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孙俍工的《论说文作法讲义》既是20世纪20年代初国文教材建设的“应需之作”，也是系统阐释白话论说文写作理论的奠基之作、开山之作。孙俍工将说明文与辩论文归为一类，不仅突出了论说文在阐释、说理、辩驳方面的本质，还强调了其在论证性、逻辑性方面的特征。对文类系统与作法系统的构建，充分体现了孙俍工国文教育“以作法为中心”的科学化构想；把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各种文体统摄起来加以分类的探索，是现代文体分类的一大创造。该书还吸收了现代逻辑学的理论，使论说文写作步入科学化的轨道。
【关键词】论说文，写作教材，国文教育，科学化，文体分类，作法
在中国古代“以文治国”的文化语境中，论说文因专于阐发见解、说明事理而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以降，面对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以及报刊崛起的时代际遇，论说文更是扮演了启蒙思想、变革社会的重要角色。新文学运动以来，随着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一种具有全新思想内容、文体形态、书写范式的现代论说文诞生。文体革新的实践必然催生写作理论研究的兴起。考察20世纪前期的论说文写作理论，孙俍工的《论说文作法讲义》（以下简称《讲义》）不容忽视，它不仅是现代分文体写作教材的开山之作，也是最早的一部系统阐释白话论说文写作理论的专门教材。通过对《讲义》的考察，我们不仅能触摸到孙俍工的教材编写理念及国文教育思想，也能感受到他致力于新文化建设的良苦用心和家国情怀。
一、冒险的航行者：《讲义》的编写初衷
新文化运动犹如沉沉黑夜中的一声春雷，对当时的文学界、教育界造成了很大震动。孙俍工早年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后来又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骁将。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国文教育改革和教材编著上。这本《讲义》成书于1924年，是他在南京东大附中执教国文时的讲义。放在今天看，这种介绍写作方法的书籍并没有多少价值，但在20年代初期，这类作文法讲义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沈从文所说，“在当时大有助于一般中学教员国文教学和初学执笔从事写作的，或应数孙俍工先生编写的《新诗作法》一类启蒙书。这些为中学生示范参考书，目下说来似无何等价值，但在当时一般社会是有它的广泛意义的”［1］。
从《讲义》序言看，孙俍工编写此书的主要用意在于国文教学改革以及教材建设。自胡适、陈独秀启动文学革命以来，白话文的声势如日中天。为了稳住阵脚、扩大战果，借助国文教育这个“经典确立”和“文学生产”机制来壮大新文学势力，新文学主将通过各种运作促成了白话文在国文教育中获得法定身份。但是将“国文”改为“国语”容易，而在实践层面推行白话文却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问题主要出在白话文写作教学上。白话文因其浅显通俗的优势，阅读起来并不困难，但对于习惯了用文言写作的人们，白话文写作并非易事。钱基博就对当时作文教学改用语体文持谨慎态度：“不论是‘语体文’，是‘文言’，既然叫到文，必定是个‘有系统有组织’的文字……读者诸君，切勿误会是‘语体文’便可拔起笔来，胡乱写满一张纸，就算数的。”［2］道理很简单，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它背后还隐藏着一套文化观念、审美习惯和书写规范。对于习惯了用文言写作的人们而言，毕竟他们对白话文写作很生疏，传统的那些零星、笼统的写作理论也无法起到指导作用。加上当时白话文尚处于初创期，并没有多少可以借用的写作经验，许多国文教师也都是古文背景出身，以至于白话文写作教学陷入无序状态。因此，不论从推广普及新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国文教学的现实需要看，都需要建构一套白话文写作理论及方法体系。孙俍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教记叙文时应教记叙文作法，教论说文时应教论说文作法，教小说时应教小说作法。”［3］就是说，为了让白话文站稳脚跟，让白话文写作变得易掌握、易推广，推动文言写作教育向白话写作教育转换，建构一套全新的白话文写作理论及方法体系显得尤为迫切。
教材居于教育变革的中心位置，国文教育改革的实绩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教材编写上。自从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以来，语文教材也逐渐从传统的综合性向分科教学的纯语文性过渡。但是直到五四前夕，文言文依旧占主导地位，语文教材依旧沿袭传统文选本子的老路。虽然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20年通令各学校逐步采用白话文教科书，但由于当时白话文范本较少，国文教材的编写一时难以取得突破，特别是中学语文教材编写进展十分迟缓。对此孙俍工坦言，当时的国文教材中“编次较有条理而适于中学程度用的”，严格地说“一种都没有”，教材的缺乏成了“国语文运动的一大障碍”。［4］在他看来，如果不下功夫解决教材缺乏的问题，“不但国语文建设的希望达不到，就是现在已有的这点根基，恐怕都难于保存”［5］。因为抓住了教材建设，也就抓住了教育改革的牛鼻子。出于对新文化运动以及对国语文建设的坚定支持，孙俍工除不遗余力地执鞭教坛外，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教材编写上。1922年8月，在上海吴淞中学任教的孙俍工与同事沈仲九合编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由民智书局出版，这是最早的中学白话文教科书。该书专选现代人写的白话作品，又重在文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是其一大特色。不过相对于其他教材编写者，孙俍工更是看到了当时写作教材建设的薄弱点。他不仅在后来编写的几套国文教材中融入文体写作知识，还在亲身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整理编写了几本分文体写作教材，如《记叙文作法讲义》《论说文作法讲义》《小说作法讲义》《诗歌作法讲义》《戏剧作法讲义》等，这些教材不仅全部采用白话文编写，而且开分文体编著写作教材的先河，这在当时十分罕见。孙俍工在《讲义》的序言中自称为“冒险的航行者”，而编写这一系列作文法教材的初衷是试图在国文教学的海洋里，“探出一条正确路径，避开那些看不出来的暗礁，指给我们几桩具体的系统的方法，也好让我们来比较得失，也好给我们从容取则，也好有个津逮可寻”［6］。在他看来，编写作文法教材，不单是为了解决国文教材短缺的问题，更是为国文教育改革尤其是白话文写作教育探出一条路子来。
二、论说文体的近代变革以及《讲义》对论说文本体的认识
论说文在古代堪称文章之大宗，是士大夫阶层发表意见和阐述思想的主要方式。晚清以降，面对日益衰微的国势，许多仁人志士借用报刊这个新的媒介平台议论时局、阐发政见。正所谓“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7］，迅速崛起的报刊，不仅促使传统“士大夫”身份向现代“知识分子”角色转换，也深刻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论说”方式。特别是五四时期，论说文以其长于说理攻战、启蒙宣传的优势成为文化斗士最重要的言说方式。围绕《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舆论阵地，形成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先驱为主的论说文作者群。他们的白话论说文既有长枪大炮式的篇幅较长的文艺性政论，也有匕首式的短小精悍的随感录，还有评论、杂记、通信、讨论、答问、编者按等，成为白话文盛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8］相对于古文的简约、含蓄，白话论说文以直白、修饰见长，具有文言文无法比拟的细密、严谨、自由等特征，显示出传统论说文无法具备的说理优势。文体的变革必然会促进理论上的探讨与总结。虽然孙俍工的这本《讲义》出版时间不是最早的，却是五四后首部系统总结论说文写作规律与方法的专门教材。书中大胆借鉴西方文体学、逻辑学和修辞学理论，所用范例均取自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名篇名作，堪称现代论说文写作理论的奠基之作。
《讲义》探讨的首要问题是对论说文本体的认识。伴随着传统论说文文体的蜕变、转型，陈望道、高语罕、孙俍工等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融合西方文体学理论，构建起了一套白话论说文写作理论体系。不同的是，陈望道、高语罕都将说明文、辩论文分开论述，梁启超只提到辩论文这一种，而孙俍工则将说明文与辩论文整合在一起论述。在《讲义》的绪论中，孙俍工开宗明义提出：论说文就是说明和辩论两种文体的合称。对于为什么要进行文体整合，他解释道：“按照作文法的分类，本有记载文、纪叙文、说明文（解释）、辩论文（议论）、诱导文五种，但以前四种为最重要；现在依着性质相近而又很有连带关系的分做两大类：一是包括记载文与纪叙文的记叙文，一是包括说明文与辩论文的论说文。”［9］就是说，他根据“性质相近”的原则将陈望道划分出的五种文体整合成了两种，而理由则是“二种体裁粗略地看来，每每不易辨别”［10］。在他看来，“辩论文与说明文关系最密切”，因为“说明文以使人理解为主旨，辩论文以改变他人的意向为目的，也非使人对于作者自己的主张详细理解不可，这是两者的旨趣完全相同的处所”［11］。孙俍工将说明文与辩论文整合在一起的主张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因为先秦时期的“说”与“论”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关系。“说”原是“悦”的本字，最初具有愉悦、开释、言说等义，其“言说”义则由“用语言使人愉悦”的义项发展而来。在那个百家争鸣、“说者为伍”的社会中，人们普遍重视辩说，并且在长期的辩说实践中懂得了如何通过言语使人解除疑虑、获得愉悦，如何使自己的言说具有可信度与说服力。这就使先秦时的论说文具有了“使人愉悦”的特征：在解说道理的同时使人愉悦，在使人愉悦的基础上解说道理。只是后来随着社会生活的需要以及文体分类的精细，“说”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其文体功能也侧重于解释、说明。孙俍工将说明文与辩论文归为一类，这不仅表明他看到了普遍存在的文体交叉、互渗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文体分类过于烦琐的倾向，更加契合论说文写作的实际。因为要想把一个话题或命题说得清楚明白，通常会用浅显的事实或道理来说服人，而列举这些事实或道理自然要用到论证；反过来，要论证一个观点，必然要进行适当的阐释与铺垫，这是论说文得以展开的重要基础。
《讲义》在界定概念时，还强调了其在论证性、逻辑性方面的特征。古代论说文虽然很发达，但大都偏重于下论断，而极少作严密的论证。比如贾谊的《过秦论》，大部分篇幅都在叙述秦国由强盛走向灭亡的过程，只有最后一段才有少量的分析论证，这显然与中华民族重经验、体悟而轻逻辑、推理的文化思维有关。近代以来，受西方哲学、逻辑学的影响，论说文写作也逐渐强化了推理论证、逻辑演绎的成分。如孙俍工认为辩论文是一种“使人信服作者自己的主张的文章”，“就是作者对于一桩事情的见解，无论所主张的是或非、善或恶、美或丑，只要确定了后，就把这种主张用文字向他人发表出去，使他人也有与作者同样的主张”，其目的在于“发表作者自己的思想，改变他人的意向”。［12］看得出，孙俍工对辩论文所下的定义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这是现代论说文迥异于古代论说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此外，孙俍工还看到了论说文与时代的紧密关系，认识到论说文在针砭时弊、干预现实方面的重要功用。古代论说文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的乱世，论说文干预现实的社会功能不言而喻。但是明清以来，文人疏离现实的倾向十分明显，论说文关注现实、针砭时弊的功能有所弱化。孙俍工对此极为不满，他痛斥中国的文人“向来只会读陈腐的书籍，不喜欢谈论当代国家社会里的重要问题；一摇笔作文，便是‘美人’‘芳草’‘风云月露’这一派无关痛痒的话；有时虽也发发议论，但也不过是用了一种空空洞洞的话，骂一骂那些陈死的古人，如什么‘秦始皇焚书坑儒论’‘汉武帝罢黜百家论’那一类的议论罢了”［13］。据此他提出现代论说文的两大特点：“材料是现代的——采取国家社会问题和现代的知识思想；方法是科学的——适用论理学、心理学、修辞学等原则；所以我们能够把素来对于思想知识方面的缺陷，都可借辩论文来增添改正或是发展：这可见辩论文的重要了”［14］。而学做现代辩论文“可以养成一种推理正确，思想精细，知识丰富的学者”，“可以鼓吹自己的主张，攻驳他人的谬论”。这些见解在当时都是言之凿凿、极为深刻的。
三、科学化与现代化：《讲义》对论说文写作理论的系统化建构
五四时期，科学教育思潮借助民主、科学这股强劲的东风涨溢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科学化”“科学教育化”的口号高唱入云。部分国文教师在科学精神的鼓舞下，对传统重道轻器、重悟轻法的写作教育范式进行反思，力图建构一套彰显科学精神、凸显方法色彩的白话文写作理论体系。梁启超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开篇中就明示：“我所讲的这种研究法，可以成立与否，还不能定，不过我总希望多带一点科学的精神。”［15］这表明当时国文界已认识到文法、作法知识的重要性，追求国文教学的科学化、高效化已成为有识之士的自觉追求。
身为国文教育改革先锋的孙俍工，也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他对国文教育科学化的热切向往。早在漳州二师、长沙一师、中国公学附中担任国文教员时，他就与舒新城等积极实验美国的道尔顿教学方法，由其与沈仲九合作编写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不仅解决了当时国文教材的问题，“而且廓清了初中学生的腐旧思想，代入了一种前进的科学化的新的思想”［16］。由于孙俍工对国文教育的突出贡献，国民政府教育部在组建中小学课程标准编订委员会时将他确定为中学国文科的召集人。这期间，他提出了“以作法为中心的单元教学法”设想，旨在“把国文所包含的各种体裁，精细地作一个横的剖解，使学者对于国文的各种体裁的组织——篇章节句语法修辞以及各体材料的区别，材料的来源，取材的方法，结构的方法，描叙的方法等有充分地明了，能自由地分析总合及活用”［17］。他抱怨“向来教授国文，很不注重科学方法。间有讲方法的，亦只限于什么词章，训诂，义理，音调等稍带神秘性的标榜”［18］。在他看来，那种神而明之、玄而又玄的所谓“方法”算不上科学方法，而构建以作法为中心的国文教学体系，容易达到能读能作的目的，也适合客观的科学化的分析研究。
就《讲义》这本书来看，孙俍工构建“以作法为中心”的国文教学体系，主要体现在对文类系统与作法系统的建构上。
先来看文类系统的建构。五四以来，国人渐以情感、想象等指标衡量文学，传统的文学被肢解为文学与非文学两种基本类型。除了诗歌、小说和戏曲，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种类都被排斥在文学界墙外。为了淡化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二元对立，一些学者试图以表达方式为依据，寻求一种通用的、基础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分类方式。如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就将文体分为记载文、纪叙文、解释文、论辨文、诱导文五种。孙俍工则主张文体分类要兼顾到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并将文章分为“实用文”与“美文”两大类，其中“实用文”又分为记叙文、论说文两类，前者包含记载文、纪叙文，属于“知的文”和“事物的文”；后者包含说明文、辩论文和诱导文，既属于“知的文”“意的文”，又属于“思想的文”。这比陈望道的分类更科学，更有系统性。同理，教材也可分为属于内容的“讲读教材”和属于形式的“方法教材”，并且它们在各个学段的使用都有系统的安排。如对于方法教材，初中第一学年重在语法与记叙文作法，第二学年偏重于论说文作法，第三学年重在文艺文作法及修辞学。显然，这个文类系统兼顾实用文与文艺文两类文体，其由易到难的使用原则不仅符合学习心理，也使学生对于各种体式和内容“有一个完全的有系统的认识与理解”［19］。后来他干脆提出“应该把国文一词统统系于文学一名词之下”（注：根据上下文语境，这里的“国文”应该指“文章”）［20］，意思是将所有文章都纳入文学范畴，只不过有“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分而已。这种划分虽然失之于宽泛，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对立。而他将论说文归入“杂文学”范畴，既能区分出它与纯文学之间的差异，又在文学领地为其留下了位置，这是现代文体分类的一大创造。
再来看作法系统的建构。我国传统文章学信奉文章写作的“神而明之”，对于写作理论的研究容易陈义过高，流于玄妙。新文学运动以来，随着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的主导地位，以文言文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文章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研究现代汉语文法、修辞以及白话文作法成了一种风气，写作理论的研究更加重视实践性、操作性。就论说文文体而言，虽然陈望道、高语罕、梁启超的作文法讲义中均有涉及，但多停留在“是什么”的本体论层面，而对“怎么做”的技术理论研究并不深入。孙俍工的这本《讲义》不仅系统阐释论说文写作规律与技法，还充分吸收了西方逻辑学的理论，使论说文写作步入科学化的轨道。如他指出辩论文的题目“是有断定语”的，就是“甲是乙”或“甲非乙”的形式，也即“含有主词与表词的形式意义都完全的句子”［21］，这是从语法的角度描述了“命题”这一概念。再如论据，他将逻辑学中的因果论、例证论、譬喻论、符号论（孙俍工称其为“记号论”）作为证据的构成基础，指出证据与断定之间具有因果互证性，认为因果论与例证论具有连带关系，强调比喻论与例证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从两件不同事理的许多类似特点上推论得到相似的断定，后者是从实验或观察所得的法则推及未知的东西。可以说，孙俍工这本《讲义》很大程度上是以逻辑学为纲的议论文写作理论体系建构，它不仅为议论文的教学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策略，也找到了现代逻辑学知识进入语文课程的适切载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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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指出：“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参见胡适，刘师培.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论文杂记［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93~94. 朱自清也认为，“白话文之所以盛行”，“大半靠《新青年》里那些白话论文 （文言的很少），那些达意的文字；新文化运动更靠着达意的文字。这是白话宜于说理论辩的实据”。参见朱自清. 朱自清全集·文言白话杂论（第四卷）［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349~350.
［15］梁启超. 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M］. 上海：中华书局，1923：1.
［16］孙俍工. 抗战时期中学国文选［M］. 成都：诚达印书馆，1938：序言.
［17］［18］孙俍工. 我对于中学国文教学的意见：以作法为中心的单元教学［J］. 图书评论，1932，1（2）.
［19］孙俍工. 从中学底国文说到大学底国文：教材底联络与支配：著者自所著书一个简明的系统（附图表）［J］. 新学生，1931（创刊号）.
［20］孙俍工. 二十九年度国文建设运动之展望［J］. 中国青年（重庆），1940，2（2）.
（崔正升：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
[本文原载于《语文建设》2022年11月(上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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