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基础教育教材大国，但按照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我国目前还很难说得上是基础教育教材强国。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是教育高质量发展专业保障体系的建设重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中指出：要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
构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需要教材学提供坚实的理论指导。我国教材学建设问题是近期国内教育科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
笔者担任国家统编高中教材主编20年，又是两个国家级基础教育教材重点研究基地的学术委员，不仅对教材建设有着切身体会，而且对教材建设问题有着持续深入研究，并结合自身经历和研究，围绕此话题发表过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但这些文章并没有系统地探讨我国教材学建设问题，纯粹属于基于个人经验的学科教材建设中的个别问题研究。
在此，拟结合笔者参与国家教材建设的经历和思考，谈谈我国教材学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的定位问题和关键的学术研究问题。
一、中国教材学的定位
我国教材学建设首先必须明确教材学的定位。定位不准，理论的学术价值及社会价值会大打折扣，无法有效指导精品教材的建设。基于20年高中统编教材的主编经验，针对我国教材学的定位，笔者认为要回答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问题：理论生长的土壤、话语体系的性质、教材学的学科地位、教材学理论研究的根本目标。针对这几个问题，笔者在长期的教材编写实践中体会到：
一要根植中国本土经验。正如华东师范大学陈霜叶教授所说：在支撑教材制度建设的中国方案中，中国教育制度目前最能彰显的优势在于：第一，众多的师生与教育从业人员；第二，已经分层分工的专业师资队伍体系（特级教师、高级教师、教研员等）与丰富的专业实践共同体实践和动员机制；第三，自上而下强大的系统性资源、人力动员与组织协调能力，可以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其他国家的教育系统中不会同时具备这三项制度优势。再加上教材建设上升为国家事权，具有政治优势，以及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优势，是教材建设大国。
中国独有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大国优势为教材学建设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动样例，总结这些实践样例，能够让人类更加清楚地解析教材建设的活动过程，更加准确地发掘教材建设的规律，为中小学教材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因此，教材学研究队伍要扎根于本土经验，深入发掘本土案例，把中国教材建设的各项优势转化为理论优势。
二要构建自主话语体系。笔者认为，在教育科学研究的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建设中，教材学是最有可能贡献自主话语体系的。在教育科学研究中，话语体系建设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大量借鉴国外的范式，二是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范式。而教材学研究是最有可能为中国教育科学自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突破性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
因为在国外教育科学研究中教材研究同样属于边缘状态，处于课程论和教学论的依附状态，没有形成独立的教材学，这就使得我国教材学的理论建构因为缺乏国外足够强大的理论体系倚靠而不得不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得不走自己的路。但这条自主话语体系建设道路的创新性在于要融合多学科的成果，创新出教材学理论的中国特色话语。
教材学研究是跨学科综合研究，面对教材建设，要综合运用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伦理学、法学、博弈论等各个学科提供的视角去发掘教材建设的规律，认识教材建设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因素，透视教材建设中各方利益和观念的博弈妥协。但借鉴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要以形成教材学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为依归，而不是某个其他学科在教材研究的应用，这是摆在我国教材学建设过程中的重大挑战：继承人类文明中各学科的优秀成果，创新性地发展出属于教材学自有的话语体系。
三要成为承上启下的独立学科。在课程、教材与教学的基础教育教学序列中，教材既是课程的重要载体，又是教学的重要依据，但是它又并不依附于课程，也不依附于教学，具有自己的独立性，教材建设活动具有自身独特的性质、规律和要求。这意味着教材学应该从课程论、教学论中独立出来，应该成为教育科学独立的研究对象，构建独立的理论话语体系。
但是又因为它与课程、教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教材学既要观照、支持课程建设，又要观照、支持教学活动。基于上述复杂的关系，由过去的教学论走向今天的课程与教学论，走向未来的“课程、教材与教学论”，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教育科学研究中理论发展逻辑的内在必然。
四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我国教材学不是终极之问的纯理论学科（虽然它需要终极之问），而是回应国家重大现实需求的应用性学科。它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经验，但又不能停留在经验总结层面，需要研究者从经验中升华出带一般性的理论；它不能局限在理论梦呓状态，让理论飘浮在空中，而是要让理论服务于我国教材建设中面临的重大挑战，指导精品教材的建设。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教材学研究者应该牢记国家关于基础教育的几个重大战略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基于国家重大战略目标，围绕精品教材建设中的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再以深刻的理论指导精品教材建设，促进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实现，这才是我国教材学应该遵循的建设路径，是我国教材学应有的气象。
二、中国教材学研究的关键问题
教材建设包括教材编写、使用和管理等活动，核心是教材编写活动。笔者有着20年主编我国高中统编教材的经验，也参与了香港澳门的相关教材建设，对教材编写中以下问题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而这几个问题也是当前精品教材建设中亟须回应的关键研究问题，是教材学理论的生长点。
一是转化问题。转化问题的界定和成功解决关系着教材学能否成为独立的学科。从笔者的经历看，教材建设的中国特色体现在“二重转化问题”：第一重转化是学科知识体系向教材知识体系的转化，第二重转化是教材知识体系向教学知识体系的转化。作为教材编写者，需要解决的是第一重转化问题，具体包括学科语言向教材语言的转化，学科逻辑向教材逻辑的转化等具体问题。
作为教材使用者的教师，需要解决的是第二重转化问题，具体包括学科语言向课堂教学语言的转化，学科逻辑向课堂教学逻辑的转化等问题。
这两重转化问题可以重合，合为一个转化问题。但是，在我国，这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属于明显不同的两个转化问题，因为教材知识体系可能因为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教学习惯被调整。
尤其是在新教材使用之初，按照老教材的知识体系理解新教材成为广大教师的习惯性行为，也因为我国的教材语言和教材逻辑是各种语言与逻辑的折中，并不完全等同于课堂教学语言和课堂教学逻辑，从而在使用时需要进行二次转化，二次转化能力成为中国教师专业成长中必备的关键能力。“二重转化问题”因此可以视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材建设研究问题。
二是生成问题。教材是知识的载体，但它并非学科知识体系的简单复制。教材学的“生成问题”是回答教材知识究竟是谁的知识，即教材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出来的。笔者发现，我国教材知识体系生成的鲜明特点是存在“二重生成现象”：
第一重生成现象是纸质载体知识体系的生成，它是参与教材建设各方博弈、协商和妥协的结果；第二重生成现象则是指教师在使用过程中并非原原本本忠实于纸质载体上的知识，而是不仅可能修改教材知识体系的逻辑，而且会增加和补充新知识。
第二重生成现象在顶级学校，尤其是高中学段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二重生成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若驾驭不当，则可能因为混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区别，从而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但无论哪一重生成现象，目前均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重视，几乎属于研究的空白领域。
三是衔接问题。无论是我国内地的教材建设，还是我国香港澳门的教材建设，“衔接问题”是教师普遍抱怨的问题之一。这种衔接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横向不衔接、纵向不衔接。横向不衔接是指各门课程的教材内容不衔接，要么表现为同一内容在不同课程中的不必要重复，要么表现为学习某一学科时需要另一门学科的知识作为基础，而另一门学科或不提供相关基础，或提供的知识基础滞后。
纵向不衔接则是指同一门课程的教材在不同学段不衔接，没有实现螺旋式上升。纵向不衔接问题尤以笔者参与的课程最为严重，以至于党中央不得不实施“大中小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工程。其实，不仅思想政治课程的教材编写要重视一体化建设，其他课程的教材建设同样要重视一体化建设。
四是媒介问题。20年来笔者主编的都是纸质教材，但是随着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教材的数字化建设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加以重点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中明确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
教育数字化的重点之一是教材建设的数字化。广义而言，教材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包括狭义教材、教师用书、学习辅助资料等。目前数字化程度较高的是学习辅助资源，狭义的教材建设依然局限在纸质教材。随着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狭义教材应该如何数字化？能否融合狭义教材、教师用书、学习辅助资源而创新出广义教材家族的新形态？……这些问题不仅是我国教材建设实践面临的挑战，更需要我国学者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三、结束语
我国教材学建设既是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需要，又是我国教育科学自主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需要。推进我国教材学的研究要坚持“顶天立地”的原则，顶理论的天，立实践的地，从我国教材建设的广阔实践中生成有价值的理论。我国教材学建设不仅是教育科学研究者的使命，更是教材编写者的使命。教材编写者应该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构建教材学的理论体系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注：本文刊发于《新课程评论》2023/11「名家」栏目。本文摘要、关键词与参考文献等详情见纸刊。
转自：“新课程评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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