅盔吗？那种清香扑鼻、色泽金黄，外酥里嫩的锅盔，我们记忆中的锅盔。也许它也只是在我们的记忆中存在过。
七、南口
如果你没有在睡梦中被呼唤渡船的声音惊醒过，你一定不是藕池人。或者说你一定不是八十年代前出生的藕池人。
北风呼啸的冬夜，睡意正浓，常常有过河哟，过河哟的声音飘在镇子的上空，持久而顽强。“又有谁家有急事要过河了。”母亲说。我一泡尿宕了很久，尿脬正发胀，懵懂地下床摸了尿壶尿了，又慌慌地爬上床蒙头睡去。因为有了半夜呼渡声，我改写了尿床的频率。原来我一直不清楚渡船为什么只能停在河对岸，现在我想那一定就是为了唤醒睡梦中的我们。
从三星楼下去约一里就到了南口渡口。翻堤就是河埠头。北岸的埠头至今没有变动，南岸的埠头，也就是藕池这边的埠头则随着季节迁移，上下幅度两华里。
现在五十岁以上的藕池人有谁敢说自己不知道南口，有谁敢说自己没有在南口坐过渡船。现在五十岁以上的藕池人又有谁童年时没有在晴朗的下午，在北岸眼巴巴地望着渡船。
如果你没有眼巴巴地望过渡船，你的家境一定可以。那时候藕池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基本上可以用捡柴禾烧和买柴禾烧来划分。捡柴禾烧的家庭，家大口阔，大人多半没有固定收入；买柴禾烧的家庭，成员构造简单，大人有固定收入。藕池的家庭买柴禾烧的很少。
一到下午三点，北岸的柴禾担子就开始聚集。层岩叠嶂。层岩叠嶂啊，只有用层岩叠嶂来形容才贴切。人挤人，人叠人，柴禾担子叠柴禾担子。渡船来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往渡船上挤，呼兄唤弟、呼姐唤妹，此情此景一直要延续到天黑，十几条船也忙不过来。我一直诧异，如此混乱的渡口，怎么就没出过一次安全事故，我们是怎么做到的，特别是在河水满满荡荡的汛期？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特意回了次藕池。十二公里，八元钱，大约二十分钟，藕池桥一呼而过。返回时我走了南口，轮渡一元，在南口上车七元，还是八元钱。
站在北岸埠头回望，藕池河萎缩了，清澈明亮，安静得像条小沟渠。它甚至没有我插队时的沙场河宽阔，沙场河是内流河。真不敢相信中华鲟、白鱀豚曾经从这里游过。
上堤，堤下没有了记忆中的芦苇丛，南口镇房舍俨然。
我发现南口镇的主街垂直于藕池河！
八、北口
假如你忘记了北口，你不必惶恐，我也是写了南口才想起来还有个北口。
相较于人们上县城必经的南口，北口就没那么重要了，它只连结天心洲。六十年代末随着南北渡口间界河的淤堵，它也就消失了。天心洲的人也走了南口。
我这样说你肯定想得起来，那条界河全长五里，也是长江的支流，藕池河的船只也可从这里进入长江，它干涸后，人们还从河底挖出了一条日寇炸沉的轮船，“挖出时坛子里的盐菜还是香的！”文革前我在蒋家塔看过对岸挖船的队伍：人来人往、红旗招展！
还是说北口。
我第一次过河就是在北口。
北口的渡船比南口的大，也许那次是特意安排的。老师要我们个子小的坐在船仑中间，个子大点的坐在两边。开船了，我心中忐忑，一动也不敢动，耳朵中只有江水的哗哗声和桨扣的吱呀声。要靠岸了，我更紧张，双手抓牢了两边的同学，“船靠岸时会有一撞！”还好，只是轻轻地撞了一下。老师护着我们一个个上了岸。我们走在跳板上小心翼翼，船上和岸上保护的老师也小心翼翼。刚上岸时我的脚像踩在棉花里，人晕晕乎乎，两三步后我找回了感觉，也和前面的同学一样撒丫子跑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支农，到天心洲捡棉花。老师肯定有宣传动员的，但我忘记了，或者我那时根本就记不住。我只记得我们劳动了一个星期，我的最高纪录是一天捡了五斤棉花。也有同学一天捡了一百多斤，我信，也不信。
我们白天在大食堂吃饭。据说全中国人都可以随便在食堂吃饭了，共产主义快实现了，我们很快乐。晚上在天心洲小学开地铺。一个星期和同学日夜生活在一起，我们更快乐。
关于北口的第二次记忆我就不那么快乐了。
好像从五年级的星期天开始，我加入了南口的捡柴禾大军。南口的柴禾质量不怎么好，芦苇是空心，不禁烧。北口的柴禾是刚柴，实心，禁烧，但路程比南口远了一倍还多。南口下堤就是柴山，最远五里，北口到柴山有十二里。
我至今不清楚刚柴的学名，以为是蒹葭，百度了，好像不是。刚柴是汉阳造纸厂的主要原材料，有哪位同学知道它的学名的告诉我。
那个星期天我们决定到北口捡刚柴，不光是因为它禁烧，还因为它可以做房子的围护结构。那时候的房子都用它做内外墙壁的。
下午四点钟我们就捡好了，但我们不能马上走，“要天黑了看山的走了我们才能走！”可能我们那时的“捡”不怎么合法吧。界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
月牙儿挂在中天，有青蛙咕咕地叫，我的肚子也咕咕地叫，十二里路无限漫长。不时有伙伴的担子半道上被哥哥姐姐接走。我的姐姐也在队伍里，我们只能企盼长年奔波在外的父亲今天能回家。终于我们听到了父亲的喊声，姐姐接过我的担子的那一刻，我跌坐在了地上。
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北口。
......
有一个歇后语只属于藕池人,说人二：杨林寺的队伍，二五七五。
杨林寺在藕池上游五里，抗日战争时期驻扎过国民革命军二五七五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